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上旬，邓小平（时名邓希贤）初次抵达黄浦江畔——赴法勤工俭学的启航地。这是他一生中重要转折的起点，也是他与申城跨越大半个世纪的深厚情缘之始。7年后，他再度来沪，已成为担负重任的职业革命家。
“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
1926年初，邓小平离开法国，根据党的安排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翌年春，他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职；7月初，他赴武汉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1927年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迁回上海。不久，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秘书（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后为中央事务秘书长，悉心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
因处于白色恐怖中，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多隐蔽于租界里弄，如中央政治局机关在上海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中央政治局联络点在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后为石门一路336弄9号，现为兴业太古汇）。柏德里的中央政治局联络点系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黄玠然（早年在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曾回忆：“实际上这个地方负责处理中央机关日常工作，我们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那时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每天都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凡是中央各部门大的事情，主要的由恩来同志解决问题。机关的工作、事务工作，那是要小平同志负责的，两个人是不可分离的。”
1928年4月底起，为了筹备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相继离沪。上海的留守中央由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负责，邓小平协助工作。5月2日，留守中央开始举行常委会议。其间，李维汉暂住上海浙江路清和坊沿街的一楼一底砖木结构房屋（今浙江中路112号），这里也是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邓小平在底层开设杂货店，出售肥皂、草纸、火柴等日用品，以掩护秘密机关。李维汉曾回忆：“‘六大’期间，我先是住在静安寺，那时，每天上午任弼时、邓小平和我要碰头一次，商量工作。参加碰头的还有熊瑾玎和一个内部交通员。我们大多在二马路（今九江路）的一个酒楼碰头。我觉得静安寺离开二马路太远，来回不方便，就由中央秘书处在清和坊的烟纸店前楼布置了我的住家。这个地方邓小平也去过。”张纪恩（早年在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曾回忆：“一九二八年八月底、九月初，我在浙江路清和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这个地方是党中央的机关，楼下开了一家烟纸店做掩护，听说这店由邓小平经办。”
1928年夏，中央秘书处机关设于上海青海路善庆坊21号（后为青海路19弄21号，现是上海广电大厦绿地）和小沙渡路遵义里11号（后为西康路24弄11号，现是恒隆广场），均系石库门房屋，中央给各地党组织的指示都从这里发出。中央秘书处下设文书科，负责收发、保管文件和进行油印、密写；翻译科，负责文件翻译、书刊翻译、口头翻译；内交科，负责与上海各中央机关的联络，传递文件；外交科，负责中央与各省党组织的联络，传递文件、信函、党刊，护送干部，采购并运送军用物资；会计科，负责筹措经费、保障活动开支、接待各地同志。邓小平机智果断，善于统一调度、合理安排，使中央秘书处这个极重要的综合办事机构在险恶环境下高效运转。
中共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机关仍设在上海云南路447号。此系钢筋水泥结构的三开间街面房屋（与天蟾舞台建筑融合），楼上用于办公和开会（对外称为“福兴商号”），底层由二房东周赉生使用，开办生黎医院。这个秘密机关隔壁是热闹的天蟾舞台（今天蟾逸夫舞台），又与生黎医院为邻，所以人员进出比较方便和安全。
朱端绶（早年在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做过“福兴商号”的红色“老板娘”，她曾回忆：邓小平“常来我们这个机关”“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他“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并“常在会上发言”。李维汉曾回忆：“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那时，中央政治局开会后，邓小平总要认真检查各项决定的落实情况。
“那个时候很危险啊！半分钟都差不得”
当年，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事务秘书长，频繁往来于中央各部门，他非常谨慎，努力保证万无一失。他平时在穿着上特别注意：在租界闹市，就穿绸缎袍子或马褂；到平民聚居地段，就穿工人服装，以免被特务盯上。刘英（早年在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张闻天的夫人）曾回忆：“第一次认识小平同志是他同周恩来同志到李维汉同志那里谈工作”“他们来经常化装”“到租界穿得讲究，到平民地方穿工人衣服，所以就不容易被坏人发现”。
尽管如此，惊心动魄的险情还是一再出现。邓小平曾回忆：“我们在上海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有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有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是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
1928年4月15日上午，邓小平在上海爱文义路望德里（后为北京西路1060弄，现是银发大厦）中共中央联络点与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谈完工作，刚走出后门，租界巡捕房的警探便从前门闯入。他看见门外一名扮成鞋匠的中央特科同志做个手势，就知道出事了，立即快步离开。还有一次，中央特科获悉租界巡捕房已发现周恩来的住处，就安排相关人员紧急撤离，但同住的邓小平在外办事，无法通知他。当邓小平返回时，刚敲门想进去，屋里搜查者中的一名中央特科内线故意答应一声，他一听门内的声音不对，转身就走。对于这两次“最大的危险”，他后来曾感叹：“那个时候很危险啊！半分钟都差不得！”
罗亦农英勇就义时，中央特科已确定出卖他的是因违反党纪、贪图享受而多次受批评的霍家新、贺治华（亦作贺稚华）夫妇。邓小平在采取必要步骤的同时，参与了铲除叛徒的决策。李维汉曾回忆：“我和小平共同作出决定，要把他们干掉。在秘书处楼上，我和特科的同志接了头，作了布置。为了使贺稚华、霍家新相信我们对他们没有怀疑，见面后，我说了些应付的话，说你们受惊了，还是要躲一下，另外找个房子住，要他们在搬家后把地址告诉某某同志”“因为是我亲自去的，他们就相信组织上没有怀疑他们，所以搬家后就把地址通知了某某同志，而这个人就是特科的人”。
关于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刘昌文的《开江贺氏三兄妹》披露：“1928年初，贺治华（四川开江人）、霍家新在莫斯科的学业结束，党组织安排两人回国工作”“霍家新当了中央领导人罗亦农的秘书，贺治华任中央妇委会委员”“为了逃避白色恐怖带来的巨大压力，以物质生活填补精神的空虚，霍家新、贺治华罔顾组织纪律，频繁出入酒吧、舞厅、歌厅，寻欢作乐”“1928年4月14日晚，上海英租界（应为公共租界）巡捕房，打扮时髦的贺治华找到英国巡捕洛克。贺治华开门见山，说手里掌握着共产党一批领导人的姓名和地址，还有350多人的共产党员名单，只要对方能出5万美元和两本出国护照，她就和盘托出，双方达成交易”。1928年4月25日清晨，上海蒲石路（今长乐路）一幢住宅前，突然出现“迎亲队伍”，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中央特科“红队”成员冲入房内，在二楼夺回叛徒与租界巡捕房讨价还价而尚未交出的党员名单，霍家新被击毙，贺治华中枪受伤，装死侥幸逃生。
第二天，这次锄奸行动见诸报章，引起市民关注。郑超麟（早年在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曾回忆：“黄昏时候，邓希贤走了来，向我讨晚报看。我立即出去买一张晚报。那上面登载了今日法租界发生的一件暗杀案”“新搬来的一对夫妇，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伤，但没有死。我立即明白了，一声不响地把报纸递给他”。（未完待续）据解放日报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