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每年12月13日国家举行公祭活动，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
01
2023年12月8日，一场备受瞩目的新闻发布会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上千件征集而来的重要文物史料首次公开，并入藏纪念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再添新的铁证。
这其中就包括了侵华日军军官木村中佐执笔的《从军日志》。这份属于日本军方的日志，明确记录下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王卫星研究员介绍，《从军日志》不是一个个人的日记，它作为上海派遣军报道部的一个军官职务上的记录进一步印证了南京大屠杀的史实。
这批新征集的文物史料中，还包括了上百份老报纸，当时报道了日军“百人斩”暴行的《纽约时报》报纸原件就在其中。
一张张泛黄的珍贵史料历经沧桑，揭示着侵华日军曾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
0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等待日本侵略军的是中国人民正义的审判。
1950年，两座战犯管理所在辽宁省抚顺市和山西省太原市陆续成立。969名由苏联政府移交的日本战犯被关押进抚顺战犯管理所，140名从中国各地抓捕的日本战犯被关押进太原战犯管理所。
1953年冬，最高人民检察署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确定了调查日本战犯罪行的方针和计划。
处理日本战犯的工作一直由周恩来总理领导。他指出：要使日本战犯认罪服法，就必须掌握他们的罪行，做好侦讯工作。
一场以侦讯日本战犯为目的的秘密培训在北京展开。为了掩护身份，这个团队对外称“东北工作团”。
03
1954年3月，东北工作团300多人奔赴抚顺和太原两地的战犯管理所。为了让日本战犯彻底认罪，侦讯人员分赴12个省区寻找犯罪材料和证据。
1954年3月17日，东北工作团进驻战犯管理所的第十天，召开了一次由全体战犯参加的认罪检举动员大会。
大会上，东北工作团主任李甫山宣布了中国政府“抗拒从严，认罪从宽”的政策，并提出认罪检举的要求。动员大会后不久，一名叫宫崎弘的日军少尉走上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室外操场，用4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罪行分级的思路让和宫崎弘一样的底层战犯开始率先反省，直面自己的犯罪事实，但顽固的将校级军官仍然不肯低头。他们坚决否认自己的罪行，并恐吓已经认罪的下级军官。这激怒了已经坦白罪行的日本战犯。于是，一场公开的检举运动在管理所内开展起来。
1954年10月，侦讯日本战犯的内查外调工作基本结束。抚顺、太原两地共搜集到控诉书、证词、鉴定书、照片以及日伪档案快报等物证28000多件，日本战犯们的主要罪行都有了确凿的证据。
04
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辽宁沈阳和山西太原两地，对包括藤田茂在内的45名罪行严重的日本战犯，分四个案件进行公开审判。
在历时40多天的审判中，公诉方共请出调查人员从全国各地找到的159名案件亲历者出庭作证。
山西上段村惨案幸存者张葡萄回忆：“我丈夫见到母亲父亲下去，他就不下去。日本人拿着刺刀，把肚子一下挑开。”
日本战犯藤田茂当庭表示认罪：“以上都是事实，我真是完全丧失人性，最残酷、可憎恨的一个人。”
1956年7月20日，对45名日本战犯四个案件的审判全部结束，这些战犯分别被判处8到20年的有期徒刑。
实际上，在审判开始之前，195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宣布“鉴于日本投降后十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中国政府决定对日本战犯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央，前往检察员所在的办公地点，对政策进行了解释。
当时被派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的检察员王石林回忆：“周恩来总理就问我们，为什么要都杀？我那会儿年轻气盛，敢说敢道，我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周总理就说，这1000多人都杀了能不能平民愤？后来一想，都杀了也平不了民愤。周总理说，这些人放回去对世界和平不是有好处吗？”
从1956年6月到1964年，1000多名日本战犯陆续被释放回国。他们不约而同地对中国人民表达了感激，并表示回到日本之后要为中日友好贡献力量。
1957年9月，被中国政府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在东京集会，宣布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归联），所有归国日本战犯全部加入中归联，通过出书、开办讲座等各种形式，呼吁日本与中国友好和平相处。
据CCTV国家记忆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