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开展汪伪上层工作，潘汉年与李士群建立秘密联系
1939年潘汉年赴上海发展中共情报网络时曾得知，延安情报中枢研究过争取和利用李士群的问题，认为可以对他做工作，有条件地和他建立某种联系。因此，他到上海后，在统筹如何展开在上海的情报工作时，就一直在思考此事。
李士群，也是个潘汉年毫不陌生的人。他是浙江遂昌人，在上海求学时参加革命，曾赴苏联学习。上世纪30年代初归国后，曾在特科工作过，恰逢潘汉年到特科担任领导工作。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CC系特务逮捕，自首后任调查科上海区情报员，由此得以同另一个做了CC系特务的中共叛徒丁默邨相识。
其时，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刚成立，史济美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此坐镇，他推行极具破坏力的“细胞”政策后，中共在上海的各级组织接连不断地遭到破坏。于是，中央特科针锋相对展开一系列惩恶锄奸行动，史济美亦被中央特科的“红队”刺杀。
“红队”准备刺杀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督察长陈晴时，考虑到李士群因与CC系的关系认识陈晴，组织上让他出面约陈晴到三马路一家扬州菜馆吃饭，埋伏在路边的队员乘机击毙陈晴。陈晴中弹后倒地，李士群也佯装中枪，待“红队”队员撤退后，李士群也起身撤离。孰料百密一疏，陈晴并没有死，当晚李士群就被中统逮捕。
被捕后的李士群，在牢内饱尝酷刑，吃尽苦头，从此对中统结下了深深积怨。
李士群被释放后，曾跑到武汉去找潘汉年，要求归队。他认为自己在严刑下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但并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而且这也是符合当时组织的有关精神的。李士群出狱后，没有投靠敌特，而是主动与中共组织联系，说明他还心存继续回到中共工作的意念。可潘汉年一再回避，拒不与他见面，致使他对此耿耿于怀，后来在多种场合宣泄对当年“红队”行动不严密、共产党“薄情”的怨言。
上海沦陷后，既脱离组织又与国民党特务结仇的李士群投靠了日本人。汪精卫附逆后，汪伪政权酝酿成立特务机关，时为特务头目的李士群，自觉资历浅，不足以号召，就将老上司丁默邨拉来，坐上“特工总部”的第一把交椅。
李士群本意是拉丁默邨来装装门面，自己掌实权。不料丁默邨来后，倚仗同汪伪政权“三巨头”之一周佛海有留日同学的关系，捞钱捞权，直欲将李士群边缘化。
不甘心替他人做嫁衣的李士群，遂使出浑身解数，终将丁默邨排挤出了“特工总部”。此后，他紧紧抱住汪精卫的大腿，官运亨通，成为汪伪政权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也正因为如此，他受到周佛海的忌恨、日本人的猜疑，一系列错综矛盾和残酷倾轧相继上演。
基于这样的处境，基于给自己留条后路的考虑，李士群极力控制自己不要一条道走到黑。他参加过共产党，又屈从过国民党，现在又依附日伪，这其中既有种种遭际所迫下的不得已，同时说明他会根据情况的变化，从自己的利害得失出发不断作出选择。
因此，虽然当了汉奸，李士群并没死心塌地把事做绝。对中国和日本、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汪精卫政权的未来前景如何，他总是不断地观望，进行着盘算，一旦形势有变，自己不至于吊死在一棵树上。在这个动机驱使下，他和国民党的中统没有完全切断联系；同时在暗中设法搭上中共的线索。
1939年秋天，李士群通过关系向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传来这样的信息：他愿意与中共方面建立联系，还可以给中共提供一些情报。他同时点名要求中共方面将他视为朋友的胡绣枫安排到他那里工作，由胡绣枫来担任他和中共方面的联络人员。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得到李士群的传话后，立即向上级领导机关报告。
此时，胡绣枫和丈夫李剑华正在大后方国民党的上层做统战工作，他们正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而且别的人不可能在短期内替代他们。胡绣枫提出让她的姐姐代她到李士群那里，南方局同潘汉年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决定让关露先代替其妹妹到李士群那里。
