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吴蛮 整理 一大碗
7月的一个周末，西湖边的晓风书屋。湖风与蝉鸣之间，国际著名琵琶演奏家吴蛮坐在读者面前，像当年向陌生人解释什么是琵琶那样，讲起了琵琶的形制与历史，从唐宋讲到眼前。
说着说着，她抱起琵琶，现场演奏了一段唐代《太平琵琶谱》中的《庆云乐》，又分享了自己据此创作的《静夜思》。
琴声从书页间淌出来，满座寂静。
吴蛮是谁？
她1964年生于杭州，在西湖边长大。
她是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位琵琶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却在三十岁左右辞去教职，背着一把琵琶去闯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一切从零开始。初到美国，语言不通、无人知晓琵琶为何物，她就去学校礼堂、老年中心、爵士俱乐部，哪里有人听，她就去哪里弹。一场演出可能只来十几个人，台下多是好奇或困惑的目光，她就一曲一曲地弹，一场接一场地积累。从无人问津到被越来越多听众记住，她把琵琶从东方带进了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的舞台。
再后来，她成为马友友“丝路音乐计划”的创始成员，七次获得格莱美奖提名。2013年，她成为首位获得《美国音乐》“全美年度演奏家”的非西方器乐演奏家；2017年，随丝绸之路乐团斩获格莱美“最佳世界专辑”奖。
这个夏天，她回到家乡，讲起西湖边的童年时光，那些日子像一片片龙井茶叶，再次回到水中央。
今年7月，我从欧洲回国，飞机穿过大半个地球，这漫长的飞行旅途，让我想起一桩往事。
1978年春节前，杭州当时还没有民航专用机场。文化部给我买了人生中第一张飞机票，从杭州去北京。
我当时十三岁，整架飞机上只有我一个小孩子，周围几人都是陌生的叔叔、爷爷，我猜，他们是去北京开会的领导。他们也在猜我，看我也新奇，这小姑娘自己坐飞机，倒不慌，瞧这瞧那，还跑去研究机上厕所，镜子、水龙头、马桶，样样新鲜。他们问：“小姑娘，你去北京干什么？”
我答：“去演出，弹琵琶。”
就这样，我起飞了。
从杭州出发，到北京，再到大洋另一边的世界。一晃四十几年。
边洗衣边唱歌，歌舞团的邻居夸我唱得准
如果没有那座“四通八达”的家属大院，我可能会成为一个画家。
我的父亲吴国亭在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做老师，是一名画家。小时候，我们一家住在南山路校区。出了学校，就是西湖。
我记得，起初那一爿（方言，量词，一片一片）平房隔了二十来户人家，都是各个院系的老师。过了一段时间，外侧的教室、画室，都腾了出来，美院教学楼往里让了两爿，挪出房间给其他单位。院子里热闹起来，几乎所有在杭的文艺单位都住在一起。
小朋友的眼睛里，每个单位有自己的形状。进大门的小洋房，有人在练翻跟头，这是浙江京剧团，日日排演《杜鹃山》《红灯记》；家对面那爿的是浙江曲艺团，主要唱评弹，弹三弦的叔叔，唱《蝶恋花》的阿姨，跟爸爸妈妈都很熟悉。另一边是浙江歌舞团，跳《采茶舞》，排音乐会。
在这般环绕熏陶之下，我也喜欢唱唱跳跳。有几次，歌舞团的叔叔阿姨见我在天井里边洗衣边唱歌，趁机鼓动我爸妈，这孩子唱得准，有音乐天赋。
第一次上台，不光不怯场，还意犹未尽
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过琵琶，也猜不到未来与音乐的缘分。
我也没去学画画，绘画太静。我的入门师父朱良楷老师说过一句话，这个小伢儿，是个“人来疯”。
朱良楷是浙江歌舞团的乐队老师，我第一次上门拜师，他在储物柜里翻拣半天，才掏出一把绑着三根尼龙弦的旧柳琴。他说，小女孩柳琴弹弹蛮好。
