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年轻时
爸爸的小学毕业证
钳工技师证
全家福
2025年9月3日，陈育伟在北京等待观礼
爷爷奶奶在老家的合影
口述 陈育伟 整理 赵与典
2025年9月3日，我在北京，受邀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前，当受阅队伍列阵而来，这份撼动心魄的壮阔，只有亲临现场才能体会。
在观礼席，我忽然想起我的爷爷和我的爸爸。若是他们在场，一定比我更加感慨万千。
靠技术吃饭的爷爷，给爸爸起名“祝强”
我爷爷陈小樵，浙江诸暨人，自幼丧父，靠哥嫂带大，初小毕业后到了上海、杭州，学木工，学机械，进了中央飞机制造厂，后又辗转调至西南公路局，做车辆维修，靠一双手的技术吃饭。
1946年，我爸在长沙出生，家中排行老三，爷爷给他起名“祝强”。这名字里寄寓着一个普通中国人在经历了战争之后对国家、对未来最朴素的心愿。
当时，爷爷在长沙城南路60号办起了煤气炉厂，每天一早出门，去厂里盯生产、跑业务；奶奶在家照看孩子，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我爸后来跟我说，他想起爷爷时，最先想起的是他手上的机油味儿——抱他的时候，那味道会沾到自己身上。久了便习惯了，认作是爸爸的味道。
“比以前坚强勇敢，上学一年来进步很大”
1954年，我爸开始读小学了，在长沙修业学校（现修业小学）第97班，学号41。
学校大门高高的，门槛也高，小孩子要迈很大一步才能跨过去。操场不大，铺着煤渣，跑起来沙沙响。教学楼是一幢老旧的两层建筑，木楼梯蜿蜒上下，扶手被学生们摸得油光锃亮。
后来，我爸才知道，这所学校历史悠久，创办于1903年。青年毛泽东曾在此执教历史课，白天授课、夜间伏案，就在校内小屋筹办、编撰了《湘江评论》；教育家徐特立也曾在校任教，早年一次露天讲演，痛陈列强侵华、国势沉沦，满腔悲愤之下当场斩断左手小指，以鲜血书写血书，用一腔赤诚唤醒师生爱国之心。
我爸爱学习，他觉得上学有意思。学生手册上，班主任狄明初写着这样的评语：学习兴趣很高，能经常按时到校，爱集体，爱劳动，热心环境卫生，肯帮助同学，比以前坚强勇敢，接受能力强，想象丰富，各科都能全面发展，上学一年来进步很大。
等第：优。
我爸把这张1954年的学生手册用塑料袋套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一只红皮夹子里，藏了几十年。
只是，他在这所小学只读到三年级。
14岁当钳工，铁屑扎进肉里，用针挑出来，又扎进去
1957年夏天，我的爷爷奶奶带着孩子们从湖南长沙回到浙江杭州，迁入杭州下城区（现拱墅区）。我爸在杭州大营前小学继续读书。毕业时，老师按杭州话里“强”的读音，把“强”写成了“祥”。
1960年，我爸小学毕业后没能继续升学，14岁的他进了杭州大关轧钢厂，当钳工学徒。
杭州大关轧钢厂坐落在京杭大运河沿岸，建厂初期有200多人。
工厂是他的第二所学校——只是这所学校不发毕业证，它发的是一种刻进记忆里的气味：铁腥、机油、焦糊，以及时时刻刻流动的热浪。
轧钢厂里的热，不是夏天那种晒人的热，而是从地底往上涌的、带着金属气息的、把人团团包住的热。电炉一开，车间里的气温瞬间飙上去，热浪翻涌着，从钢水边漫过来，像一堵看不见的墙。铁水红得刺眼，落在地面上噼啪溅开，落在工服上烫出一个个焦黑的小洞。夏天最热的那些天，车间里的空气像被人用手捏住，呼吸都费劲，汗水刚渗出来就被烘干，留下一层薄薄的白盐印。一天下来，衬衣能拧出水。
我爸的蓝灰色工服，领口磨得发白，背后油污洗了又洗，颜色越来越深，印出一幅说不清的地图——这片是机油，那块是铁锈水。裤腿上嵌着砂轮打磨时飞溅的铁屑，细密的，嵌在布纹里，用手一摸扎手。他的劳保手套是厚帆布的，磨穿了洞就用胶布粘上继续戴。
钳工这行，是技术工种，就是铁上的绣花。一毫米分一百丝，尺寸差一丝，机器就抖；螺孔偏半圈，整套设备返工。机械这个行当，工程制图，各色材料，铣剪刨钳，制式转换，讲到深刻，可以出好几个博士教授；讲到接地气，小学徒一边动手做，一边琢磨也能有所得。
