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涂建敏
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韩国釜山举行，以紧急程序将南苏丹的博马-巴丁吉洛迁徙景观、黎巴嫩阿迈勒山区城堡群和巴勒斯坦塞巴斯提亚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名分与警报齐发，实属罕见。
应当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目的并非制裁，而是警示因战乱、灾害或过度开发而面临风险的遗产。这份名单自1994年建立以来动态更新，战争与冲突是首要“杀手”——叙利亚、刚果（金）、利比亚等多处遗产就因战火登榜。但这绝非发展中国家的“专属病”，过度商业化、城市建设开发等同样可能使其陷入危境。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2004年入选，两年后因修建跨河大桥被列入濒危，2009年除名；科隆大教堂曾因高楼计划被亮“黄牌”，调整规划后于2006年“脱危”。可以说，遗产的“杀手”名单不分贫富，不论东西。
这份名录就有如“紧急救援呼叫单”，但“濒危”并非不可逆。2025年7月，马达加斯加阿钦安阿纳雨林、埃及阿布米那遗址和利比亚加达梅斯古镇，因威胁大幅减少而被移出名录——狐猴盗猎降至十年最低，植被恢复，水位受控，战后修复竣工，证明只要威胁得到有效控制，就完全有可能转危为安。
回看此次紧急入遗的三处：南苏丹博马-巴丁吉洛迁徙景观是全球最大陆地哺乳动物迁徙路线之一，面临偷猎与治理能力不足的困境；黎巴嫩五座城堡浓缩九百年城防历史，今年5月博福特城堡在交火中被占领，其余屡遭轰炸；巴勒斯坦塞巴斯提亚是古以色列王国首都遗址，因土地征用面临分割威胁。紧急列入濒危名录，是国际社会在危机中伸出的第一根救援绳索。
然而，“紧急入遗”效力几何？巴米扬大佛被毁时，国际社会声势浩大的“救佛”行动终归徒劳；德累斯顿市民公投支持建桥，教科文组织也只能收回招牌——这份“护身符”挡不住炮弹、极端分子的炸药，乃至城市发展的推土机。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在这方面近年交出扎实答卷。2025年是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40周年。据《中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发展报告（1985—2025）》，所有遗产地保护状况良好，90%综合评估为“优”，10%为“良”，整体保护成效显著优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多次当选委员国，推动跨国申遗与文物修复。本次釜山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当然，中国也有过教训——1998年张家界武陵源因过度开发被亮“黄牌”，这提醒我们，“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而是责任的起点。
如果把“濒危”当作“病危通知书”，那么，真正的解药，从来都藏在人类一致的行动中。它们可以是战场上的克制、规划中的敬畏、争议里的理性，乃至每一个普通人对于“文明何以为继”的共同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