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越（左）和妈妈在自家的葡萄园里
文/摄 商报记者 张凡
1978年，电影《醉拳》横空出世，一经上映就在香港及亚洲影坛激起千层浪花。影片同名主题曲歌词这样写道：我颠颠又倒倒，好比浪涛；有万种的委屈，付之一笑；我一下低，我一下高，摇摇晃晃不肯倒。
成龙凭借此片翻身，开启一代国际巨星的传奇人生。在此之前，他一度被称为“票房毒药”，更早一些，他是龙套和替身。这首《醉拳》，正是对他成功前的艰苦经历和不懈坚持的真实写照。
2018年，脑瘫男孩徐越从杭州市湖墅学校毕业，回到老家金华浦江。
脑瘫是心智障碍的一种，主要表现为运动障碍以及姿势异常，还可伴有智力低下、语言障碍等。在一些影视作品和小品里，常有模仿脑瘫患者的桥段“歪着头、扭着手，走起路来斜着肩膀，一步高，一步低”。这成为人们对脑瘫患者的刻板印象：滑稽、弱者。
徐越的微信名叫“越来越强”，他做过微商，养过鸡鸭，帮人采茶叶，在老家田地里种葡萄、种玉米、种番薯，还竞标承包了村里的棋牌室，努力经营自己的人生。
邻居们没有一个人觉得他滑稽，也没有人认为他是一位弱者。
以下文字为徐越撰写，张凡整理
难入学
我出生时因医疗事故严重缺氧，曾被医生建议放弃抚养，家人没有放弃我。
好不容易熬到幼儿园毕业，妈妈又开始发愁了，该到哪里去上小学呢？妈妈既想让我读好一点的学校，又想让我读离家近一些的学校，好随时来学校偷偷关注我的学习生活情况。但远近的学校都以“我们仅有的师资力量，无法保证孩子的安全”为由，委婉拒绝了我们。怎么办呢？看到妈妈焦急的样子，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告诉妈妈，让我们去杭州市湖墅学校试一试。
妈妈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湖墅学校。接待妈妈的是一位温柔和善的女老师，蒋建女老师。蒋老师说她会把我们的情况向领导汇报，叫我们等通知。
当时只有八岁的我，如果湖墅学校不要我，我该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要回老家读书，要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了？如果我想在杭州，想在父母身边，我是不是这辈子就没有读书的机会了？
正当我们全家都在担心和发愁时，蒋老师打电话来说：“你们明天带好户口本、残疾证，来报名吧。”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后就高兴坏了。那天晚上爸妈带我去外面吃了大餐。后来，蒋老师就成了我的数学启蒙老师。蒋老师的领导就是可亲可敬的郤玲亚校长，我们都亲切称她为郤老师。
学走路
9月1日，爸爸送我去上学了。我最先认识的是班主任何萍老师，副班主任是蒋老师。我慢慢地发现湖墅学校的老师都很好，都像我的亲人一样对我，尤其是两位班主任老师。
一二年级时，我走路还是会磕磕碰碰的，爸爸就请了一位阿姨接送我。在学校里，每次出操，要么何老师拉着我的手，排队在队伍的第一个，要么蒋老师拉着我的手，排在队伍的最后面。
那时候我还不太会自己吃饭，自己吃的话，一碗饭有半碗饭是在地上的，桌面、地面也常常掉满了饭菜。可何老师与蒋老师从不责备我，而且还鼓励我自己吃饭。
那时候我连一支笔都拿不稳，每次老师给同学布置作业的时候都会补充一句“徐越你可以不作要求”。但我生性好强，天天回家练写字。一开始我连笔都拿不住，一拿笔写字，笔尖就会戳自己的手，会把手戳出一个洞。
我的进步逐渐显现：学会拿笔，学会写字，学会走路……五年级，我就开始尝试独立上下学，这是我们一家五年前想都不敢想的。
2012年5月，我被评为拱墅区第二届的“奋飞奖”，每个学校只有两个名额，我是湖墅学校的其中一位。那年暑假我还作为代表，参加了杭州市青年少年残疾人田径、游泳、射击锦标赛，获得了一金一银的好成绩。2013年，我又被评为拱墅区优秀少先队员。2016年，我还获得了全国写作比赛一等奖。
卖玉米
第一次做买卖，是在八岁那年。放暑假了，爸爸把我送到奶奶家，让他们照顾我。到了奶奶家，我很孤独。我因脑瘫，路走不稳，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邻居家的同龄孩子在捉迷藏、玩老鹰捉小鸡，追逐打闹地游戏。