柳琴，在山东戏里常见，主要给唱戏伴奏。那年我九岁，小学三年级，对乐器一无所知。握在手里，拨动两下，声音清脆高亮，好听。
朱老师不收学费，周末空了就来家里给我上课，最多留下吃顿饭。这顿饭自然不敢怠慢，四菜一汤，有肉有蛋。妈妈是宁波人，端上桌的是梅干菜扣肉、毛豆蒸豆腐干、炸带鱼，这在寻常百姓家，已经是江浙人拿得出的最考究的待客之道。
小伢儿学琴，没有曲谱，也不讲乐理，全靠模仿记忆。我学得特别快，对弹琴的兴趣也就一点点浓起来了。
应该说，我是有艺术天分的。最早，我在劳动路小学读书时就是“文宣队”队员。搬到南山路进了杭州文艺小红花队。接着又从杭州市少年宫的乐队里，被推荐到浙江省人民大会堂表演。
十岁那年，我第一次上台演出，五线谱还没认全，就到人民大会堂独奏《北风吹》了——这是我学会的第一首曲子。
在那场杭州市文艺汇演里，我是唯一一个小朋友，系着红领巾，穿着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标准的少先队员打扮。
爸妈坐在台下替我紧张，我不仅不怯场，人一多，我就亢奋。曲子三两下就弹完了，台下掌声雷动，我还意犹未尽。
两边争我，我爸拍板，我去了民乐班
有一天，小学班主任带来两位校外老师。
我印象特别深，班主任先让大家手背在身后坐好，进来一男一女，张嘴就不一样——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那会儿，我和爸妈都不晓得，黄龙洞还有个浙江艺术学校。来人正是艺校的舞蹈系教师，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顶尖人才。
“考官”扫过教室里的学生，把每个小朋友都仔细瞧了一遍。
奇也怪哉，到底看出点什么，我现在也不清楚。
被点名的小朋友到了办公室，老师一声喝令，站挺了！所有小朋友都腿绷得笔笔直，一动不动。老师看看腿、看看脚、看看手，从上到下把我周身形体瞧了个遍，当然脸蛋也少不了打量。过后，还要看看父母——大概父母个子高，孩子发育后手脚也更长吧。
我之前没学过舞蹈，被艺校舞蹈班选中，带去拉筋压腿。我爸听说后，特意告诉老师，其实我们吴蛮还会乐器。马上，艺校民乐班的老师也来了，专门听我弹柳琴。
这下好极，民乐班想要我，舞蹈班也觉得我好，两边争，最后还是我爸给力，当即拍板，我就去民乐班。
“要不我们换个大的，学琵琶？”
黄龙洞那会儿算郊区，门口就是农田，我从南山路出发，要倒两趟公交才能到达，经过湖滨、昭庆寺、保俶塔，再开往北山路，一路沿着西湖过去，路上要花一个钟头。
下了车，车站就有农民推着自行车卖甘蔗。几分钱买一根，削了皮拿在手里，边啃边往校门走。
现在回想，艺校校舍也好似名人别墅，“春夏秋冬”四栋西式小洋房，还铺了地板。校园里还有大草坪。每天早上6点，舞蹈班进练功房练功，民乐班老师带着我们爬山晨练，翻上学校后山就到北高峰，小朋友进了竹林就玩疯，每天都像在春游。
我虽然进了民乐班，但和舞蹈班混住在一起，偶尔跟着练练基本功。他们排《红色娘子军》，人不够，就叫我穿上芭蕾舞鞋，充当一下群众演员。
民乐班上课方式不同，文化课、乐理课都在一起，到了乐器专业课，就是一对一的单独学习。校园里除了民乐，也有西洋乐器，白天鼓乐齐鸣，夜里青蛙叫声此起彼伏，清音幽韵好似永远不停。
最初一年，我继续学习柳琴，师从姜水林老师，听音识谱，切入乐理知识，一下子提高很多。但柳琴这个乐器，音域和常用曲目毕竟有限。姜老师跟我说：“我没得可教你了，你已经把柳琴曲目都学完了。要不我们换个大的，学琵琶？”
于是，我跟着顾骏老师学起了琵琶。
个头不够，抱着大琵琶死练两年
诗文里讲“大珠小珠落玉盘”，电影里刘德海老师弹《十面埋伏》，背过、听过，琵琶于我而言虽不陌生，但要转行改练，到底艰难。