不久，中共上海的地下机关收到了中共南方局发来的由叶剑英署名的电报，电文只是简短的一句话：“关露同志，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电文由刘少文送给了中共地下党员关露。
1941年秋天，李士群派人把关露接到特工总部，谈话中李士群表述了自己政治上的苦闷：他与重庆誓不两立，而周佛海已经和重庆联系留后路了，自己怎么办？他点明了知道关露是潘汉年派来的，他希望与在中央特科共过事的潘汉年联系，愿意为民族作点有益的事情，也为自己留条后路。
关露不动声色地听着。根据对李士群态度的观察，关露认为李士群的这番表白是出自真心的。随后，关露将自己的观察向负责与自己联络的老张反映。关露提供的情况，保证了中共方面对李士群真实情况的掌握，为潘汉年后来与李士群的直接会面，做好了铺垫。
二、为打开与李士群的对话渠道，潘李第一次见面
双方建立联系的起初一段时间内，李士群并没有向中共方面提供多少有价值的情报。潘汉年显得很沉得住气，并不急于向李士群提出更高的要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入侵了上海租界地区，“孤岛”的特殊环境不复存在，上海及周围地区的形势和环境都更加险恶，而李恰恰控制着这一带的伪军武装。潘汉年随之将进一步打开和李士群对话的渠道，多做李士群的工作提上日程，以保证中共在这一带的抗日活动。
潘汉年觉得，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亲自出马，直接去会见李士群，观察他的动静，以利随机应变，运筹进一步的对策。在此之前，潘汉年和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又做了一番商讨。
通过分析，他们认为李士群目前的处境对展开工作有利：汪伪政权内部争权夺利，李士群时下正受到地位比他高的周佛海的排挤；日本人对李士群的猜疑和限制，也引起他由衷的不满。他必须积极打通与国民党、共产党的关节，以显示他的才干，使汪精卫不能看轻他，在与周佛海的纠葛中支持他。
而且，从近期得到的消息看，李士群不仅通过关露和中共方面保持着关系；而且同时和周佛海争着与重庆方面拉关系。就在不久前，李士群的“特工总部”在上海破获了一批军统电台。他利用破获的密码给戴笠发电报，试探蒋日之间的和平谈判问题，并向国民党方面表示：“今后决定停止捕杀渝方人员，望彼此谅解。”
种种迹象表明，争取李士群的工作很必要而且可能见到成效。刘晓随即表示，江苏省委方面将尽力配合潘汉年行动。
潘汉年没有贸然出面，而是先通过关露和袁殊做了番试探，李士群的反应比较积极。于是，经袁殊出面安排，于约定时间在李士群上海愚园路的家中会面。这是双方在分道扬镳之后的第一次会面。
他们会面时，除袁殊外，还有当时任“特工总部”副厅长兼江苏试验区区长的胡均鹤。此外，还有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在场。
交谈间，李士群带着几分得意、几分玩笑又有几分刺探的口吻对潘汉年说：“过去当共产党时，经常说要夺取政权。我现在已经夺得政权了（意思是他已当了汪伪政权的部长、省长等一系列要职）。而你呢，现在在新四军中任什么职位呢？”
潘汉年心中泛起几许鄙夷，但并没有把感觉流露于颜色。李士群见这样的铺垫不甚得体，遂转入正题说道：“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我一定尽力帮助，我也希望你们能对我多帮助。”
李士群如此表态，说明他有合作意向。这就构成了建立联系的基础，于是潘汉年明确表示：“我们欢迎你的这一态度。”
最后，李士群提出，今后与潘汉年的联系由胡均鹤负责。胡均鹤，据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回忆，他曾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也有一些记载说他是共青团中央的书记。叛党前，他也与潘汉年有过工作来往。
大约两个月后，李士群又一次在上海的家中约见潘汉年。此次他以实际行动兑现了他关于“帮助”中共的许诺。李士群首先向潘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所谓“扫荡”的有关军事行动计划，希望新四军方面有所准备。
李士群这次提供的情报，对根据地的反“扫荡”无疑是及时的，潘汉年对此表示了谢意。（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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