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士群利用情报取信潘汉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租界被日本军队全部占领，中共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依托日军尚未掌控的“孤岛”展开活动。环境日益险恶，继潘汉年控制的张志申电台因日方电侦被迫停止工作后，龚饮冰情报点所属的李白电台也遭日方侦破。中共中央鉴于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在上海立足困难，曾指示他们尽快从上海撤往新四军根据地。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又电示仍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和主持情报工作的潘汉年等，让他们考虑在沪地下组织几位领导的撤离问题。
出于安全考虑，刘晓决定不通过旧的交通线赴根据地，而是通过潘汉年的关系，新开辟一条交通线。于是，他去找潘汉年研究此事。潘汉年认为利用李士群这把“保护伞”，或许稳妥系数更高一些，但李士群肯不肯合作尚无十分把握，因此有必要亲自出面同李士群交涉。
经联络人员打招呼后，潘汉年又一次前往李士群家中。潘汉年一见面就对李士群说：“我准备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一趟，和我同行的还有几个助手。希望你给予帮助，为我们整个途中的安全提供保证。”
“这不成问题。我们此后可能到邻近的新四军根据地区域‘清乡’，希望你们谅解。另外，我还希望今后和你们更多地交换情报。我们有什么消息，会让胡均鹤通知你们。”李士群回答得很痛快。
根据李士群的建议，双方约定，潘汉年去根据地之后，继续使用电台保持相互间的联系。为此，胡均鹤专门编了一本密码，送交给潘汉年带往中共华东根据地。
为确保潘汉年等人此行的安全与顺畅，李士群指定胡均鹤先行到镇江做了具体布置。待潘汉年等一行经由镇江渡江北上时，将会有汪伪政权特工总部设在镇江的特工站人员负责护送。
和李士群交涉后，潘汉年即把有关情况告知了刘晓。为确保万无一失，他们又商议了具体行动计划，并对可能突然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做好了应对预案。
直到1943年1月，新四军军部南下进驻黄花塘，潘汉年才移住黄花塘附近的大王庄村。他在这里与新四军军长陈毅、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见了面。
潘汉年向这两位领导人汇报了自己在上海的工作。交谈中，潘汉年还就李士群、胡均鹤愿意同新四军达成“谅解”进行“合作”的意向，他自己对此的评估和想法，与陈、饶二人交换了意见。
陈毅、饶漱石对潘汉年此前同李士群的接触联系工作表示了肯定。他们告诉潘汉年：李士群以前提供的一些情报，对新四军起了积极作用。他们认为，同李士群的联系能维持就维持，没有必要由我方主动中止。
潘汉年把他带回的胡均鹤所编的联络密码交给了饶漱石，饶遂将密码转交给分管这项工作的赖传珠和胡立教，由他们领导的电台继续与李士群方面保持联系。
不久，潘汉年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与此同时，华东根据地接到中央情报部来电，指示潘汉年依托华中局遥控上海的情报工作，并请华中局给予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支持。潘汉年建议后，成立了以潘汉年为书记，由他和赖传珠、胡立教三人组成的华中局情报工作委员会，这使整个华中地区情报工作的领导指挥得到了加强。
四、潘汉年意外被挟持会见汪精卫
转眼进入1943年4月。有迹象表明，敌伪似乎又有对淮南抗日根据地“扫荡”的动向。但采用胡均鹤编的密码同李士群方面联系十分不畅，根据地方面对可能发生的“扫荡”情况不明，这对部署反“扫荡”十分不利。
为此，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找到潘汉年，要求他及时布置，加强对敌方情报的搜集。
潘汉年认真考虑后感到：根据目前这种状况，很有必要亲自到敌占区走一趟。一方面对那边的情报工作做些调整和布置，另一方面尽快与李士群联系，争取获得更多“扫荡”的情报。他将想法告诉了饶漱石，饶漱石马上同意。
于是，在负责华东根据地与上海之间交通的何荦的引领护送下，潘汉年越过层层封锁线，秘密前往上海。
到上海后，潘汉年首先与坚持在上海的中共情报人员联系，再由他亲自布置在上海坚持潜伏的刘人寿处，听取了张唯一、刘人寿等就近段时间上海敌我双方及情报工作情况的汇报。之后，他联系上了负责与李士群联系的胡均鹤，提出希望尽快碰头。
胡均鹤很快就和潘汉年见了面，潘汉年在见面时提出他要直接和李士群见面会谈。胡均鹤告诉潘汉年：李士群目前不在上海，而在苏州。要和李士群见面，只有到苏州去。潘汉年考虑到，此次来沪一个重要的事项就是与李士群见面，因此没有丝毫犹豫，翌日便在胡均鹤陪同下赶赴苏州。
然而，他们到达苏州后，李士群在苏州的家人说，李士群刚去了南京。但家人转达说，李士群走前曾留下话，如有急事，可直接到南京去找他。