柳琴基础之下，我的左手摁弦有一定力量训练，但右手从拨子弹奏改用手指拨弦，着实不易。当时还没有小琵琶，小朋友个头不够，抱着大琵琶死练。重塑肢体惯性，一天下来，胳膊酸、手腕痛。每晚练琴，练到十点学校熄灯。两年，才算练出点门道。
正式毕业前，浙江省歌舞团把我借调去团里参与演出，还让我独奏。意思我品得出来，院团看重我。但这回，我怕了。周围都是上年纪的老艺术家，我一个小孩格格不入。我爸也犹豫，女儿才十三岁，进了歌舞团，一生的路，好像望到头了。
恰逢其时，一个好消息传来：中央音乐学院开始全国招生！还能读大学？想都不敢想的好机会！我甚至没跟父母商量，立刻报名。
复试等了六七个小时，大点儿的曲子只会这两首
考试在上海音乐学院进行。坐火车过去三个钟头，我在考前一天出发，上海表哥到站接我。
初试当天，华东地区的艺术人才都来了，大大小小、吹拉弹唱，考场门口排起长队，一直延续到马路上。
排了大半天，终于轮到我。进了考场，面前坐着一位男考官，是我们后来的系主任李光华。我弹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刚坐下没多久，他就打断我，“可以了可以了，回去等消息吧。”我心咣一下凉了，这下没戏了。想不到隔几天发榜，我的考号也在墙上。
发榜第二天下午，复试开始，所有考生在食堂等，琵琶、二胡……各种乐器都有。那真是高手如云，随手一练，都是高难度乐曲，我越听越紧张。等了六七个小时，叫到我已经半夜十二点。
这回，考场里前前后后坐了好几排考官，全系老师都在。琵琶主考官是王范地老师。我先演奏了《彝族舞曲》。一曲弹完，王老师开口，问我还有什么曲子。我又老老实实地弹了一次《唱支山歌给党听》。其实我才学琵琶两年，大点儿的曲子只会这两首。
两首弹罢，老师还没让我离开，又叫我站起来走几步，看过后问我：“怎么走路外八字啊？小时候跳过舞吗？”我赶紧点头说：“是，是。”老师又来看我的手指条件，我的小指特别长，长度超过了无名指的第二指节。
我在里头待了半个钟头，表哥就趴在窗框上偷看。我进去时他还神色紧绷，出来时他已经有点得意。身旁的家长拱了拱他，说：“有戏哎有戏！这么长时间！”
第三轮考的是乐理，考试的时候，监考老师还问我：“你怎么都会啊？”一看，哦，是艺校来的，有基础。
和我一起参加演出的，都是未来的大师
考完回到杭州，已经是一个礼拜后了。我爸妈倒不担心，越晚回来，他俩越高兴。根据时间推测，待了这么久，看来是有希望。
等到快过年，顾老师满头大汗地骑着脚踏车来南山路，“吴蛮吴蛮！”他叫着进来，“北京来电报了！”
中央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直接打到学校——让吴蛮去参加春节新生汇报演出。这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汇报成果演出，层层选拔，人才济济。演出在首都体育馆，全程电视转播。这才有了开头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
当年和我一起参加演出的，都是后来世界闻名的大师，小提琴家吕思清、钢琴家蔡怡敏、歌唱家叶英……我是其中唯一一个弹“琵琶”的。
那天上台，我弹奏的还是那首《彝族舞曲》。《彝族舞曲》是我的艺术起点，让我摸到了开窍的“感觉”，仿若整个人都融入了音乐，在琵琶的弦声里收获了深切的感动。
“最后一排观众跟我有什么关系？”
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的10年，我从附中一路读到我们国家的第一个琵琶专业研究生。“央音”于我，不止技法上的精进，更像打开一扇窗——
“央音”的图书馆，收藏了全球各地音乐，坐在馆内，打开唱片机，戴上耳机，世界就在耳中展开；20世纪8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国外音乐家陆续到访“央音”。传统民乐与西方音乐的教学体系，也在实践并进中碰撞生长。
