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又文
1949年前，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的秘书，实为隐蔽战线上的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国家部委司局级干部，实为党的统战工作者。其真实身份直到去世30年后才被解密。他就是为北平和平解放立下汗马功劳的阎又文。一个潜伏者的传奇，揭开国共暗战中的内幕与波澜。
深受赏识的“机要秘书”
日本投降后，国共之间矛盾升温，蒋介石一边假意和谈一边积极抢占地盘，准备再次发动内战。因此，在国民党主力部队中开展情报工作，掌握他们的动向成为我党考虑的重点之一。
1945年8月下旬，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边保）工作的王玉，接到了上级交派的任务：到绥远（今内蒙古地区）傅作义部队中去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而此时，党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快七年了。这个阎又文还是当年的阎又文吗？边保的领导提醒王玉，阎又文有变坏的可能，但以组织对他的了解，更大的可能他仍然是党的好同志，仍然忠于党的信仰。
阎又文，1914年7月6日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今万荣县）荣河镇。1936年在山西大学法学院读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员杜任之、张友渔等领导的进步文化活动。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阎又文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七里铺训练班第二期结业后，被中共西北局社会部安排到国民党西北军阀马鸿逵部队，后到傅作义将军的部队中从事抗日工作。阎又文才华出众，文笔极好，加上他与傅作义是荣河同乡，很快得到傅的赏识，做了傅的私人秘书和长官部文书。抗战开始后的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在傅作义的部队协助政工，潘纪文和阎又文也是荣河县同乡，二人经常谈论局势，使阎加深了对中共抗战政策的认识。1938年潘纪文介绍阎又文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时傅作义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驻绥远五原县（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辖县）。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派中央监察委员姚大海从重庆来到五原百川堡，以“考察”为名，要傅排除共产党。傅作义出于无奈，只得将各军政机构中共产党的政工干部送回延安，特派员潘纪文也在“礼送出境”之列。由于事出紧急，来不及做出妥当安排，阎又文自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王玉此行的任务就是恢复党组织和阎又文的联系。山西人王玉化装成皮货商，来到包头。正在发愁阎又文无处可寻时，一天在饭馆吃饭，王玉听到一个国民党军官口音与自己相近，于是上前攀上了老乡。此人名叫薛起禄，是傅作义部队司令部机要室秘书。王玉又是上烟又是敬酒，两人越聊越近乎，很快称兄道弟。王玉报上了自己的化名“张治公”，并编造了个在绥远工作的弟弟张治忠，说弟弟曾给家里来信嘱咐，家里如给他去信，可托阎又文长官转交。王玉假意向薛起禄打听“弟弟”的下落，随口询问了一下谁是阎又文。薛起禄自然不知道无中生有的“张治忠”，但他给了王玉最需要的信息：“阎又文，他是傅长官的秘书啊！”
王玉闻之大喜，更加放开手段笼络薛起禄，请客、送礼自不在话下。几天后，薛起禄把王玉带进了戒备森严的傅作义长官司令部阎又文的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几个人，薛起禄也在身旁，王玉只能按照自己以前的说法，把“找弟弟”的事说了一遍。阎又文上下打量了王玉一番，说了一句“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便低头继续看报。王玉只好退身出来。
几天后，王玉打听到阎又文的家庭住址，提了糕点和皮货直接登门拜访。阎又文的母亲把王玉领进屋。对这个莫名其妙通过自己来“找弟弟”的王玉，阎又文很是警惕。阎母在场，王玉也不好亮明身份，仍旧不住嘴地絮叨着找弟弟的事。待到阎母转身出屋，王玉一改之前点头哈腰的姿态，接连问了三个问题“你叫阎又文吗”“你是山西荣河人”“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阎又文先是疑惑不解，但对方的提问言之凿凿，只得点头称是。王玉决定单刀直入：“阎又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党中央派我来找你。”对于这个不速之客，阎又文一时不敢相信，毕竟与组织已失去联系多年。但只是犹豫片刻，便情绪激动地跨前一步，握住王玉的手说：“多少年了，我总盼着这一天啊！”
这是王玉后来在回忆时提供的情节，但有的人总觉得，这样直接亮明身份的见面方式，双方都太冒险。有着长期地下工作经验的刘光人说：“的确是冒险，但阎又文与组织断线七年，根本没有预定的接头方式。对方要么是同志，要么是敌人，只能冒险求证了。”阎又文在失去组织关系七年后，终于通过王玉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阎又文领着王玉走进自己开设的一家布店。此后，这家布店就成了两人的秘密联络点。王玉来之前，延安边保的领导特意嘱咐：一是和阎又文建立绝密单线联系，不允许和任何地方组织发生关系；二是要阎又文了解、掌握重大的具有战略性的政治军事情报，了解、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别的一律不要搞，以免增加暴露的风险。”这样，在敌占区与阎又文联系的只有王玉一个人。而在解放区，知晓阎又文身份的只有边保和中共中央社会部（对内称情报部）的几位高层领导；再往上，则直接联系到周恩来、毛泽东。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转到中共中央社会部，这条情报线更被压缩到阎又文-王玉-罗青长（中央情报部一室主任）-李克农（中央情报部部长），足见中央对这条情报线的重视和保护。这也是日后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难以被世人知晓的重要原因。
此时，阎又文已是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兼任十二战区机关报《奋斗日报》社社长。更为有利的条件是，他作为机要秘书，深得傅作义的赏识和信任。傅作义主持的军事、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负责记录，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傅作义曾对周围的人说：“只有又文写出的东西和我的思想吻合，他用的语言和我想要说的一样。”傅作义不会想到，最了解他想法的人竟然是一位中共秘密党员！阎又文和王玉在布店里密谈了几次，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和蒋的矛盾等，作了详细的讲述。阎又文特别提到，傅作义已经被拉到了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他的部队很可能进攻绥东解放区。
王玉立即将情报传送到驻扎在绥东丰镇的华北我军某部。果然，1946年6月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绥东战役开始。华北我军避其锋芒，有计划地战略撤退，并没有与傅作义部队发生大规模战斗。若干年后，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这样评价：“阎又文的情报，对我华北野战军免受更大的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未完待续）据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