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大道理,唱成家常话

2026-11-16

本版照片由口述者提供

口述 董其峰 整理 安峰

2026年8月,我站在2025年度“杭州好人”发布活动台上,手里捧着代表杭州城市文明形象的玩偶——桂宝。

那天同台领奖的,有跳下钱塘江救人的,有照顾瘫痪丈夫几十年的,有在淳安山坞里教了一辈子书的。主持人念到我的名字:董其峰,杭州滑稽艺术剧院演员,杭州杭剧团团长。

我心里发虚。我算哪门子好人呢?我只是一名扎根基层的曲艺演员。

可回过头想,我这半辈子也确实只会这一件事——台上的人自己不笑,把台下的人逗笑,笑完了,再往他们心里塞一点东西。塞得进去,是我的本事;塞不进去,是我功夫不到家。

我叫董其峰,1981年10月生,绍兴富盛镇红山村人,中共党员。现在是杭州滑稽艺术剧院演艺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杭州杭剧团团长。头衔一长串,每天干的还是那些事:排戏、演戏、找市场、传承非遗。

全国正式叫“杭州杭剧团”的,只有我们这一个

你要问我“杭剧”是什么,我先讲一句:它是杭州唯一以城市命名的本土戏曲剧种。

不是“之一”,是唯一。全国那么多戏曲,拿杭州话唱的,就这一个。最早的杭剧叫“武林调”,再往前推是宣卷——敲着木鱼,唱宝卷,劝人为善。后来这副调子在杭州织绸师傅中间传开,下了班凑一处唱两段,解乏。

1924年有人把它搬上大世界的舞台,化了妆,穿了行头,这才成了戏;1929年首届西湖博览会,杭剧连唱70天,场场满座。

一百年过去。今天全国正式叫“杭州杭剧团”的,只有我们这一个。

我们的院子在十五奎巷,不大。推门进去,里头住着九项非遗:滑稽戏、独脚戏、小热昏、杭州评话、杭州摊簧、武林调、杭剧,还有两项曲艺。六项国家级,两项省级,一项市级。外面的人讲“九项非遗一个家”,听着有气势。我说,一个家里九个长辈,各怀绝艺、各守文脉,同心同根,共护这个家,但是要见人见物见生活,必须面对市场。

我有时候站在院子里想:这些文脉根脉,为什么偏偏扎根在杭州?后来慢慢想通了——因为杭州人讲话,本身就带着戏味。杭州话虽然硬,但是尾音轻轻往上扬,一句话能拐好几个弯。一句 “你饭吃过了没有”,换个腔调是暖心的问候,再换个腔调,又带出别样情绪。

北方相声擅长一语点睛、抖响包袱;咱们南方滑稽,妙处常在婉转铺陈,一层一层铺开来,待到最后那个弯轻轻一转,笑意自然就出来了。

所以我不是在演杭州,我是替杭州人说话。

老乡们敲锣打鼓,把我送进城里来当“明星”

1997年,我16岁。杭州滑稽艺术剧院委托杭州市艺校在全省招生,绍兴地区来了十来个考生,我是其中一个,最后考进去的,也只有我一个。

我家在富盛镇红山村,离南宋皇帝的陵园——宋六陵不远。我考到省城去了,左邻右舍都来道喜。《绍兴日报》专门写了篇报道,标题叫《山沟沟里飞出“金凤凰”》。老乡们敲锣打鼓,把我送进城里来当“明星”。

现在想想,他们当年敲的那通锣鼓,我后来是拿一场一场的戏还的。

我们班23个学生。滑稽戏的基本功,至少要会五种方言,南腔北调,张口就来;还要学手眼身法步——下腰、山膀、眼随手走的云手,一样不能少。学艺苦,我是真不怕。要学上海话,我就和同学梁雪跑到上海,在正广和饮料厂打工。勤工俭学两个月,上海阿姨听我那一口上海话,已经听不出绍兴味儿了。那时候真不觉得苦,二十岁不到的人,觉得天下都是自己的。

