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身边的“上校组长”
1945年10月，蒋介石政府军统局局长、特务头子戴笠率队乘虚而入，开始接收上海。
一朝天子一朝臣。戴笠接管上海后，开始大规模“肃奸”（即逮捕惩治汪伪人员）。作为汪伪“红人”，李时雨此时面临选择：要么深度隐蔽，继续潜伏在上海；要么去解放区。在等待党组织指示期间，李时雨的旧日“好友”、大律师余祥琴由浙江回沪，来到他的家中。余祥琴说他此时是军统上海沪郊情报站站长，他劝李时雨不要离开上海，跟他干。李时雨本来不愿和军统打交道，但想到打入军统能为党获取更多的重要情报，便说：“我愿意跟祥琴兄干，但听说军统要肃奸……”余祥琴不以为然：“我既让你留下，就能保你的性命。沪郊情报站过去报了些吃空饷的名额，随便给你安一个就行。”余祥琴要他再拉一些警察局的人，作为进“组织”的见面礼。
李时雨将与余祥琴的谈话内容向刘人寿、张执一作了汇报。几天后，他们通知李时雨说，党组织已研究决定让他将计就计，打入军统去进行工作。这样，李时雨便以“党国特遣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进入了军统。其实戴笠对他还是有所了解的。有一天，余祥琴约李时雨去见他的老师、青帮头目杜月笙。恰巧戴笠来了，余即向戴介绍李。戴笠头一句话就说：“我知道你。听余祥琴同志说过，你能干，你在东北组织过抗日义勇军，打进南京伪组织后为党国做了不少工作。”李时雨说：“那是戴先生领导得好。”戴笠接着说：“你在陈公博旁边工作，没有被李士群的76号发现，能混下来，就算有办法，不容易呀！”此后，李时雨又听过戴笠几次讲话，对这个特务头子的印象是“阴险狡诈，时而凶神恶煞，时而道貌岸然，变化多端，反复无常”。在余祥琴推荐下，戴笠亲自任命李时雨为军统上海二站第二组上校组长。
二组是社会组，专搞上海社会动态，即每日发生的重大事情。李时雨逐步深入魔窟，利用职权之便，既能经常同特务头目接触，又能直接看到军统总部对上海所属各站的指令、通报及通知等机密文件。他及时把耳闻目睹的情况写成情报，上报组织。由于党组织较早掌握了军统的行动计划和迫害、暗杀的“黑名单”，得以及时通知已被监视、跟踪甚至要被暗杀的共产党地下人员和进步名流，使他们尽快摆脱险境。同时第二组的首要任务是“肃奸”，总部列出100多名汪伪政府高级官员名单，要李时雨提供详细地址。李时雨对名单上的汉奸早已恨入骨髓，现在正是以恶除恶的好时机。他迅速把掌握的情况报给军统本部，那些汉奸纷纷落网。李时雨在“肃奸”中立了大功，受到戴笠的褒奖，但危险于此时不期而至。
原来，军统特务在审查汉奸时获悉，日本宪兵队曾经破获的天津地下党组织与李时雨有牵连，并为此逮捕过他的太太孙静云。军法处处长沈维翰立即向正在北平搞“接收”的戴笠发去密电，请示逮捕李时雨。而戴笠认为李时雨是内部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不可能是共产党；况且他入军统后卓有建树，不同意逮捕。不巧的是，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由北平返回上海转南京途中坠机身亡。戴笠死后，军统内部相互倾轧更为加剧。督查处和军法处开始对李时雨暗中侦察。李时雨将危险处境向张执一作了汇报，张执一决定让李时雨找机会撤出上海，到东北去找陶铸接关系。于是李时雨买了去北平的飞机票。
可是，就在9月17日李时雨欲乘机离开的前一天，军统特务抢先一步将其逮捕，关押在军统看守所。李时雨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敌人就用毒打、压杠子、灌凉水等酷刑拷问，但始终未查出“异党”罪行，加上外边的同志和朋友托人疏通，３个多月后，案卷被送到上海法院，李时雨转押至上海提篮桥监狱。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蒋家王朝风雨飘摇，1949年2月李时雨终被取保释放。他出狱后很快与张执一接上了关系，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以上海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继续从事情报工作。李时雨往来于国民党军警机关之中，婉转宣传我党政策，正告他们保护一切公共资料和卷宗档案。李时雨的活动引起了上海公安局局长、保密局头子毛森的注意，曾派特务进行盯梢。张执一再次决定李时雨撤出上海，并送来接关系的信件和路费。
同年4月，李时雨和孙静云取道香港来到和平解放后的北平，将中共驻香港办事处提供的情报资料转交军管会。由此，这位在魔窟里战斗了15年的共产党员，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他激动地赋诗曰：“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曾在中共中央社会部、政务院情报总署、军委联络部等部门任职。孙静云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文革”中李时雨备受冲击。1978年李时雨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离休后，他将平生积蓄奉献给家乡巴彦县，被县委命名为“李时雨奖学金”，用以奖励优秀学生。然而那无形战线上的刀光剑影、峥嵘岁月，无时不在他心头萦绕。李时雨为此笔耕不辍，撰写了《敌营十五年》《烽火历程》等书，回顾历史，启迪后人。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同志病逝于北京，走完他91载传奇人生。（完）
据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