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寿华馆
记者 陈友望 实习生 张伊宁
通讯员 许齐
1936年一个冬日，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杭州张同泰药行传人张鲁庵，将一方旧印递到老师赵叔孺面前。印面刻的是“灵寿华馆”四字，赵叔孺看后，发现石上并无边款。
这方无款印的印文“灵寿华馆”，是赵之谦好友沈树镛的斋号。赵之谦，浙江会稽（今绍兴）人，著名书画家、篆刻家，与吴昌硕、厉良玉为“新浙派”三位代表人物，又与任伯年、吴昌硕并称“清末三大画家”。此印后辗转坊间，数十年后归于张鲁庵的望云草堂。
赵之谦刻印，未署款或简署款者并不少见。但“不署款”本身也有分别：有人是懒得刻，有人是来不及刻，有人则是随性而为。赵之谦属于哪一种？
凭刀法认人
张鲁庵得了这方印，喜爱归喜爱，却没敢轻易补款。补款是替前贤立证，刀落即成定论，须寻合适之人。他找到了自己的老师赵叔孺。
寻常篆书讲究圆转流丽，小篆尤其如此。但“灵寿华馆”这四字偏要反着来，横画坚挺，斜画交错，字与字之间笔画自然搭接，像砌墙时砖与砖的咬合，拆不开，也挪不动，有一种近乎固执的刚健。
赵叔孺是篆刻名家，看刀口深浅、线条交接，便能读出篆刻者的习惯。这方印的气息，他太熟悉了。
“家”字的背后
赵叔孺观罢印面，心中已有判断。他在印上刻下边款：“‘灵寿华馆’家撝叔为沈均初内翰所刻也，当时未署款，今为鲁盦所得，属余志之，俾后之览者知所宝贵焉。丙子冬，叔孺记。”
他将这段往事刻于石上，留给后世。款字通篇取法赵之谦，结体、刀法、气息，皆在赵之谦的书法脉络之中。但有一处，赵叔孺刻意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心意。
“家撝叔”——古人于同姓前贤，惯以“家”字冠于名号之上，以示同姓之雅谊与亲切推重，不必以同宗同族为前提。赵叔孺有言：“咸同以来，篆刻之妙，当推吾家撝叔。”这个“家”字，既是同姓间的亲切称谓，更是对前贤印艺的心悦诚服——他把这份推崇刻进边款，让后世观者在品读印作之时，也能感受到两代赵姓印人之间的艺脉相承与私淑之忱。
“灵寿华馆”是沈树镛的斋号。沈树镛，字均初，川沙（今上海浦东新区川沙镇）人，咸丰九年（1859）与赵之谦同中举人，官内阁中书，金石收藏名重一时。二人因碑订交，赵之谦编撰《补寰宇访碑录》，多得沈树镛助力，于序言中特书“同岁生沈均初亦为此学者毕力助搜讨，寒暑风雨，奔走告语”。这般金石知己，刻印署不署款，平日原不必计较。
同治年间，赵之谦客居京师，为沈树镛治印最勤。赵之谦为沈树镛刻有多枚斋号印，如“灵寿华馆读碑记”“灵寿华馆所藏”“灵寿华馆收藏金石印”等等。其中一方“灵寿华馆”带有赵之谦自刻边款：“法鄐君开褒余（斜）道碑为均初刻，悲盦记。”他明确记录了自己取法《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石刻》。同一斋号，同一友人，有款或无款，并非偶然。
也正因赵之谦在另一方斋号印上留下了“法鄐君开褒余（斜）道碑”这样明确的取法记录，西泠藏本的“无款”才更引人追问。回头看印面，那些不肯圆转的横画斜线，正是《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的体势。赵之谦把取法写在另一方印的边款上，而这一方，却让刀法自己说。有款的那方留下答案，无款这方留下谜面；而谜底，早藏在刀法里。
丁之下黄之上？
同治元年（1862），赵之谦为篆刻鉴赏家、印谱收藏家魏锡曾（字稼孙，杭州人）刻“稼孙”印，边款为：“稼孙目予印为在丁、黄之下，此或在丁之下、黄之上。”魏锡曾品评赵之谦篆刻不及丁敬、黄易。赵之谦没有辩驳，也不作过度自谦，只在篆刻谱系里为自己划定一席之地。看来，款在他手里，不只是“落名”，也是“落座”。
“灵寿华馆”印现亦藏于西泠印社。张鲁庵去世后，家属叶宝琴遵其遗愿，将望云草堂所藏印章悉数捐赠给西泠印社，“灵寿华馆”就此入藏孤山。1962年，张鲁庵所藏433部近2000册历代印谱、1525方名贵印章，全部运抵杭州，其中就包括这方无款的“灵寿华馆”。
一方印章从无名到身世清晰，从来不是单凭石头本身完成的。赵叔孺的刀、张鲁庵的收藏、叶宝琴的捐赠，一层一层，叠起它完整的流传史。
赵叔孺补款的丙子冬，距离赵之谦辞世已五十余年。这方刻于同治年间的印章，至那个冬日赵叔孺在石侧刻下“家撝叔”，存世已七十余年。
一方印，刻下一人斋馆，又在另一位篆刻家手中得到身份追认，最终归藏孤山。赵叔孺这则边款，让后世知晓此印为谁所刻、为谁而作、何以珍贵。当年赵之谦为何偏偏不为这一方落款？以他刻款的取舍看，不署款的这份留白，恰恰是读印时颇让人寻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