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徐昕
7月2日，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一位男子突发心肌梗塞晕倒在自动扶梯口，这时医院门诊部护士长单银娣正好经过，立即展开一场生死急救，为患者进行胸外按压。不到两分钟，十余名医护人员赶到现场施救。十分钟后，患者恢复自主循环。现场急救为他赢得了宝贵时间。目前病人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这位患者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他发病的地点正好在医院里，最早对他施救的护士长启动了院内突发事件医疗应急预案，众多专业医护人员争分夺秒，把握住了抢救的“黄金四分钟”。我们也可以试想一下，假如这件事发生在医院以外的地方，情况会如何？
同样是在浙江，两个普通人给出了很好的回答。7月5日，宁波市的一个篮球场里，一名男生打球时突然倒地不起，一旁打球的鄞州实验中学初二学生盛徐荦通过观察意识到这是心脏骤停的典型表现，立刻对倒地男生实施心肺复苏；随后市民徐得立对男生实施人工呼吸，直到11分钟后急救人员赶到。经过及时抢救，倒地男生病情暂时稳定，正在进一步救治中。
这两个发生在浙江的成功案例，也让我们对前不久17岁羽毛球运动员张志杰的不幸离世更感痛惜。医疗专家认为，张志杰在赛场上倒地不起，首先要考虑心脏骤停，如果按照正确的救治流程，这种情况是有可能被抢救回来的。一些媒体和组织认为，生命至上是赛场的最高规则，世界羽联应该修订规则，让运动员能够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现场抢救如此重要，要实施正确的现场救治，有很多因素是不可或缺的。首先是常识。在医院里就不用说了，在宁波的那个案例中，15岁的救人少年盛徐荦是根据观察，发现倒地男生身体抽搐并伴有喘息式呼吸，判断出这是心脏骤停的；其次是技巧，一个胸部按压，一个人工呼吸，盛徐荦和徐得立显然具备一定的急救技巧，这跟平时媒体的宣传和有关机构的培训密不可分；还有就是设施，张志杰离世后，很多媒体关注运动场馆和体育赛事AED（自动体外除颤器）的配置问题。将AED配置从运动场馆延伸到公共场所，也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说到急救设施的普及，其实还有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想起几年前单位举办运动会，专门请了一辆救护车停在体育场边待命。笔者跟几个同事经过那里，还笑话说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表现——如今想来，这种想法真是大错特错。应急预案和急救设施绝非一种摆设，它们的意义就在于防患于未然。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无用”的，我们也希望它们不会被用到。可是当危险发生时，它们是真正能救命的。明白了这个道理，AED这类急救设施的推广和普及，就应该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小时候我们乘坐的公交车都是三级踏板的，而今大部分公交车都只有一级踏板，乘客尤其是老年人上下车变得更加安全；早年的地铁车站是没有屏蔽门的，如今屏蔽门是地铁的标配；以前工程车、渣土车凶猛，如今这些车辆在右转弯时必须先停车观察再起步……我们身边的这些点滴变化，背后可能都曾有过相应的案例和教训。AED这类急救设施也是一样。在杭州，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配置了AED，搜索“杭州AED在线”小程序，可以快速找到附近的AED设备。这是一种进步。一个更安全更有爱的社会，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慢慢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