我爸的师傅是郑增达，高级工。为了让自己早点成为郑师傅心中的“有分寸”，我爸苦练基本功。
下班了，别人走了，他一个人留在车间，锉、锯、钻孔、攻丝、刮削、研磨……一样一样地练。手经常破，铁屑扎进肉里，用针挑出来，第二天又扎进去。指腹慢慢磨出了光泽，像包了一层浆。
两年时间匆匆过去。
他把做好的零件捧给郑师傅看，师傅看了一眼，嗯了一声。就这一个字，我爸激动了大半天。因为这是师傅的认可和评价。
工人师傅在休息时，凑在一起学分数、小数、百分比
1962年，国家全面贯彻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调整工业布局，精简职工。我爸因为年纪太小被退工回家。
接下来的四年，他到处打零工。1966年，20岁的他被召回长征轧钢厂（就是原来的大关轧钢厂）继续做钳工。
那时厂里大部分人没啥文化，休息时要么抽烟，要么喝茶，要么吹牛聊天。我爸有几个工友，读过一点初中，这些志同道合的工人师傅在休息时，总是凑在一起做数学题。分数、小数、百分比，都是干活要用的。
有一回，厂里医务室的小林来送药。小林是返城女知青。她推开休息室的门，看见几位师傅围在一张破桌子旁边，脑袋凑在一起，拿着铅笔头在纸上画来画去。他们手上带着机油印子，指甲缝是黑的。
小林好奇，她问：“你们在干什么呀？”
“做数学题。”
小林低头一看，纸上画着圆，写着公式，还有几道算了一半的分数题。小林看了好一会儿，抬起头，嘴巴张得圆圆的，冲他们竖起大拇指：“你们真了不起！”
我爸说，他当时有点不好意思。被人看见在学东西没笑话他们不自量力，还被竖起大拇指，这一幕，他一直记着。在工作间学习，不丢人。
后来小林再来送药，就多带一样东西——一叠药品说明书，背面是空白的。
“好当草稿纸用的，要不要？”
“要要要！”
我爸讲这个故事时，眼睛是亮的。不是因为那几张纸有多珍贵，而是在那个年代大家都觉得——工人嘛，会干活就行了！学那些干什么。
看一眼是一眼，一点一点啃下来
渐渐地，我爸凭着扎实过硬的手艺技术，被抽调进了杭州市二轻。他牵头负责工艺与技术把控，和班组工友并肩攻坚，先后为本厂、张小泉剪刀厂等大厂量身打造每小时蒸发量一吨的快装锅炉。同时，还牵头为本厂配套加装永磁、阴阳离子交换两套水处理设备，完善锅炉用水净化配套工艺。
水处理的专业知识，早就超出小学课本的教学范畴了。我爸全靠自学。那几年，他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去平湖秋月对面的浙江省科技情报研究所自学，那里有来自世界各地最新的科技文献与信息。
借阅证好不容易办下来以后，他趁着吃完饭的休息时间，去研究所借几本书，带回工作的地方。车间里的活儿不是时时刻刻都要盯着，趁着间隙就翻几页，看一眼是一眼，一点一点啃下来，把没能继续上学读的书，一点一点补回来。
“手搓”了一个棒冰车间
上世纪70年代末，工厂像个小社会，有食堂、浴室、医务室……到后来，长征轧钢厂还要建棒冰车间，解决厂夏季高温冷饮供应困难。
棒冰车间的关键是设备，当时饮水机和棒冰机都没有现成的，还得我爸出马自制机器。棒冰机的核心是氟利昂钢瓶，要承压，紫铜管焊接要求特别高，一般电焊不行，要用银焊——七八百度的高温，火花四溅。
先画图纸：钢瓶多大、壁厚多少、管路怎么走、阀门装哪里，每个尺寸都要算清楚。自己去挑材料，下料、卷板、焊接。焊完做气密试验，打压进去，泡在水里看漏不漏。第一次有一个接口冒泡，切开重焊；第二次又一个地方不行，再焊；第三次，严丝合缝了。
那年夏天，棒冰车间开起来了。
我们这些工厂职工的伢儿，对棒冰车间的印象是最深的。每天早上父母出门，孩子就盯牢了——看他们有没有带保温瓶上班。
我眼巴巴等到傍晚，远远看见爸爸的身影就冲上去，拧开保温瓶盖——白糖棒冰，甜的，凉的，咬一口嗄嘣脆。
工厂里职工都是凭票分棒冰，只有我爸例外，因为是他做的制冰设备，所以棒冰供应不限量。我最早想成为工程师的想法，就来自“棒冰自由”。