1979年，音乐家艾萨克·斯特恩在“央音”的大师课，给了我转折性的启发。当时他邀请了小提琴专业的同学上台演出，听罢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你在台上拉琴时，有没有感受到最后一排的观众？老师当时用的词是“reach out”，抵达。第二个问题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音乐家？
台上的同学和台下的我一样，当时一下子既摸不着头绪，也答不上来。
斯特恩先生没有给出答案，但这成为我思考的起点。我为什么要当音乐家？因为我喜欢音乐。那下一步，我要做什么样的音乐家？最后一排观众跟我有什么关系？音乐是为了什么？就这样在脑子里自问自答。
也是在一次大师音乐课上，我第一次听说，国外还有独立音乐家，这更激发了我的好奇——他们的音乐生涯是什么样的？
我可以被这里邀请做独奏音乐会，可以跟那个人一起合作演出，可以演奏一段现代作品……这就是独立音乐家，我可以自己决定我要演奏什么——这就是我未来想做的。
在研究生即将毕业的关口，学校希望我留校任教。是选择平静顺遂的生活，还是走向未知、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
答案显而易见。
第一次见我手上的琵琶，我解释这是“中国吉他”
1990年，我孤身一人去了美国。
冒险吗？或许吧。从祖国的琵琶明星，到异国的“街头艺人”，刚出国时的孤独难以言喻。
最初几年，我主要做的是普及教育的工作——我的世界演奏之旅是从美国的老人院里起步的。老人们午间休息，需要一些音乐活动。这是我在国内根本接触不到的场合。但比起心理上的落差，精神上的寂寥才让人难以适应。
语言有时是障碍，音乐有时也会有隔阂。我早就预料到会不顺，但我心甘情愿。
像印第安纳州这类城市，音乐的基础教育本身也贫乏，更别提中国文化，最多停留在知道中国有个李小龙。很多人第一次见我手上的琵琶，我解释这是“中国吉他”，老外似懂非懂。
刚到纽黑文生活时，我每周会坐火车去纽约参加小乐队排练。眼睛看着窗外哗哗飞过的美国小洋房、树林，内心想的却是西湖边山山水水的样子。有种茫然若失的疏离感，好像这一切都跟我没有关联。
但是一下车，我又会立刻清醒过来，踏上当下的每一步。有时候路过卡内基音乐厅，林肯艺术中心这些主流的音乐舞台，我心里想，“说不定有一天我也会在这里演。”
1992年前后，“克罗诺斯弦乐四重奏”（Kronos Quartet）乐团找到了我。这支乐团于1973年成立，以西方古典乐器的组合，演绎先锋的当代音乐。我们合作演奏《琵琶四重奏》，将东西方古典乐中的代表器乐跨界融合，迸发出新鲜的艺术花火。连演两年，每每演出后，观众起立鼓掌。
后来，我向他们推荐谭盾，我们再度合作了由谭盾创作的《鬼戏》。在当时特别有突破性——金木水火土的中国传统五行元素，加入河北民歌《小白菜》，结合巴赫的变奏曲，混搭出了充满想象力的作品。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找到了属于世界的“琵琶语言”，此后三十余年，无论爵士俱乐部、白宫抑或卡内基音乐厅，我的舞台没有边界……这种感受，在今年夏天的一场演出中得到了真切的印证。
这个夏天，我和几个音乐家参加上海夏季音乐节，做了一场户外公益演出。我看到观演的人群里，有上了年纪的老人，有带着孩子的家长。35摄氏度的高温，演出中途突然雷鸣电闪、瓢泼大雨落下，1500名观众竟没有一个离开，就穿着雨衣，坐在雨里，听我们演奏《赛马》。观众的热情感动了我们整个乐团，我们的演奏也愈发酣畅淋漓。
望着雨幕中那一张张专注的面孔，我忽然记起斯特恩先生当年问过我的那两个问题。演出不是孤芳自赏，音乐是交流的方式。原来我的音乐早就抵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