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后，组织发动的武汉暴动、长沙暴动、广州暴动、上海暴动等无一不遭失败，他的威信随之下降，陷入困境，更换领袖又势成必然。恰在此时，向忠发等前往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正好这时共产国际也在物色工人出身的中共高级干部，以担任中共的领袖。
办事与用心皆禀赋过人的向忠发灵敏地察觉了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这一倾向，他连写两封信给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谈中共几任知识分子领袖的问题。两封信立即引起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重视，他们于2月21日专门听取了向忠发的有关陈述。向忠发的言谈与分析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留下了颇为不错的印象，认为他是块当领袖的好材料。
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一个右，一个“左”，被视为知识分子不易更改的动摇性的有力证据。因此，斯大林批评此时的中共还是瞿秋白、张国焘等几个“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应当更多选拔工人到中央。结果，在此后不久召开的中共六大上，36人的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占了21人，向忠发则继陈独秀、瞿秋白之后成了中共的新领袖。
但随后国民党白色恐怖日甚一日，一些中共领袖遇害，顾顺章等人叛变，向忠发变得消沉起来，把日常工作推给周恩来，自己与一个叫杨秀贞的女子同居。他的被捕，就缘于他与杨秀贞的缠绵悱恻。
顾顺章叛变情报被钱壮飞截获后，周恩来立即安排向忠发等中共领导人迁往新居，使顾顺章一网打尽中共首脑的计划落空。但熟知向忠发习性的顾顺章觉得，他还有把握捉住向忠发。向忠发与杨秀贞同居时，顾顺章曾为之雇了一个女佣，只要找到那个女佣，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向忠发。
功夫不负有心人，顾顺章找到了已和向、杨分离的女佣。在顾顺章的威逼利诱下，女佣供出杨秀贞可能于数日后到一裁缝铺取衣服。顾顺章遂逼她尾随杨秀贞，探明杨的新住址。
数日后，杨秀贞果然到裁缝铺取衣服，女佣便尾随其后跟踪。巧的是这一切被躲在杨秀贞住所的向忠发看见了……顾顺章又扑了个空。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出于对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负责，硬拉着向忠发和自己同住在小沙渡路的住所，杨秀贞则暂时借住在任弼时夫人陈琮英那里。中央出于对向忠发安全的考虑，决定向忠发立即转移到根据地。
向忠发却闹着非要和杨秀贞见一面，说不见杨秀贞就不离开上海。周恩来无奈，只好同意他去和杨秀贞见最后一面，但约定见了面就走，不得在外过夜。
然而，向忠发一见杨秀贞，便把和周恩来的约定抛至九霄云外，当晚在杨秀贞那里留宿。第二天他租车返回时，在出租车行被人指认随即遭到逮捕。
关于中共是如何获知和判定向忠发被捕叛变一事，眼下史学界和亲历者的回忆，还有与以上叙述不尽相同的几种分析和说法，不妨罗列于下，作为有心者进一步勾稽研判的线索：
一说是由孙晓村辗转通知周恩来的。孙晓村本人回忆说是陈志皋父亲陈介卿首先从巡捕房获得向忠发被捕消息，准备告诉儿子陈志皋让黄慕兰找孙晓村报信，而孙晓村当时恰与陈志皋在一起，直接得知了此消息。
一说是周恩来发现向忠发私自外出未归，立即警觉到可能出问题，按照当时的秘密工作规定而未雨绸缪，当机立断，决定搬家并通知相关人员纷纷转移。与此同时指派吴德峰、谭忠余等人寻查，证实了向忠发被捕继而叛变。
一说是富有正义感的法租界特级督察长薛耕莘首先察觉向忠发被捕叛变。他看见王朝槐（上海军统行动队队长）、杨凤歧（军统行动队督察长）和向忠发鬼鬼祟祟地嘀咕着什么，预感他们有抓捕共产党人的行动，遂立即找到巡捕房翻译曹炳生，让曹将向忠发被捕叛变的消息传出去，曹继而将消息告知陈志皋。
二