2000年毕业进团。我们以为好日子说来就来——但那些年外来文化冲击得厉害,剧团日子不好过。我月薪300块,还要扣30块集体宿舍管理费。出去演出,一场补贴20块。

我们到无锡出差,演大戏《妈妈,你不要哭》。这出戏到今天演了4000多场。台上哭哭笑笑,台下观众叫好,我们在台下有

点儿哭笑不得——单位经费不宽裕,安排演员住招待所的地下室。

那地下室不光住人,还堆着一大批香蕉。人要呼吸,香蕉也要呼吸。呼着呼着,青香蕉变成了黄香蕉。地下室通风差,水汽凝结了,悬在半空,像一条白雾带飘来飘去。同伴开玩笑:我们住进了“瑶琳仙境”。我躺在铺上,哼《像雾像雨又像风》。

住一两天无所谓,一住三四十天,有人过敏,起了湿疹。我们在台上喊“妈妈不要哭”,台底下,团里的女同志是真要哭了。

去乡下演出更苦,睡剧院后台,六七个人一个通铺。半夜起来上厕所,瞌冲懵懂摸着黑走,一脚踢到一个挡道的木头家伙,硬邦邦的。第二天一看——哎哟,是一口寿材。它陪我们睡了一夜。

那几年真留不住人。我们班23个,一个接一个转行,转掉17个,剩下6个。

我也想过走。可往哪里走?我想想自己也没别的本事,只有一身曲艺细胞——从小听着村里的大喇叭,听着我老娘录音机里的“莲花落”长大。一个泡在莲花落里大起来的人,不吃曲艺饭,还能干什么?

马老那句话,我记到今天

2004年前后,全国掀起方言文化热,杭州电视台开了好几档方言节目,我们滑稽演员的处境一下子“死棋变活棋”。我今朝在《青春门五号》扮阿峰,明朝去《开心茶馆》扮土根,忙得脚不沾地。

2006年剧院改制,杭滑完成按企业方式运作的市场主体。要跑票房,要自负盈亏;同时非遗传承保护、文化惠民演出、主旋律作品创排,一样都丢不得。那一年我虚岁26,上级提拔我做了副总。

副总当下来,我既要带队出差,又要管艺术生产。钞票少挣两张也就算了,最要命的是钻研业务的精力被摊薄。我天天泡在行政事务里,那啥时候能捧回“牡丹花”?

2008年,我在牡丹奖上海赛区得了个“新人提名奖”。上海其实算我的主场——我磕头拜的先生李九松,正是上海滩的滑稽名家。主场作战,只得一个提名。提名提名,就是榜上无名。

我想,这个副总,还是不干了吧。我递了辞呈。

剧院“一把手”刘笑声找到我。他那天没有笑声,我听到的是骂声:“组织上在培养你,你怎么打起了退堂鼓?”劝我的不止他,他还拉来老前辈翁仁康做我思想工作,请来德高望重的曲艺专家马来法同我谈心。

马老话不多,句句敲在我心上。他说:“你现在只想着你一个人,有没有想过你们这个行当?你想当个好演员,那只是一枝独秀;你要带着大家一道干,干出个名堂,这叫万紫千红。你现在是站在三层楼看风景,看到的只是三楼的风景。等你上到三十楼,看到的就不一样了。”

我在那把椅子上坐了很久。二十多岁的人,最怕别人说他格局小。可那天我认了——我确实站在三楼,只看见自己那扇窗。

我把辞呈收了回来。

2014年,刘院长退休,我接了班。接班后我想的头一桩事很实在:既要让大家演好戏,又要让大家吃饱饭,还得有社会地位。我苦思对策,一夜一夜困不好,白天云里雾里,晚上眼睛乌珠唰唰亮。

