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听了周恩来的亲自布置，潘汉年感到完成这一任务难度很大，必须动用他近期刚刚发展的一个关系。
自从思考将获取敌方情报的方式从打进去为主转为以拉出来为主后，潘汉年就想到了一个叫吴汉祺的人。
吴汉祺在大革命时期是北伐军中的政工人员，潘汉年认识他，他也知道潘汉年的中共党员背景。潘汉年接手情报工作时，吴汉祺投靠在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手下做情报工作。潘汉年不便直接试探吴有无可能为中共所用，但巧的是当他同助手欧阳新谈及吴汉祺时，欧阳新说他同吴汉祺也不陌生。
在大革命时期，欧阳新曾在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手下从事翻译工作，同吴汉祺打过一些交道，相互间都有印象，但国共分裂后就一直没有来往了。欧阳新1929年到特科从事情报工作后，一直以新闻记者身份为掩护，因此他提议由他出面与吴汉祺接触。潘汉年认为可以一试，随即和他拟定了相关方案。
当时的陈友仁已经与国民政府脱钩，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邓演达等一道，是反对蒋介石反共独裁政策的积极活动家。陈友仁和被蒋介石视为异己的19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及桂系将领李济深等多有来往。当时社会上风传陈友仁是中国社会民主党人，潘汉年让欧阳新就打着社会民主党干部的旗号，同吴汉祺接触。
其实，当时并没有社会民主党这么个党派。所谓社会民主党，是陈立夫的CC系捕风捉影捏造出来的，但社会上，甚至连国民党及其特务体系也不知底细。吴汉祺得知欧阳新是社会民主党干部，很想通过欧阳新，打探有关社会民主党的情报。
潘汉年、欧阳新见吴汉祺上钩了，立即制造了一些假象引诱吴。欧阳新将几次接触的情况汇报后，潘汉年认为争取吴汉祺合作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加紧进行。
当他们再见面时，欧阳新很大方地又给了吴汉祺100元钱，但敲打他说：“这笔钱是预付的，若拿不到有价值的情报，失去了信誉，就不好交代了。”他暗示吴汉祺，可以设法通过专门对付中共的军警系统打探情报。
听到提示，吴汉祺一下想起自己有个姓徐的朋友，本人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他还有个哥哥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总务长，这两处都是可开掘的情报资源。欧阳新遂要求吴利用这两个关系，套取情报。吴汉祺拿人钱财后便表示会竭尽全力。
也就在这个时候，向忠发被捕消息传来。潘汉年得到周恩来营救向忠发的指示后，先通过赵子柏的关系，要法巡捕房设法阻挠引渡。阻挠引渡失败后，又试图通过吴汉祺的关系，打探淞沪警备司令部往南京押解向忠发的时间，以便劫车救人。
可不久，吴汉祺便转来他通过徐某得到的消息，向忠发已被枪决。潘汉年接受了周恩来务必得到向忠发审讯记录的任务后，感到利用吴汉祺的关系，拿到向忠发的审讯笔录是一条可行的渠道，只是通过这条渠道获取笔录，显然要以付出重金为代价。
刚刚因通报向忠发之死得到一笔报酬的吴汉祺，又被告知向忠发的审讯记录可以换得更大数额的报酬，即与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的徐某四处活动，最终找到了警备司令部保管向忠发供词的文书。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文书同意带出向忠发供词抄件，开价1000元。
向忠发的供词终于到了中共领袖的手中。周恩来仔细审阅了这份供词，发现其中叙说的有关中共中央的机密内容，是仅为主持中央工作的少数核心领导才掌握的。特别是中共特科领导改组的情况，更是只有向忠发、周恩来等几个人知晓。这类内容，敌特方面也绝难伪造得出来，结论只能是向忠发叛变了。周恩来随即指示各地党组织，中止一切筹备中的悼念向忠发的活动。
既然向忠发已经变节，国民党当局为何还要将他枪决呢？这其中的蹊跷，最后也是由潘汉年查清的。他通过徐某的哥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总务处长得知：向忠发刚被捕，警备司令部即密电坐镇江西“剿共”的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置。蒋介石绝想不到中共的总书记会变节，怕搁置久了生出意外，致使到手的中共最高领袖脱逃，便立即复电“就地秘密枪决”。
警备司令部拿到向忠发变节的口供后，没有向蒋介石再行呈报，就依照蒋介石的复电，将向忠发枪决了。
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上海警备司令部对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在蒋介石左右借威弄权素来不满，故而对向忠发的审讯始终对CC系保密，甚至连向忠发的口供笔录事后也没让CC系特务看上一眼，结果蒋介石、陈氏兄弟根本不知向忠发变节之事。
关于向忠发叛变的最终判定还有一种说法，所依据的是特科成员李强、刘鼎、柯麟等人的零星记忆。在向忠发被枪毙近一年后，潘汉年的同乡鲍文蔚打入了上海警备司令部，是他将向忠发的全部口供偷录了出来。
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陈云传》中有如下描述：“国民党当局这时正准备接待欧洲某国的一位王子，要找会讲法语的人当翻译。陈云和潘汉年便利用这一机会，派遣鲍文蔚去当法文秘书，由此结识同警备司令部有些联系的人士，进而又同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一个录事（记录和保管文书的官职）建立联系，这一关系在了解向忠发被捕后确已叛变并被秘密处决的事情上起了重要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曾是总书记的向忠发是否叛变的判定是极其慎重的，直到拿到完整的、更确凿的材料，才作出定论。当然，此事之所以搞得如此复杂，与向忠发过早地被国民党处决，致使敌特未能借向忠发变节大做文章，以及中共迅速得到情报做好了善后，党的机构没受什么破坏有着很大的关系。
也是这个缘故，直至上世纪80年代，依然有人认为向忠发变节是不实之词，以致当事人邓颖超、陈琮英等频频撰写专文予以澄清。（完）
（作者王凡）据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