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建交谈判由周恩来、陈毅主持，先后在北京、上海与富尔进行了6次实质性会谈。富尔夫人作为助手参与会谈。富尔律师出身，熟悉国际法，能言善辩，是个谈判能手。尽管他曾明确表示过在对华关系上玩弄“两个中国”的做法是不足取的，但当他正式受命代表法国政府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时，却在台湾问题上模棱两可，含含糊糊，企图以变相的“两个中国”方案作为筹码，与中国讨价还价。
因此，在平和的谈判形式和轻松的谈判气氛背后，谈判桌上围绕“两个中国”的斗争是很尖锐复杂的。
10月23日上午，富尔抵京的第二天，周恩来就在他的住地中南海西花厅同富尔及其夫人进行了第一次会谈。
周恩来热情地伸出手，向富尔握手问候道：“一路辛苦了，很高兴再次见到阁下。”
“一别6年多了，总理先生一点也不见老。”富尔端详着风度翩翩、精神饱满的周恩来说道。随后，他又故意问道：“总理先生到过巴黎吗?”其实他很清楚，周恩来早年曾到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逗留过。
“是的，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周恩来颇有些感慨地说。
“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富尔的话意味深长。短暂的寒暄之后，很快就转入实质性会谈。富尔开门见山地指出他此次访华的使命：“法国元首戴高乐将军希望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会谈。他认为，像我们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因此，戴高乐将军要我来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说完，他拿出戴高乐将军授权的亲笔信，当场念了一遍，然后把信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接过富尔递过来的信，看了看，又把信还给了富尔，接着说道：“从戴高乐将军的信中可以看出，法国很注意增进法中两国的关系。这几年来，戴高乐将军当政，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有些国家可能不高兴，但我们觉得一个国家应该如此。另一方面，法国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阿尔及利亚问题，已经根据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的意志得到解决，这是件好事。因此，我认为两国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
富尔很注意地倾听着周恩来的每一句话，揣摩对方的意图。他明白，此次来华不像上次，而是担负着重大使命，他决心努力完成将军赋予的特殊使命。关于对华建交的具体做法，富尔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无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中国政府表示同意；二是有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中国提出接受承认的条件；三是延期承认方案，法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的局面。富尔对这三个方案作了解释，并说：“在我临行的时候，戴高乐总统曾对我表示，希望我的中国之行能使他的第一个方案完整地得以实施。至于第三个方案，法国政府只是把它当作备用方案，根本无意采取。”
从富尔的解释和三个方案的内容中不难看出，法方一方面想同新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又想避开公开宣布同台湾断交，而想以法国政府自以为冠冕堂皇的无条件承认方式绕开这个问题。
显然，法方是想以“模糊战术”来达其一箭四雕之目的：既可以取得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实际结果，又可以对法国统治集团内的反华势力和亲蒋势力做些妥协，并给台湾一些安抚，此外，在与美英关系方面也可留下回旋余地。
针对法国的三种方案，周恩来也相应地提出了建交的三种方式：一是全建交方式，如瑞士和北欧诸国那样，即在解决法国对台关系问题的条件下实现中法建交，也就是法国先同台湾断交，然后再同我国建交；二是半建交方式，如英国、荷兰那样，这对双方都不大愉快；三是暂缓建交，双方可先设民间贸易代表机构，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早日建交，而不是消极等待。周恩来同时指出，中方欢迎积极的、直接的全建交方式。
富尔当即表示，法国绝不仿效英国那样拖泥带水的半建交方式，也不愿采取第三种方式。戴高乐将军曾指示，希望法中之间立即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但他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个微妙的问题，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二战期间曾同蒋介石站在一起，不愿突然切断关系，他希望中国不要坚持法国先同台湾断交然后建交的程序。
“这就困难了。”在原则问题上，周恩来决不迁就和退让。他严正指出：“蒋介石集团是被中国人民推翻和赶走的，这是中国人民意志的表现。首都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国人民选择的，并且已经存在14年了。而蒋帮之所以能留在台湾，完全是由于美国的庇护和对我国内政的干涉。这一点全世界人民都清楚。”针对刚才富尔谈到戴高乐和蒋介石的私人感情，周恩来进一步指出，不能把个人关系掺杂到国家关系中来。他很有说服力地反问道：“如果法国处在中国的位置，将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呢？”“现在法国政府是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如果外国势力在法国本土以外扶植一个反戴高乐将军的傀儡政权，说这是法国政府，法国对此采取什么态度呢？举一个更可笑的设想。皮杜尔是反对戴高乐的，如果他在外国势力扶植下成立流亡政府，中国是否因为一度与他有关系，不承认法国现政府而承认这个流亡政府，或者两个都承认呢？”
周恩来的一番话入情入理，富尔被打动了，但他是戴高乐的特使，奉戴高乐的指示行事，于是又解释道：戴高乐将军想要了解的是，法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同时，是否能不完全割断同台湾的关系但降低级别？既然你们的答复是要法国完全割断同台湾的关系，我可以把这一意见转告将军，他没有要我拒绝，也没有要我接受。显然，富尔不想因为台湾问题而使建交谈判陷入僵局，空手而归，于是巧妙地打上了一个“活结”。
柳暗花明
周恩来明白富尔的意图，便顺水推舟地说道：“希望你把我们的态度转告给戴高乐将军。”谈判告一段落。
随后几天，谈判暂停。周恩来安排富尔夫妇去山西大同和内蒙古呼和浩特等地参观游览，并指示当地热情接待。富尔很明白对方的用意。后来，他在《承认中国》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心里明白，中国人很乐意把我们支开三天，以便对我所提的建议进行思考和讨论。”
事实的确如此。就在富尔携夫人到外地参观游览的同时，新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思考如何促成中法建交的迅速实现。这是因为，中法如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对于我们利用法美矛盾打开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缺口，对于反对美国封锁和苏联控制都是十分有利的。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中国政府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的同时，决定在程序问题上做出适当的让步和灵活变通。这是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完美统一。
当富尔结束外地的参观游览，愉快地返回北京时，等待他的是中方的新方案。这一方案是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着眼，根据当时法台关系的实际情况和戴高乐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承诺，提出的积极的、有步骤的直接建交方案。即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以及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同时，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代表及其机构这三点达成内部默契的情况下，中法先宣布建交，然后根据由此形成的国际法客观形势自然地导致法国与台湾断交。这样，法国便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同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不首先宣布同台湾当局断交的国家。
面对这样一份入情入理的方案，就连能言善辩的富尔也提不出任何异议，觉得这个方案好，可以接受。只是他未被授权签署正式文件，他将携此方案返回法国，向戴高乐将军复命。如果戴高乐将军同意，只要实施就行了。“如果将军在实质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没有必要再一次来谈判，我自己也不愿干了，因为中方的方案是正确的，我相信总统他会同意的。”
至此，中法两国政府关于建交的实质性谈判告一段落，富尔圆满地完成了他的秘密使命。11月2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了富尔夫妇，为其中国之行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毛泽东同富尔夫妇亲切握手，高兴地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富尔望着眼前这位名闻世界的伟人，同样高兴地说：“现在可以说已经成功了，将把结果报告戴高乐总统。”（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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