后来我才晓得,答案不在办公室里。

办法是老百姓教我的

老话讲,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我的办法,是老百姓教我的。

那天我在电视台录节目,责编、导播都等着我出镜,长庆派出所的沈宏警官打来电话,说十万火急,让我无论如何跟一位大伯通个电话。

这位大伯油盐不进,谁的劝也不听,硬是要拿18万块钱去投一个“神仙水”项目,坐收分红。民警眼看他吃了秤砣铁了心,想到我是公众人物,能跟他对上话。我们剧院那些混出点名堂的演员,单凭这张脸,甚至声音,就能给老百姓一点信任感。

我拨过去:“大伯哎,我是‘小绍兴’。你最近碰到什么事?跟我说一说,我帮你,我们一道商量商量。”

大伯说:“‘小绍兴’啊,你的话我要听的。有人要我买‘神仙水’,投18万就能分红,稳赚不赔。派出所的人拎不清,要断我的财路。”

我说:“大伯,轻轻松松投钱就能盈利的事,他们自己放着不做,让你做,你信啊?天上掉馅饼,听听就是个骗局。”

我这边通话,责编、导播站在旁边,没有一个人催我——他们晓得我在做善事。40分钟,我汗都快下来了。大伯终于松口,不投了。那18万,保住了。

挂了电话,我又打过去跟沈警官讲:“大伯这次不投,不保证他以后不投。还得从源头阻断,你们最好跟他家里人商量,暂时把银行卡‘收’起来。”

这类事碰得多了,我想明白一个道理:老百姓需要这些知识,我们的滑稽演员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小品、滑稽戏、独脚戏——就能寓教于乐。

再往深想一层:不光公安有宣传需求,各街道社区、企业,哪一家没有?我们诚心诚意跟他们挂上钩,排节目、搭舞台——演员有戏演,老百姓有戏看,政府的宣传目的也达到了。一石三鸟。

顶顶要紧的是,这份本事,别的艺术门类很难替代。好比舞蹈、杂技依托肢体表达,舞台上唯美动人、扣人心弦,却不像曲艺,以语言为载体讲故事,直白鲜活。曲艺还有一个长处,善于寓教于乐,老百姓听得懂、愿意亲近。

其实每一门艺术,都有自身的边界,也有独一份的擅长。曲艺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做 “文艺个性化定制”:题目给到,就能就地做文章,有情有理,像模像样。

一年150场,台口不在剧场

有人问我,你们一年演多少场?我说,光是惠民演出,一年150多场,大多不在大剧院,不在聚光灯底下,也没有像样的后台。

在工厂车间里,我演过。我上台第一句话是:“师傅们,你们干了半天活,我要是再把你们说睡着了,这碗饭就白吃了。”底下哄的一声笑,手掌拍得啪啪响。

在乡村文化礼堂,我演过。甭管下雨天晴,甭管人多人少,只要锣鼓一响,我照着一千个人的劲头演,一分钟戏都不减。

在学校的操场上,我演过。小学生不管你是谁,你演得不好,他当场低头玩橡皮,一点面子不给。所以给孩子演戏最难,也最练人。

在驻杭部队的营区里,我演过,带着上央视春晚的节目《阿峰其人》原班人马。台下官兵五湖四海,杭州话他们听不懂。我就现学几句他们的家乡话。

这样的惠民演出,一年150多场。什么概念?一年365天,差不多两天一场。

有人说,你一个董事长、总经理,还上台?我说,我不上台,怎么知道台下的人在笑什么、在叹什么气。

每到一个地方,演完我不急着走。卸了妆,搬条凳子坐到台下,跟观众聊。我口袋里常年揣个小本子,听到有意思的话就记下来。这些聊出来的东西,后来都变成了戏。

有人问我,你怎么把党的方针政策放进戏里?会不会太生硬?

