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老照片由口述人提供
口述 俞仲辂 整理 俞为洁
摄影 丁以婕
这棵长在杭州植物园的北美红杉，已经长到二十多米高。树下有一块石板，上面的红色字迹虽然已经斑驳，但还认得出：“红杉，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我国时赠送。”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美国代表团的国礼中有北美红杉和北美巨杉。这几株树先运到上海，然后由专车送到杭州饭店，转运到花港公园后，让植物园来接手。
我就是那个去花港公园接树的人。
我这头“牛”去种树
我是1938年1月生人，属牛。我爸当年是火车司机，跑沪杭线，很神气。本来我可以去铁路工作接班的，但1958年铁路招工时，我因为近视，落选了。
那时我在家待业——初中毕业体检时查出了肺结核，治病要紧，就没有读高中。想想总要先有个工作，转头看到杭州植物园在招工，就去报了名，结果顺利录取。
看来，“牛”终归还是要和泥土打交道的，只是人家的“牛”耕田种粮，我这头“牛”去种树。
不过，我种的树和别人不一样，我是专门去找杭州还没有的树种拿回来种，专业上叫“植物引种”。
翻山越岭去浙西大山里寻找种子
1958年10月初，我到植物园报到，分配在植物标本厂做学徒工。当时全园有浙西天目、浙南丽水、杭州西湖三个山区采集队。我先在西湖采集队跟着师傅认树种，采集、压制标本。
采集标本时，我会另外采一条小枝或一片树叶放在口袋里，晚上再拿出来仔细观察辨认，通过这种办法，我很快就认识了不少植物。
杭州市想在西湖山区试种山苍子，让植物园筹办种苗。这个任务交给了浙西采集队，领导派我去增援。
山苍子树的果实，是一种化工原料，经济价值很高，闻起来有一股很浓的柠檬香。果实能提取山苍子油，用来制作香水，以及牙膏、香皂和食品所用的香料。
赶去增援的路上，我从武林门乘汽车来到浙西天目山脚下的鲍家村（今临安区天目山镇西游村），在鲍家大队办公室打地铺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挑着铺盖上山，临近中午才走到天目山，和同事会合后，立即进山挖苗了。
野生山苍子东一株西一株，很难找，我们只要一米左右高的两三年生的小苗，半个多月才完成任务。
正准备回杭时，我们收到单位来信，要我们派人去昌化湍口镇收购1000斤山茱萸种子带回去。山茱萸果子鲜红漂亮，煮熟晒干的果肉就是中药材萸肉，也是园林结合生产的一种优选树种。
我和杨师傅两个年轻人自告奋勇去昌化湍口。到了当地供销社，了解到供销社平时只收萸肉，若要种子，要去山里通知村民采了鲜果直接挑到供销社来。
我和杨师傅商量：“你在镇上处理收购，我进山去！”第二天一早，我拿着介绍信就出发了，翻山越岭，一路未见一人。以前从来没进过大山，根本没想到要带点干粮在身边。
走到下午两三点钟，前方出现了一条向下的岔路，我想村庄一般会在山脚，于是就折向岔路，结果走了很久，只看见一大片玉米地和一个守夜的小茅棚。我判断走错路了，又跑回岔路口，沿原路继续往前赶路。天色向晚，我又饿又急又慌，几乎是跑着向前，突然看到前方山腰上有个村庄——啥叫绝处逢生，这就是！
到村里找到大队书记，交接好工作，晚餐就在大队食堂搭伙，六谷糊加一碗炒菜叶、一碗炒菜梗。
隔天，我又赶到另一个村庄交接好工作，马不停蹄地赶回湍口。
那时候，交通基本靠走，有事还是要当面说才牢靠。不过，我心里也是没底，不知道会不会有老乡来。
第三天一早，就有村民挑着山茱萸鲜果来投售，供销社马上开秤收购。我和杨师傅将鲜果一筐筐抬到溪边搓洗，搓掉果肉收种子。花了四五天工夫，收了近千斤种子，打包运回杭州。
搓洗果子时，一根竹篾刺进了我的手指甲里，杨师傅用指甲钳硬生生帮我拔了出来，十指连心，疼死我了。
可能是这些事让领导觉得我工作努力、有担当，元旦后，领导把我调到引种室下的植物收集班去了。这是一个从事植物品种收集、进行繁育驯化的研究性部门，我负责观察和记录植物物候和育苗试验的情况。我的工作开始与引种搭边了。
先去学拉丁文，再去旁听植物学
因为工作与“科研”搭边了，我很快意识到，光跟老师傅学点技术远远不够，要赶紧去读书。
植物的学名都是用拉丁文写的。1960年初，我和同事结伴，跑到杭州大学生物系，和吴长春教授学习拉丁文。工余时间，人家打扑克、搓麻将，我对这些没兴趣，找个安静角落背拉丁文。年轻人记忆好，很快，常见的植物学名我都叫得出了。
