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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智与杭州六和塔
2010-02-04
  修复后的朱智故居庭院。摄于2010年1月
  朱智夫人朱李氏与曾孙朱正、朱建。
  朱智二女儿朱道初(右)与外甥朱应鹏的妻子陆景兰

  杭州人爱杭州,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这里风景秀丽,人杰地灵,精英辈出,从杭州走出来的文人学者、军事家、政治家,历朝历代颇不乏人。但是,杭州人爱杭州的方式,却是各有不同:有的人在口头上爱,或歌而颂之,或广而宣之;有的人在心灵深处爱,时时刻刻将杭州的人与事铭记在心;更有人在行动上爱,一举一措,都想着为杭州做些实事。朱智属于后者,他曾为故里做了许多有益之事,但今天的杭州人并不全然知晓。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撰写斯文,以使其生平事迹传之久远。

  杭州人怀念朱智

  朱智聪明好学,才望过人,且家境丰饶,但是,在科举场上,却不是一帆风顺,最后的功名,也只是举人。因此,无论在《清史稿》,还是在《清代名人传记》,乃至浙江地方志中,都很难找到一篇像样的有关朱智生平事迹的传略。

  尽管如此,杭州人并没有忘记朱智。在许多介绍六和塔的文章中,几乎都会提及他的名字。我在杭州网上,看到有一位研究杭州历史掌故方面的学者曹晓波,写了一篇名为《寻找元宝街1号的主人》的文章。曹文称:朱智的家在杭州城里元宝街1号,他的墓地在离六和塔不远的徐村。曹文还揭示,朱家所藏资料“全毁于一旦”。史料难求,我想这大概是人们对朱智了解不多的重要原因。

  后来,我在翻阅二十多年前抄录的档案时,忽然发现了朱智的《遗折》,不禁欣喜万分。当年我在抄录《遗折》时,还特别加以备注说明,之所以在汗牛充栋的档案中详细摘录此折,是因为我曾两次登临位于钱塘江畔的六和塔。至今我仍记得第一次登临六和塔的情景,当时正是钱塘观潮的最佳季节,我在塔上举目观望,只见奔腾汹涌的钱塘江水,形成数米高的浪潮,波涛重叠,白浪滔天,怒吼如雷,此情此景,真叫人终身难忘。这无疑是我记得朱智名字的缘由。

  朱智的军机章京生涯

  朱智一生的黄金时期,都生活在北京城里,而且,多半时间是在紫禁城内太和殿后边的军机章京值房中度过的。朱智在历史上之所以为学者称道,主要是因为他补写了梁章钜编纂的《枢垣记略》。此书是专门介绍军机处的建立、职能,以及人员组成的资料汇编。

  朱智,字茗笙,浙江钱塘人。咸丰元年(1851年)举人。历任工部主事、军机处章京、通政使副使、大理寺卿、太仆寺卿等。光绪五年(1879年)任兵部侍郎,光绪七年(1881年)病免回钱塘。光绪十六年(1890年)因在家乡办赈出力,受到嘉奖。

  咸丰八年春(1858年),朱智考取军机章京,从候补主事到主事,付出了三年多的青春年华。当时,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南方各省如火如荼,清政府调兵遣将,军机处事务繁忙,故清廷一次就选拔了十三名汉人小京官补用军机章京。一般说来,能考中军机章京者,大多是头脑机敏、文字优长、集一时才望之选的人才。在军机处供职,就在天子身边,得到皇上提拔的机遇远比一般京官要多。

  朱智在军机处任职期间,经历最重要的事件是祺祥政变,又称辛酉政变。咸丰十一年秋季(1861年),热河避暑山庄,咸丰皇帝一命呜呼,顾命八大臣载垣等人骄横跋扈,恭亲王奕沂与慈禧利用咸丰皇帝灵柩返回北京的机会,发动宫廷政变,废除顾命八大臣。政变发生时,朱智恰好在避暑山庄的军机处,亲眼目睹了刀光剑影。在祺祥政变最紧张的环节中,这位年轻的章京,勤奋有为,措施得宜,因此时来运转。

  祺祥政变后,恭亲王主持军机处事宜,朱智逐渐取得他的信任,官职开始迅速升迁。仅七年时间,就由工部候补主事,升至四品京堂,官至京卿,可谓一帆风顺。大约就在此时,朱智奉恭亲王之命,开始续编《枢垣记略》。

  《遗折》的发现

  在二百多年的清代历史上,朱智官不高,爵不显,光绪五年才升任兵部侍郎,两年后便因病还乡,在侍郎之任的时日短暂。然而,他的名字至今还经常被提及,这同他在家乡的善举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与他出资承修六和塔有直接关系。

  六和塔历经千年,由于天灾人祸,历朝多次兴修,而光绪年间朱智主持的修缮工程,尤为规模宏大。他在残存的砖结构塔身之外,重新构筑了十三层木结构外檐廊,“其中偶数六层封闭,奇数七层分别与塔身相通,塔芯里面,则以螺旋式阶梯从底层盘旋直达顶层,全塔形成七明六暗的格局”。今天我们看到的六和塔状貌,就是那次修缮后定型的。

  据史料记载,朱智重修六和塔以木工为主,施工难度较高,仅搭扎施工脚手架一项,就花了三年时间。因为工程极为浩大而艰巨,进展缓慢,以至于工程尚未结束,他便一病不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躺在床榻上的朱智,自知病入膏肓,仍对修塔工程念念不忘。此情此景,我是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他的《遗折》时才知道的。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浙江巡抚刘树堂向清廷呈递了《代递前侍郎朱智遗折》。此折于“五月十六日由杭州寄发;五月二十四日奉旨:知道了,钦此。”我在清档中所看到的刘树堂此折,是经过军机章京抄录的副本,还附加了朱智《遗折》原件。《遗折》称:“嗣因钱塘县境内,濒江石塘,坍塌已甚,并六和塔年久失修。臣目击情形,工程紧要,自愿分年措资,独力修建……今年入春以来,旧恙增剧,料不久于人世……现在塘塔工程,幸已及半,惟有遗属、家属,悉心经理……早竣全功,了微臣未竟之志。”

  依照清朝惯例,内而六部九卿,外而总督巡抚以上官员,在临死之前,均需向朝廷呈递遗折,“伏枕哀鸣”,以此表示对皇帝的一片忠诚。遗折内容大多雷同,即包括略叙一生经历,表示自己之遗愿,以及子孙之姓名,以便去世之后得到朝廷的恩典。由此折观之,朱智去世之前,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六和塔工程。他至少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之前,即已着手“分年措资,独力修建”六和塔了。开始时是建濒江石塘,再到修建塔座,孜孜砣砣,朝夕念兹,以至于在他去世之前,还要遗属、家属,“悉心经理”,“早竣全功”,其造福乡里的执着精神,实在是值得称道。

  朱智去世后的第五个年头,其孙子朱应鹏终于实现了他的遗愿。据浙江巡抚聂缉椝的奏折记述:自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始至光绪三十年正月,“塘塔两工一律完竣,计塘工六百二十六丈七尺六寸,塔屋三百十二间……所有塘塔两项工程, 共用工料银,十万三千四百五十两零。”

  面对历时九年的浩大工程,聂巡抚不无感慨地奏称:“此系独力捐办义举工程,断无不实,且始终未动公款。”

  余以为,这大概是杭州人记得朱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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