一而再、再而三的扑空，使潘汉年感觉有些蹊跷：李士群此番的态度似乎有些异常。回顾以往，双方的接触联系，一直是李士群比较主动。此次潘汉年传话见面后，李士群反应消极甚至像在有意回避，这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
潘汉年一时难做准确揣度，他有点踯躅：跟着胡均鹤去南京，就一定能见到李士群吗？就算见到了，又可能是怎样一种情景？目前这种状态，是不是李士群故意设计的？
经短暂思忖，潘汉年决定南京还是要去，因为他在与胡均鹤接头时，就表明了要与李士群见面，而且已跟着他到了苏州。这个时候，在未见到李士群的情况下突然离去，不仅没有特别合情合理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此行的主要目的尚未达到。人没见到，一点有价值的情况也没到手，岂不是徒劳往返。凭借多年的历练和经验，即便李士群在耍什么花招，总不至于应付不了。对此他还有着十分的自信。
于是，潘汉年又随胡均鹤转道南京。当他们到了李士群在南京的住所，依然不见李士群的踪影。在李家，特工总部的一个头目杨杰接待了潘汉年，他说李士群见汪精卫去了，他奉命在此等候潘汉年。
等候时，李家时有人来来往往，杨杰不厌其烦地把潘汉年介绍给一些来李家的汉奸头目，说这位是“肖先生”、李士群的朋友。如此一来，潘汉年的南京之行，很容易被公开化。
已经显露的迹象表明，这一切是李士群有意安排好的，潘汉年对此已经毫不怀疑。可李士群这样做究竟是出于什么用心呢，潘汉年苦思而未得其解。既已来，只好静观事态的发展了。
一直等到晚上，李士群还未出现，仍是由杨杰出面宴请潘汉年，宴后送他到一家高级宾馆休息，还派人陪他打麻将，直到深夜。在一定的层面上，有中共背景的“肖先生”到了南京，至此似乎已无法隐瞒。
第二天上午，李士群终于露面了。他见到潘汉年，既不谈有关和新四军的联系问题，也不询问潘汉年的来意，却首先谈了一通当前形势，并说现在日本人很重视和重庆方面的联系，想倚靠重庆搞“和平运动”。
接着，李士群话头一转：“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这个突然提出的问题，让潘汉年一直在苦苦猜想的谜底一下子揭开了。
一切都是李士群预先设计好的！他把潘汉年辗转骗到南京，然后突然亮牌，这等于是挟持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潘汉年此次前来的目的是考察与李士群保持联系的可能性，他设想的范畴仅限于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可靠而有价值的情报，但李士群突然把他带入一个有着更多玄机、危险四伏的境地，他毫无准备。
此时，潘汉年反应更敏锐的只是浅层的危险，而没意识到危险后面深藏的狡谲；他的确感到了事关重大，却没能进一步把思绪向这是一个需站在更高的政治层面解答的大难题延伸。
如果潘汉年是一位高瞻远瞩、明察秋毫又长于大格局谋略的政治家，他一定会将这一切与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与日、蒋、汪新一轮秘密接触谋求交易串联起来，对安排会见的深层目的、后果和影响予以洞悉。
然而，潘汉年不是，悲剧也就在此。
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潘汉年认为断然拒绝与李士群去和汪精卫见面或许不是最佳选择。此事李士群不可能不预先与汪精卫通气，说不定他还对汪打过包票。若潘汉年拒绝见面，致使李士群的精心策划流产，让他在汪精卫那里大失颜面，那他翻脸走极端不是没有可能。
自己来到南京，个人的安危早已置之度外，现在最重要的是将敌方近期可能对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情报弄到手，这是此次潜入敌占区的主要目的，也是关系根据地安危的大事。因此与李士群的关系不能轻易搞僵，而满足了李士群的某些要求，或许他也会以更有价值的情报作为回馈。
潘汉年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做着进一步的综合：李士群说汪精卫目前心情不好，可能是日本人通过周佛海和重庆暗中联络使他感到被冷落，他希望以某种方式来制衡，所以李士群得知潘汉年来到汪伪地盘，并可以促成潘与汪见面，处境很微妙，汪精卫便决意不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他与中共方面的秘密接触，显然能达到让日本人感觉还要倚重自己的效果。
既然汪精卫的主要意图在此，自己与汪精卫的这次会面就不会有太大危险，潘汉年得出这样的判断。相反，自己说不定还会有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了解到更核心的情报和敌伪高层的动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此时此刻，他心头或许正掀动着英雄主义的豪情。
“可以和汪精卫见。”潘汉年当机立断。当然，此时此刻按正常程序请示汇报根本来不及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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