1962年，杭州大学生物系同意接收几个植物学课程的旁听生，植物园连我共考进三人。每周有两个上午上课，下午赶回植物园上班。当时，从植物园到杭大生物系没有公交车，我也没有自行车，就靠两只脚走，我总是一早出发，从没迟到过。另外两人后来都放弃了，只有我坚持了下来。
两年的杭大旁听结束，我马上报考了南京林学院开办的函授班，开始系统地学习林学知识。可惜刚读了两年，函授班停办，我没有拿到文凭。尽管如此，那些年里，我边学边工作，理论联系实际，进步很快，也为杭州引种了不少树种。
种下红杉后，繁殖试验也成功了
还是先讲讲那棵北美红杉吧。
1972年2月24日下午，我带了一个青工坐三轮货车去花港公园接树。花港的工作人员已将一株北美巨杉种在花港公园，我们就把剩下的树运回植物园，暂时放在分类植物区的工具房内。
第二天，我们决定在工具房旁边整理出一块地，专门种这几株树。考虑到杭州夏天太热，领导特批搭一个钢架高荫棚，棚上盖了芦帘，里面装上纺织厂用的喷雾器。美国有句谚语叫“哪里云雾遮，哪里红杉长”，说明红杉需要湿润环境。
当年，在杭州植物园种下红杉后，我们就剪了些枝条进行扦插繁殖试验，取得了成功。这些小苗长大后，我们又从它们身上剪枝扦插，如此反复，到1975年底，我们已插活5000余株，提供给全国18个省市的89个单位进行引种试验，在不少地方还长得蛮好。
当年种下的水杉现在都已直冲云霄
外国树要引，中国树也要繁。
1955年，党中央发出“绿化祖国”的号召，一时间全国各地都急需绿化苗木。
水杉长得快，主干笔直，做绿化或木材都很好，但当时根本搞不到水杉苗木。水杉是恐龙时代孑遗下来的古老树种，被称为“活化石”。
1953年，植物园前辈从湖北弄到了点种子，播出了苗，这批植株到1966年已开花结果，但结出的种子是瘪的，播下去也长不出新苗。
我加入扦插攻关的课题组，发现了“母树越幼、插穗成活率越高”的规律，育苗成活率大增。到1975年，杭州植物园和老东岳苗圃育成近300万株苗，不仅在我们浙江广泛种植，还大力支援了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山东等地的绿化工作。
这个课题后来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优秀科技成果奖，发给我们970元奖金，我们课题组包括工人有40多人，按贡献大小分，我是一等奖获得者，奖金9.9元。
当时我每月工资38元，这份奖金也算“巨资”了。比起奖励，更让人鼓舞的是，当年种下的水杉现在都已直冲云霄，杭州最壮观的水杉林就在曲院风荷和虎跑路两侧。
三万株池杉苗换回一辆上海汽车，一时成为佳话
杭州地处江南水乡，沼泽地和季节性水淹地比较多，水杉耐湿但不耐淹，还需要为这些地方寻找更合适的树种，原产于美国的池杉、落羽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957年，杭州植物园从南京引进三年生的池杉小苗，1965年起陆续结果。到70年代初，我们用收集的种子开展繁育试验，但种子发芽率低，出苗极不整齐。后来我们又尝试了清水浸种法：将种子置于木桶中，用清水浸种，前两周每日换水一次，此后每两日换水一次。约一个半月后取出播种，出苗整齐，而且两三天内即可出齐。
有了这个核心技术，我们开始大规模育苗，每年播种一两亩，每亩出苗约3万株，当年小苗就能长到80公分左右。
大约是在1973年秋天，上海绿化局的同志来杭州采购苗木，看到这些池杉苗爱不释手，要我们全部卖给他们。我灵机一动，提出：“我们支援上海绿化，你们能不能帮我们买辆汽车？”
植物园当时一辆汽车也没有，运苗木、土肥都要用钢丝车（注：两轮手拉板车）去拉。上海方面商量后同意用一辆价值约三万元的货车来换我们的池杉苗，我们按一元一株的价格，给他们三万株壮苗。三万株池杉苗换回一辆上海汽车，一时成为佳话。
池杉很适应江南水土，当下铜鉴湖的“云杉映波”、青山湖的“水上森林”，都是由大片池杉、落羽杉构成的水上森林，林在水中、水在林中，被称为现实版的“绿野仙踪”。
为种好杭州第一批湿地松，天蒙蒙亮就要去轰麻雀
灵隐路上有一段著名的“九里松”，路两边都是高大的松树，属于“钱塘十景”中的“九里云松”。以前，这里种的都是本土的马尾松。
马尾松抗病虫害能力弱，容易遭受松材线虫、松干蚧、松毛虫的危害，死起来一大片。1968年开始，西湖群山包括九里松的松林，遭受严重的松干蚧危害，药物防治根本控制不了。美国的湿地松、火炬松抗病虫害能力强，当时国内有些地方已开始引种培育。
1972年10月，全国林木良种协作会议在福建闽侯县南屿林场召开，主要就是推广湿地松和火炬松。领导叫我也去引种湿地松小苗或采购种子回来。
