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兵团的目前任务是 开辟渡江道路
渡江南进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人回防江南，但是，江南地形不似中原那样开阔平坦，蒋介石的嫡系主力半机械化部队如来江南发挥不了优势，所以，他们不会舍弃中原，而来江南与华野3个纵队打野战。白崇禧的桂系虽然有精锐在江北，可蒋介石信不过，不会也调动不了他们来江南。如果不能把这些敌人从中原战场调至江南，那么“就达不到预期的行动目的”。同时，华野3个纵队“渡江南进，思想转弯也势必需要一个过程”。鉴于这些因素，粟裕认为“我3个纵队渡江南进，估计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
粟裕算了一笔账，当时的中原战场上，中野4个纵队、华野6个纵队共10个纵队，还有华野的特种兵纵队和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如果我3个纵队渡江南进，又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4个主力军（师），则势必分散我军兵力，增加我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
华野3个纵队渡江南进后，没有后方，没有援助，转战数省，沿途消耗，“预计有约5万人减员，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3至5个整编师。两者对比，我3个纵队还是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粟裕的这些想法是经过长时间反复比较和思考的，尽管这些想法有充足的根据，但是，渡江南进已成中央军委的决策，提出不同意见需要谨慎持重。在濮阳休整时，他把自己的想法向陈毅作了汇报，得到陈毅同意后，又于4月16日向刘伯承、邓小平作了汇报。两天后的4月18日，才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电报中说：
“我大兵团远离后方作战，得不到群众较好配合，行动不易保密，伤病员难安插，补给困难，重装备不能发挥作战能力，变成拖累。5军及整编11师系美械重装备可能留中原以发挥其作用，蒋对桂顽两个主力师不至放虎归山，可能仍留大别山，如我军南进未能调动这4个最强的整编师南下，会使中原地区遭到摧残而难于恢复。建议中原3军依托后方作战，以便得到足够的炮弹、炸药等补给，发挥现有装备之作用而大量歼灭敌人，求得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津浦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
毛泽东在收到粟裕电报的当天，也收到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刘邓在读了粟裕4月16日由濮阳发来的电报后深有同感，也于当日给中央军委发去了电报，提出了“推迟渡江、加入中原作战、打开中原战局”的意见。毛泽东读了这两份电报后，于4月21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陈毅、粟裕，请他们4月25日至30日来中央，当面具体汇报他们的意见，以便中央对行动方针作出最后决策。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第一天，粟裕在汇报中提出华野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并论证了这个方案的依据。中央书记处听了粟裕的汇报后当即作出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华野3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留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
渡江南进是暂缓而不是停止，是在等待更好时机，为的是在中原、在江北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5月5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华东局的电文中说：
“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唯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1、4、6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4个月多则8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3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5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
豫东之战和济南战役胜利结束后，粟裕即电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争取集中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毛泽东很快发来电报指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淮海战役由原来的“小淮海”，即由原来的打淮阴、淮安，打海州、连云港，歼灭黄百韬兵团等部十几个师，发展成以徐州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至豫皖边境，北自陇海路两侧，南达淮河的广阔战场上，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大淮海”，并取得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
四月二十日我们一定打过江去
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后，各兵团于3月上旬先后到达渡江作战的位置。“至4月初，全军收集到各种类型的木船八千余只，自制一部分汽船和运送火炮、车辆、骡马的竹筏和木排；动员了近万名船工，从部队挑选和训练了数千名水手，满足了第一梯队渡江的需要。”指战员们利用湖泊及内河进行渡江作战的战术、技术演练。三野健儿们枕戈待旦，饮马长江，只待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便千帆竞发，直捣黄龙。
中央军委根据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所报的渡江作战计划，初定于“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4月1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派张治中等为代表飞至北平，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谈判。谈判进程一般四五日就可出结果，鉴于此，毛泽东决定三野“在4月6日左右实行夺取北岸据点（不一定包括两浦）之作战，4月10日实行渡江”。后考虑到进行中的北平国共和谈，渡江战役的发起日期又改至4月13日至14日。
可是，公历4月13日是农历三月十六日，天气情况十分不宜夜间渡江。3月26日，陈毅、邓小平、谭震林致电中央军委说：“军委决定渡江战斗的4月13日，正值农历三月十六日，月光通宵，突击队无法隐蔽，建议推迟两天即15日黄昏发起渡江战斗，甚为有利。”次日，中央军委复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同意你们15日发起渡江战斗及对北岸敌人的处置。”
渡江战役总前委通过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于4月15日18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由粟裕、张震指挥三野的东线第8、第10两兵团为东集团，在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渡江作战；谭震林指挥三野的西线第7、第9两兵团为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作战。以上两段归粟、张统一指挥。刘伯承指挥二野为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渡江作战。总前委邓小平、陈毅在合肥统一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主持全局。”
中共中央仍寄希望于和谈成功，解放军和平渡江。4月10日，毛泽东致电渡江战役总前委：“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即4月15日，作者注）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是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况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当日，渡江战役总前委就水文情况致电中央军委：“每年阳历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七八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如果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
江水大潮的汛期越来越近，大军渡江已是刻不容缓。4月13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说：“另向张治中表示，4月17日必须决定问题。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4月15日，在国共和谈举行的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交予张治中，宣布4月20日为签字期限，并郑重宣布：“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则二十日我们一定打过江去。”
国共和谈第二次正式会议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渡江战役总前委，电文中说：“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22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同时提出，假如南京国民党政府愿意于4月20日签字，“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三天，即由卯养改至卯有（25）渡江。”仍然寄希望于和平渡江。
渡江战役总前委于4月17日复电中央军委：“我们一致认为20日开始渡江作战，到22日全部投入夺取南岸的总行动，有把握胜利完成。”4月18日，毛泽东致电渡江战役总前委：“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20日（卯哿）开始攻击，22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
总前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给二野、三野下达战斗命令：“整个战役从20日晚开始后就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应该先过江，不必等齐。”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当晚二十时，我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首先发起突击。”伟大的渡江战役由这一天发起，从而揭开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帷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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