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岑嵘
日前，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我在上海开出租》的书，作者是一个35岁的“沪漂”，他一边开出租一边坚持写作。有评论认为这本书是“一部出租车版《深夜食堂》，让人在阅读中感受到生活的真谛。”
笔者联想到最近几年大热的短剧。这些短剧大多数内容浮夸悬空，不是总裁隐姓埋名被羞辱，就是有亿万家产的二代因低调被歧视，总之一切都是和总裁有关。这些短剧和生活毫无关联，着重表现的是对金钱和权力的幻想。
我们通常把这种剧称为“爽剧”，之所以“爽”是编剧在每一集都会制造出一些悬念和冲突。“爽剧”之所以有大量的观众，这和人们的大脑机制有关。这些短剧每次都会提供新的刺激（例如欺辱、报复、尊贵身份等），人们便忍不住点开下一集，如此往复就变得着迷和上瘾，不知不觉看了几十集。然而通过这些短剧，人们既体会不到世间的真情，也没有获得任何有用的知识，只有智商被不断拉低。
什么是好的作品？早些年我看过一本纪录片《最后的棒棒》，讲的是重庆的挑夫（棒棒）真实的生活，为了真实体现棒棒们的生活，导演和这些棒棒同吃同住一起干活。这本纪录片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没有悬疑离奇的情节，有的只是平凡且不易的生活，但每一集都是那么吸引人。
在《我在上海开出租》这本书之前，还有一本《我在北京送快递》，同样收获了大量读者的关注。这些书也许从专业的文学批评角度来看，文字和表现力都有欠缺，但它们却真实地表达了这个时代的一部分。
《我在上海开出租》的作者说，当这趟载客一结束，遇到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他会找一个地方停下车把故事记下来，一般情况都是晚上回去之后或者第二天休息的时候记录。因此，这些故事最可贵地方是它真实、接地气。
我们既不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不能活在虚构的世界里。影视和文学应该给读者打开一扇窗，提供一个真实的世界，我们需要了解同一片天空下，不同群体的真实生活。人与人只有更深刻地相互了解，才能更多地为彼此考虑。
我每天夜班回家经过一个路口时，总会遇到一些烧烤摊把路挡住，让人无法行走。后来我发现，有一对每天来摆摊的夫妻，总是带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坐在边上，他可能要和父母一起待到凌晨一两点钟，别的小朋友早已进入梦乡。如果是下雨天，孩子也会穿个雨衣坐在那里。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他们的生活多么不易。
我看到新闻说某品牌的咖啡店连续发生多起和顾客争执乃至动手的事件。其实作为顾客，如果真正了解店员的辛苦——一天要出几千杯咖啡，也许就不会这么不停催促。而店员，如果理解上班族的焦虑和压力，也许也不会如此动气，一个和谐的社会，人和人之间必须建立起真正的彼此理解。这种理解，靠每天刷霸道总裁剧是永远不会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