等我赶到林场，会议已结束，林场领导告诉我，会议代表带走了不少种子，全省各地也调走了一些，林场还剩10斤左右种子和四五万株小苗，但需地区林业科的批条才能调拨。
林业科人员此时正在闽清县金沙公社开林业工作会议，我又赶往金沙，一路步行、坐渡船、坐火车、坐汽车，起早贪黑折腾了一天时间，赶到金沙公社。在闽江坐渡船时，还出了意外，我的皮夹被偷了，幸好内衣口袋里还有点钞票，但粮票全没有了，我只能在路边买几个凉薯充饥。
找到林业科工作人员说明情况，他们却不同意给我，他们担心本省推广湿地松的苗木都不够用。我真急了，直接去找了林业科的杨科长和许永榜技术员，许永榜之前来过杭州，与我相识，也帮我说话。最后他俩和一个地区专管湿地松种子的干部商量后，同意给我们1000株小苗、1两种子。
拿到批条，我又一路折腾赶回南屿林场。林场领导当即安排工人起苗。
小苗运到杭州后，为了更好地模拟它的原生态环境，我们特地去山上挖了大量的黄心土抬回来给它们做栽培土，这是第一批在杭州落地的湿地松树苗，散种在植物园，西湖群山也有一些。为了防止麻雀啄食播下的种子，我们每天从天蒙蒙亮守到天黑，轮班在地里轰麻雀。
1976年春天，九里松换种湿地松（含少数火炬松），但换种的松苗要求胸径8厘米以上，那时我们植物园培育的松苗还太小，不够标准，这批松苗是从外地买来的。
抢救濒危植物普陀鹅耳枥
引种不只是引外国树，也包括抢救我们国家自己的濒危树种。
普陀岛佛顶山有一株鹅耳枥，1930年，植物学家钟观光在普陀山佛顶山采集到这种鹅耳枥的标本，认为它与其他鹅耳枥有所不同——它的果苞内侧基部有一个内折的卵形小裂片，外侧基部却没有裂片，这个结构在鹅耳枥属里很不寻常。
1932年，林学家郑万钧对钟观光采集的标本进行鉴定，确认它是一个新种，定名为普陀鹅耳枥。
这株普陀鹅耳枥，当时已知的野生植株仅存这一株，被称为“地球独子”，能否将这个树种保留下来，非常急迫。
1978年，听说这株树难得地开花结果了，我们马上赶去，结果发现种子还没成熟，于是委托普陀林场代为采种。10月中旬，收到普陀林场寄来的种子，我们经过分组对比试验，发现它的种子寿命较短，不耐贮藏，要现采现播，隔年播的种子几乎不发芽。
播出的小苗天生纤弱，我们放在温室里当宝贝养，温室顶上一半盖芦帘，一半不盖，晴天把苗盆搬到遮阴处，阴雨天把苗盆搬到向阳处，就这样把它们慢慢养大。这些实生苗长大后，我们又剪它们的枝条进行扦插繁育，培育出不少小苗，总算保下了这一濒危树种。
1978年，我正式成为了一名技术员。
专心做科研，我破格成为高级工程师
1980年我被评聘为助理工程师，但在1984年，我遇到了两难的选择，当时单位给我两个选择：要么转工人编制的技师岗，工资升一级；要么留在科研干部编制的助工岗，工资不动，以后评工程师。我当然是想做科研的，但当时家里经济非常困难，而且我没文凭，以后能不能升工程师也未知。
我夫人一句话定乾坤，“你想做科研，你就定助工岗。”
夫人和我是同事，我们一起学拉丁文时她的成绩比我好，也是很努力很有志气的。她嫁我时看中的就是我有志气、肯努力。
我几乎用上了所有时间来学习和工作，每天吃好晚饭，我都雷打不动地去办公室继续学习做科研。有年冬天下大雪，吃过晚饭，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打着伞，冒着大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去办公室了。
这一坚持就是4年。有人笑话我“失算”，但我一概不理，只专心做科研。1988年，凭着过硬的科研成果，我终于评上了工程师。
也是这一年，我的论文《浙江省木兰科种质资源及引种栽培现状》入选国际园艺植物种质资源研究与利用学术讨论会。到北京报到那天，我才知道这篇论文被推选为大会发言稿，要做15分钟的英语发言。我连夜写出了英文稿，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这么多外国人面前用英语发言，回头想想还是蛮勇敢的。
我的英语，是在杭州园林学会开办的英语培训班上学会的。那时我已四十多岁了，记忆远不如从前，但凭着不懈的努力，1982年结业时考了个B+，英语老师毛颂唐给我的评语是“厚实、刻苦、求知欲强”。
1992年，我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回首往事，我最喜欢做的事，还是去看看我引种的树。早些年腿脚还利索，我经常翻山越岭去看它们，这些年走不动了，只能去看看近旁的几株，它们都长得很高很粗壮了，摸摸它们、抱抱它们，心情特别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