爷爷是务农好手，能种出各种各样的农产品，我使劲吃呀吃，还是吃不完。爷爷就对奶奶说：“玉米种太多了，我们去卖掉点。”我高兴地说：“好呀，好呀，我也要一起去卖玉米。”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刚亮，奶奶就去田里把玉米收回来了。我也五点半起床。我看见奶奶已经把玉米装在一个个大袋子里，然后又一袋袋装到三轮车上。
爷爷骑着电瓶车带了一大袋玉米，奶奶骑三轮车，装了两大袋玉米，还带着我。我们高高兴兴一起去镇上卖玉米。
到了镇上，我们拿出玉米，放在三轮车上。我开始喊了：“来看一看，又甜又糯的玉米，只要2元一斤，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新鲜的玉米，快来买吧！”
就这样一直卖到了中午，终于卖得差不多了，我们就揣着一大叠钱回家了。爷爷为了让我高兴，把钱放在我的外衣口袋里。我用手紧紧攥着，生怕爷爷奶奶用汗水换来的钱跑了。
开微店
初一那年，我开始做微商。做微商最头疼的事就是没有客源，因为没有客源就不会有成交，就没有钱赚。
我发现在身边有很多为增加粉丝而苦恼的微商,他们会花钱做渠道，找推广。而我的身份是学生，我的主要朋友圈是孩子和老师。老师的支持是我主要推广渠道，他们会把我的微店推送到朋友圈，让朋友们支持我。
我让爸爸到他朋友厂里去拿打底裤来给我卖。爸爸叫那个朋友先给我少发点，每个颜色发10条，一共发了40条。
一开始没什么生意，后来朋友和老师帮我推荐，就这样慢慢地意多起来了。卖完了40条，我又让爸爸的那个朋友发了80条过来。
客户越来越多了。有几个买家是杭州当地的，我为了省运费，就放学后或者晚上自己坐公交车去送货。虽然量不大，但细水长流，这给我经营微店积累了经验。
直到寒假，80条打底裤卖得只剩三四条，我不卖了，给我妈妈、阿姨她们穿了。我拿着赚来的钱，分两半，一半放银行里，另一半拿着过寒假了。
给老师的信
一眨眼离开湖墅学校快6年了，毕业后再也没有学校和老师的帮助，只有现实的生活，我只能靠自己那点知识慢慢地摸索生活中的路。
我一开始在杭州做微商，后来微商越来越不好做了，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金华浦江。一开始回来也不知道做些什么，后来一想还是做农业，养点鸡鸭吧，顺便卖点土特产。看季节卖货，春天茶叶、土豆，夏天葡萄、桃子、李子，秋天番薯、玉米等。长年有货的就是农家干货了，笋干、干菜、桃胶等。刚开始挺好，后来很多农户养起了鸡鸭，生意慢慢的少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村里有个公房出租，我就咬咬牙把我这些年赚的钱拿出来，租下来，开了棋牌室，现在还一直开着。其间也做过再生资源回收，走街串巷回收纸板、可乐瓶。后来行情不太好，就不干了。
感谢老师们教会我生活常识和技能，现在都在生活中运用。
记者手记：
4月2日，本报刊发本系列报道的第二篇《不漂亮的拉花，也可以是一杯美味的拿铁》。有读者指出“吴祺不是孤独症，是智力障碍，孤独症学生面临的问题会更多，这样形成误导”。
虽然我在稿件导语和开栏语中，明确写了“吴祺是心智障碍青年”“心智障碍包括孤独症、唐氏综合征、智力障碍、脑瘫等”，但是非常高兴有读者指出这点。
本组稿件的5位主人公，2位是孤独症，1位唐氏综合征，1位智力障碍，1位脑瘫，正好涵盖了心智障碍的四类主要群体。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他们都被划分入培智教育，在杭州市湖墅学校、杭州市杨绫子学校、杭州市健康实验学校等特教学校读书。他们自身的障碍，他们面临的困难，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策划这组稿件的时候，想了很久取什么栏目名称，论准确性“关注心智障碍学生就业”更确切，论通俗程度“孤独症”则更被大众知晓。最后，因为稿件刊发节点是“世界孤独症日”，又担心“心智障碍”这个专业术语过于陌生，于是用了《关注孤独症学生就业》这个栏头。
是我低估了大家。如果说，一个社会的文明尺度，取决于它对待弱者的态度，那么杭州确是一座温暖文明的城市。虚心接受读者的建议，作为本系列稿件的最后一篇，正式更名为《关注心智障碍学生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