我说,文件是文件,戏是戏。

“千万工程”四个字,写在纸上是四个字;到了村里,是门口那条臭了几十年的水沟变清了,是晚上路灯亮了,是村民肯出来跳排舞了。你把这个演出来,老百姓自己就懂了。

“共同富裕”四个字,写在纸上也是四个字;到了村里,是山上的笋有人收,是老人有人管,是年轻人肯回来了。这些事,你演一个,比念十遍文件有用。

我不念文件。我把文件里的意思,翻译成村里人的话、车间里的话、操场上的话。宏大的东西,要落到一双拖鞋、一碗面、一句埋怨上,人才信。

去年我们排了一出《梅林故事》,是杭州市首批文化特派员章群在萧山瓜沥梅林村采风创作的。梅林村是“千万工程”的重要起源地,《梅林故事》讲的就是梅林村的变迁。

2025年年底,这出戏在梅林村美好生活中心首演。村民参与演出后自豪地说:“我们不是在演别人的戏,我们就是戏里的人。”

那一刻我坐在小板凳上,忽然觉得,我这个行当,值。

开演时间过了,门口还有小年轻徘徊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当了家才知道,最宝贵的是人。

我们剧院有“两沈一汤”——汤君儿、沈庭芳、沈益民,老早在社会上就打出了名气。我们跟上城公安合作“反诈”节目巡演,把保健品、理财的骗局在台上演得活龙活现。演出结束,一位大妈跌跌撞撞找到汤大姐和沈庭芳,当场跪下了:“我要是早点儿看到你们的节目,我那300万就不会打水漂了。”

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这份信任千金难买。这份信任怎么接得住?得有人。

金一戈本来是学化学的,白天跑业务,晚上学曲艺,在一堆业余演员里闪闪发亮,后来摘了牡丹奖新人奖。胡达是“90后”,跟着杭州评话代表性传承人王超堂说书,一学十年,已经能把《大明英烈传》《隋唐演义》说得有板有眼。他们身上有股味道我特别看重——不是科班出来的规整,是野蛮生长出来的那股劲,沾着露水,带点泥土气。太规整了就没有野气,没有野气,戏就不好看了。

可光有传统也不够。南派三叔《盗墓笔记》的主人公吴邪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经过授权评话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李想就把《盗墓笔记》改编成杭州评话。用杭州方言讲杭州人的故事,好比钥匙配锁孔——刚好对口。

今年我们在拱宸桥西一座民国老宅里开了“笑工坊”,前院演戏,后院开咖啡吧。国庆一票难求,开演时间过了,门口还有小年轻徘徊,得知能加座,他们连答“好好好,加座也要看。”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些小年轻,忽然想起1997年,老乡们敲锣打鼓把我送上车的样子。

“牡丹”开了三回

你问我,心心念念的牡丹奖,拿到了没有?

拿到了。三次。新人奖,表演奖,还有一回是参与编剧、主演的《补作业》,2026年秋天摘的。每个拿奖的节目,都是自己创作的。所以我自己的事,并没有耽误。

这些年,组织上给了我一些荣誉:全国文化惠民先进个人、杭州市十大杰出青年,还有这个刚捧回来的“杭州好人”。

有记者来问我做了什么好事。我想了半天,说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我不会游泳,跳不了钱塘江;我脾气也不算好,照顾不了病人三十年。我只会一件事——把大道理唱成家常话,把文件上的字,变成台下人听得懂的笑和泪。

要说这算好事,那也是我们这一行该做的。

我们这个行当有句老话,叫“戏比天大”。我年轻时候以为讲的是演员要敬业。现在懂了:天大的不是戏,是台下坐着的人。人来了,灯亮了,锣鼓响了,我们才有饭吃,才有话说。

那天从“杭州好人”的台上下来,我把“桂宝”给了我老婆。她说,你捧回三朵“牡丹”都没这么高兴。

我说,不一样。“牡丹”是给我的,这个“好人”,是给台下的。戏台搭起来,是为了让人坐下来的。人坐下了,我才敢开口。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句话,我认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