虽说向忠发是个很不称职的总书记，但得知他被捕，周恩来心情十分沉重。此事必给处于革命低潮的中国共产党带来重大影响，党中央会暂时失去重心，反动当局也会借此大作文章。
按照通常遇到如此紧急情况的做法，周恩来首先布置好有关部门和人员转移；随后指示潘汉年，设法在法租界展开营救工作。他考虑到国民党当局此次逮捕向忠发，没有事先会同租界巡捕房缉捕，违反了在租界逮捕人的惯例，要潘汉年设法甚至不惜出重金贿赂法租界巡捕房，使之拒绝将向忠发引渡给国民党政府。
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行动。他又通过黄慕兰，聘请陈志皋出面。陈志皋遂以向忠发代表人的资格，找到法租界有关当局，从法律的角度进行合法活动，阻止国民党当局引渡向忠发。
与此同时，潘汉年又通过争取过来的华人探长赵子柏向法租界巡捕房暗中打通关节，阻扰引渡。经组织同意，他送给赵子柏一笔可观的见面礼，并许诺事成之后还有重金酬谢。
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知晓向忠发在中共党内地位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得到向忠发被法租界方面拘捕的讯息，便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与法租界最高当局交涉，法方见国民党当局如此重视，马上下令将向忠发移交淞沪警备司令部。
向忠发被解送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后，未等特务动重刑，就屈膝变节了，还供出和杨秀贞住在一起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特务们随即逮捕了杨秀贞和陈琮英。
这期间的细节，中共当时还没有掌握，营救向忠发的工作还在全力进行中。然而不久，有关渠道就传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周恩来对此将信将疑，但具有高度警惕性的他还是与李富春一道，迅速躲入四马路由外国人开的都城饭店。
周恩来清楚向忠发知道自己在小沙渡路的寓所，且有钥匙，若他被捕变节，必带领特务们前来搜捕。他亲自布置特科三科的负责人谭忠余，带人在自己寓所附近化装监视。
谭忠余带领几位红队队员，在周恩来居住的小沙渡路摆了个馄饨摊。半夜时分，他们发现有一群特务模样的人来到周恩来原寓所，用钥匙打开后门。这伙人离去时，并未逮捕什么人。
接着，潘汉年从法租界巡捕房得到消息：向忠发在引渡之前已供出陈琮英所住的旅馆和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中央秘书处机关，导致陈琮英及看守机关秘书处的张纪恩、张越霞夫妇先后被捕；他还供出了周恩来、瞿秋白、博古等人住处。
当特务们闯入周恩来的另一处住所时，看守这里的邓颖超母亲杨振德和赵世炎岳母夏娘娘，曾受到特务们仔细盘问。两位经验丰富的老人跟特务们装糊涂，特务们以为这两位老人毫不知情，便放过了她们。根据这一系列情况，中共中央判断向忠发可能已经叛变。
在核实向忠发是否叛变的日子里，周恩来和邓颖超暂时分开了一段时间，他躲避到谭忠余新建立的小家庭中。据几十年后采访谭忠余妻子周惠年的回忆：周恩来来后，和谭忠余同在大床歇息，她则睡到另一处。
由于风声很紧，那些日子周恩来只能昼伏夜行，等天色昏暗后才化装外出活动。周惠年说：“周恩来化装后像个日本人。有一次，周恩来因事急匆忙更衣，结果把两只脚伸进一个裤腿里了，逗得在场的人直乐。”
就在向忠发被捕后的第三天，潘汉年通过黄慕兰得到了向忠发已在警备司令部被枪杀的确切消息。他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了党中央和周恩来。
向忠发被处决的消息来得太突然了，加上国民党方面对向忠发的死散布了大量的谎言，使中共对向忠发是否叛变又生疑窦。
抓住中共最高领袖这样有价值的人，在其叛变后居然不加以利用，就立即处死，这太不符合常理了。于是，中共暂且搁置了向忠发叛变的判断，甚至还准备动员各地方党组织，举行纪念向忠发的追悼会和抗议国民党当局暴行的飞行集会示威。
一时间，准确掌握向忠发被捕后的真实情况成了非常关键的问题。周恩来再次向潘汉年布置任务：务必查清向忠发被捕后的表现，最好拿到最有力的证据审讯记录。（未完待续）据党史博览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