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邃 竹篱茅舍
记者 陈友望
实习生 张伊宁 通讯员 许齐
“竹篱茅舍”是农耕生活自给自足的日常烟火图景，亦是传统文人对隐居田园、回归自然的精神向往。试想一处山林，青竹绕着疏篱围成半亩院落，几间茅舍掩在树影之间，檐下晾着书卷。主人或荷锄归院，或倚窗望山，不问朝代更迭，只守一室清宁与四时风物；又或者，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想象在一处江淮水岸的田园里，竹篱围着茅舍，门前淌着清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于刀石篆刻间消磨岁月，在枯笔山水里安顿心神。这番对隐逸的想象，都凝为一句“竹篱茅舍”，为程邃刻入方寸金石之中。
程邃为歙县程氏一脉，生于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他自幼濡染金石书画之风，精通考证之学，尤以篆刻成就最高。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叶铭所作《广印人传》中记载：“（程邃）长于金石考证之学，刻印精研汉法，而能见其笔意，天都人皆宗之。”足见其篆刻之精。他平生无意仕途，后辗转至扬州，在此定居多年。
至于他转赴扬州之由，说法纷纭。一说是明亡后为避清兵之乱，他以遗民身份流落异乡；亦有说他早在清兵南下之前，便因受明末党狱牵连，与东林士人交往密切，遭阉党构陷，只得只身逃亡至扬州，以布衣之身逍遥度日。清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曾以“博学鸿词”召用他，他断然拒绝，躲到南京与山中扫叶的龚贤做了朋友，后亦死在南京。
程邃身历明清易代之变，常被归入明遗民之列。有人认为他笔下荒率之气源于家国之仇，所绘故乡山河寄寓旧朝哀思。但考其一生行迹与心性本源，程邃的为人与作画，与其说是对清廷的不合作姿态，毋宁说更契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超脱潇洒、安贫乐道的精神底色。
或许是在扬州定居多年后，程邃在书斋之内就着窗外竹影，刻下了“竹篱茅舍”这方闲印。印章为青田石质地，大约两厘米见方，为朱文印。“竹篱茅舍”四字在圆形的印面上错落排布，宽厚边框衬着疏朗印文，线条朴拙苍劲，又暗含灵动笔意。此印由平湖葛昌楹捐赠给西泠印社，数百年岁月里，印章几经辗转，从明末扬州的布衣书斋，到江南藏家的藏书楼中，历经世事动荡，最终静卧于西泠印社的库房，成为歙派篆刻的传世珍品。
细观印面，足见程邃身为歙派篆刻开创者的精湛技法：他以冲刀法篆刻，线条凝重醇厚，枯涩处不失温润，恰如他的山水画风，干裂秋风而润含春雨。他将钟鼎古文笔意融入印文，章法疏密有致，“竹”字清疏如林间风，“舍”字沉凝如檐下石，方寸之间便铺展出院落山居的悠远意境，把文人对田园的向往凝于四字之中。
程邃一生以“江东布衣”自居，早年便因品行端悫、崇尚风节受乡里敬重，却始终不愿踏入仕途。明末党争激烈时，他虽因亲近正人君子无端受祸，被迫逃亡异乡，却从未改其恬淡本心。定居扬州后，他以金石书画为日常雅好，不攀附权贵，也不标榜遗民身份。他身怀篆刻绝技，却自珍其艺，不轻为人作。张庚于《国朝画徵录》中谈及程邃道：“非得重直，不售金石篆刻。”若非心意相投，即便重金相求也难得程邃一印。面对布衣寒士之求，他则常倾力满足，因此愈发受人敬重。
他的交游圈十分广泛，待人以诚，不以出身论高下，始终保持平和冲淡的姿态。对他而言，绘画从来不是抒发家国之恨的武器，篆刻也并非钻营应酬的工具，不过是学者的雅好、修身的途径。他不以鬻画为生，家藏诸多文物古籍，却始终安于布衣蔬食，终日与诗书金石为伴，逍遥于山水林泉之间。
一枚不过方寸的闲印，寄托的是一份田园安居的理想，更是乱世之中文人超脱物外、安贫乐道的精神底色。程邃开歙派篆刻之先河，以枯笔焦墨写山水之苍古，在明清易代的动荡岁月里，守住了内心的从容与笃定，以布衣之身取得了诗书画印兼善的艺术成就，为后世留下了诸多清逸苍古的艺术瑰宝。宋人章谦亨有诗云“竹篱茅舍只安贫”，程邃所行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