商报记者 虞洪波 综合报道
据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等官媒11月14日午夜消息，著名党史专家、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因病医治无效，于当天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15日凌晨，复旦大学微信公众号发文缅怀校友金冲及：镌刻历史，亦融入时代。从上海到北京，从复旦大学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一生笔耕不辍，成果斐然，既为世人留下中国近代史领域具有开辟意义的史学力作，更有一部部伟人传记和党史研究著作，展现了不凡的史学眼界、治学能力和人生智慧。
●少年结缘历史
放弃化学，投身革命分段读大学
1930年12月，金冲及生于上海。中学时期，他在历史课上取得高分，并着手阅读《史记》《纲鉴易知录》《白话本国史》等史学书籍。
高中毕业时，17岁的少年金冲及面临着一次重要的人生抉择：是选择就业机会多的化工系，还是选择自己钟爱却较难找工作的历史系？当时，高校招生是各自分开进行的，他已被一所大学的化工系录取。经过紧张的思想斗争，他坚定地选择复旦大学史地系，自此开启了与复旦、与历史学的缘分。
入学后，他用功学习，但彼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愈发恶化、国民党开展各种倒行逆施，让金冲及实在无法只埋头书桌“不关窗外事”。
这个有正义感的年轻人，见证了乱世与不公，不甘心只埋头苦读，而是横下心、全身心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中。
也是在这一时期，金冲及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理论，并在1948年初秘密加入了党组织。8月，国民党政府特种刑事法庭以“扰乱治安、危害民国”的罪名传讯并通缉了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被秘密地安全转移。
上海解放后，金冲及重新回到复旦大学，全身心投入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作为学生代表，他担任了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校学生会主席等，同时坚持上课。
●青年教授历史
兼课老师意外成了学术专家
1951年，金冲及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后担任校团委书记、教务处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等职。隔年，复旦大学党委鼓励有条件的行政人员在系里兼课。
虽说工作量增大，但金冲及十分愿意。1952年，恰逢全国院系调整，教育部规定大学历史要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范围来设置课程。
对金冲及来说，这既是挑战，亦是难得的机遇。在备课、授课过程中，金冲及反复对中国近代史加以研究，如同慢慢挖掘一座学术宝藏。
1953年起，金冲及与胡绳武开始在复旦大学给学生讲“中国近代史”。1960年起，他又陆续带过5个硕士研究生（当时叫“副博士研究生”），给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
1954年2月，《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了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文章提出了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划分。当时，金冲及大胆提出不同看法：中国近代历史划分的标准，应把“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同时，他对孙守任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提出自己新的见解。
1955年春节，金冲及用一整天的时间写出《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他寄到《历史研究》编辑部，本想和胡绳商榷，不料很快就发表了，并引起史学界的重视。
这篇重要史学研究成果，开启了他的学术生涯。
同年，金冲及撰写《论1895年到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一文，发表在《复旦大学学报》上。1956年，他又在《复旦大学学报》发表了《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并由《人民日报》学术版专门介绍。
“撰史上课都应该充满感情”
金冲及先生的学生、复旦大学历史系张广智教授曾于2015年4月13日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过一篇《斜阳冉冉，青山永恒——金冲及先生印象记》的文章。文章的部分内容是：
我是1959年进校的，记得我们班级共有九十八人，为复旦历史系史上学生人数招得最多的一届。
1239教室坐得满满当当，先生信步走上讲台，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自鸦片战争起，鸦片战争自林则徐禁烟始。
“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先生在课堂上那斩钉截铁的声音，恍若（艺术家）赵丹在电影《林则徐》中的念白，真情感动了大家。
平时读先生的书与文，感悟到他笔端所流露出来的真情；听他讲的课，更能直接感知他的情感，喜怒哀乐，溢于言表。2015年1月28日，我在电话中又说到了上课的情景，先生回应道：“一个历史学家，应严格恪守求真，更不能歪曲历史。但他决不是一个‘客观主义者’，无论是撰史还是上课，都应该充满感情。”
即使工作岗位和任务变动，他也不疏离教育战线，自1984年开始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常务副主任后，工作再繁忙，任务再艰巨，也依然不能忘情于下一代史学人才的培养，还兼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仅在母校母系所带出来的博士研究生就有六名。
●暮年钻研党史
半百之后开始为伟人立传
1981年夏天，金冲及由文化部借调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参与《周恩来传》的编写工作。1983年，金冲及正式调入；隔年，他担任研究室副主任，1991年又任常务副主任，直至2004年离休。
知天命之年，金冲及不仅要参加编辑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文集、文献汇编，还要研究这些领导人的思想和生平，编写他们的传记，可谓是新的压力：“以往对中共党史只有一些常识，没有做过什么研究。到了50岁才大改行，步入这个新的领域，这是我的弱点。”
为此，他全身心浸泡在浩如烟海的原始档案中。无数个日夜，为弄清不少史实的细枝末节而耗尽心力。
秉持着这种精神，在研究室三十几年的时光中，金冲及主编了《毛泽东传（1893—1949）》《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共同主编了《毛泽东传（1949—1976）》《陈云传》《李富春传》，前两种分别获得第三届和第一届国家图书奖。他也曾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在胡绳的主持下，参与编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除编写领袖人物传记外，金冲及还参加了一些领袖人物年谱的编辑工作。
他还著有《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获2016年中国好书奖）等；和胡绳武教授合著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获第一届郭沫若历史学奖）等。
今年3月，金冲及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从三大战役看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一文。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环球时报、新民晚报、文汇报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网，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