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路，我都感受到了震动和温暖。那一路的颠簸，不是指道路而是指思绪。通常是这样的，我们下车看历史留下的真实的遗迹以及各种纪念碑，或者听当地的老乡与历史学者作倾情介绍，上车后就互相交谈，或者独自盯着车窗默默思考。无数历史的片段在脑海中跳起浪花，甚至形成一小段悲壮的旋律。通常是，每日行车七八个小时，乃至十几个小时，车轮越过桥梁、峡谷、关隘、村寨，险峻的历史节点，与老人们沙哑的带着泣声的回忆。
刚路过遵义城，我便在颠簸的膝盖上写下这样的参观感触：“会议中有些沉默的部分，也有了响亮的记录，连方桌底下那只火盆，也确定了火焰的样式。中国革命的一段之字形历史，被制成精准的沙盘。转折很重要，转折是岁月拍痛的手掌，是史册上章节与章节的装订线，是点燃在领袖嘴边的一句诗，是包扎完毕的历史，是上路之前一坛重开的酒。”
跨过赤水河，我又写下：“在军事上，这是一次奇异的缝纫，一些互不关联的土地，还有道路，突然被拼接在了一起。于是，空间顿时开阔，密不透风的森林被稀释成灌木和草地。传统的军事读本在错订页码之后，突然，变成经典。”
就这样，我们携着历史，携着长征路上的军号、旗帜、绷带、摧枯拉朽，一路颠簸着前行。那是2005年的6月，天色与山色同时阴阴晴晴，恰似当年中国工农红军毅然展开的血与火的二万五千里。
中国作家协会策划的这一长征主题采访活动，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重访长征路，讴歌新时代”，作家们与诗人们将从中汲取巨大的精神营养。
我双手接过团旗之时，自然非常激动。一是感到责任，一团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里，我们要继续他们坚定的足迹；二是感到自豪，因为遵义会议成为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此后红军在迂回作战中逐步摆脱被动，我们二团的作家与诗人将与下列“骄傲”的词汇打交道：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懋功会师、雪山草地。
本来，走这一路，我自己并不计划写很多的诗歌，毕竟担任团长，职责在身，保证全团信心满满地每日跋涉是我的主要任务，以便十天之后，将这面写满我们二团所有作家名字的团旗，顺利地交给长征三团的两位团长，然后我们二团暂离长征路，让三团的作家朋友替我们去踏勘天险腊子口、穿越六盘山、挥旗吴起镇、驻足宝塔山。然而，我还是写了，似乎不写不成，而且越写越多。几乎一上车就自然地把一叠纸搁在膝盖上，止不住的诗情从脑海涌出，通过手腕，通过笔尖，流泻一行又一行……
正式出版我的抒情诗集《行吟长征路》，是在一年之后的2006年9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次年，这本诗集由出版社报送鲁迅文学奖的评奖，并荣获奖项。在鲁迅故乡绍兴举行的颁奖仪式上，我双手接过奖牌与获奖证书的那一刻，仿佛耳边又狂风大作，弹片的呼啸与嘹亮的军号同时响起。
是的，我作为长征二团团长的那些激动与思索的日日夜夜，一个人重走一段长征路的那种坚持与颠簸，又清晰地重现了。
其实，一个人的生命，就是一段长征。
长征途中的种种感受，就是每一程生命的体验。
显然，现在，我们生命的余路，也是长征中的一段。
举什么样的旗帜，打什么样的绑腿，迎面是何等的狂风，背后是如何的追兵，脚下是什么样的雪山与草地，对我们而言，都是严肃的课题，以至我们每一天，都须正面回答。
永远不能忘却长征。正如我在这本诗集中所说“这是穿草鞋的马克思在中国走路，现在，他把出发点，定在了江西”，正是这种朴素的目标、明确的脚步，结构了我们有意义的人生。
（本文原稿5700字，本版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