那几年，一到夏天，我就成了院子里最神气的小孩，拿着棒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隔壁几个小孩跟在后头，眼睛盯着棒冰舍不得挪开。有时候，保温瓶里藏着三五根棒冰，先分给我和姐姐，剩下的就分给邻居孩子。小家伙们开心得蹦蹦跳跳，远远见到我爸，就喊起来，“叔叔好！”“陈师傅好！”
知识这东西，装进肚子里，谁也拿不走
改革开放之初，杭州学习氛围浓厚，厂里也引进了一些新设备。自制棒冰机器虽然成了，但那段经历让我爸深切感到，手上的活儿做得来，制冷的理论却还需要加强。这个念头搁在心里，他就想着找机会把理论补上。
1983年，我爸快四十了，机会来了。杭州湖边专修学校开设了制冷原理与技术班，每周上两次课。他当即报名。白天厂里上班，下午五点半下班后，骑车四十分钟到家，扒几口饭，再骑车出门，将近一小时路程到学校，上完课再骑回来，夜里十点多才能到家。
课上讲的那些原理——卡诺循环、制冷剂特性、蒸发凝聚法……他自己在棒冰车间里其实早已摸着边了，如今对上了理论，许多东西一点就通。有实际经验垫底，学起来并不吃力。一学期下来，考过了，拿了结业证。那张纸他到现在还留着。他说：“知识这东西，装进肚子里，谁也拿不走。”他信这个。
1988年，我爸被调到厂里技术科参加轧钢加热炉窑消烟除尘改造，成为技术骨干。而后，又评上了钳工技师，钳工的活儿从设计到加工到装配全能拿下来。
“你画这些玩意儿有什么用？”“有用，能救人的。”
上世纪80年代，全国上下基建发展挺快，但因安全管理缺位，简易卷扬机钢丝绳断裂造成建筑工人伤亡的事件引起国家重视，严加管理安全生产，刻不容缓。
爸爸有几个朋友专门从事建筑机械，决定开发施工安全器具，邀请爸爸一起。爸爸利用休息天去工作，即所谓“礼拜天工程师”。
简单来说，要让工人安全，需要做一个防坠器——卷扬机钢丝绳一断，瞬间把吊篮卡住。不用电、不用弹簧，纯机械构造，因为简单的结构才可靠。
他每天下班回来，吃完饭就把饭桌上的碗筷推到一边，铺开纸画图。第一版不行，第二版不行，第三版画完看着凸轮曲线，又觉得角度不对。我妈问我爸：“你画这些玩意有什么用？”
我爸答：“有用，能救人的。”
画好了图纸，我爸找了萧山一个亲戚开的小机械加工厂加工零件。第一次试验，没触发；第二次，触发了但没锁死；第三次——“咔”的一声，那个声音特别干脆，像门锁上一样——吊篮稳稳当当地停在了半空中。
边上人喊：“成了！成了！”
再试。那天一共试了十次。十次都稳的。
1997年，我爸自主研发的高空作业防坠器，获评杭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报纸上登了我爸的名字，三等奖。同年，这项技术拿了浙江省科技进步优秀奖。这是我们家获得的第一个科技奖。
陈祝强，小学毕业，拿了科技进步奖。他是不是我的天才老爸！
什么是天才？一个人只有小学文化，却能自己啃下制冷技术，能设计出防坠器，能拿到科技进步奖。一个人把他能走的路走到了高处，让他的孩子从他站的地方继续往前走。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天才。我老爸就是这样的天才。
我为我爸爸骄傲，我爷爷却淡然，他更多惦记着下一代读书的事。1995年，我考上大学，爷爷专门从自己的积蓄里拿出一千块钱，托我爸转交，再三嘱咐“计算机一定要学好”。
“一百多年前的人造的，手艺真不错！”
后来我读书一路读上去，步子也越走越远。从杭州去上海，又去海外深造、工作，一头扎进遥感、激光雷达领域，参与探月相关科研工作，这些领域是我父亲当年埋头画图时，从未设想过的远方。
我有段时间在芬兰工作，父母亲刚好也退休了，我接他们来芬兰小住，逢着假期，又陪着二老游览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地。他们语言不通，落地就找热饭。我爸唯独对一件事热衷——收集硬币。
起初我没太在意，后来，我发现他攒得极认真。每到一个国家，他都要仔仔细细看那些硬币背面的图案。法国的印着播种的农妇，德国的有鹰，荷兰的印着国王侧脸。意大利的那枚最精致，光线一照，凹下去的线条像刻刀才走过。
我爸把硬币分门别类，一枚一枚装在小册子的塑料卡位上。回国后他把册子摆在床头柜上，举着放大镜看。他向来访的老朋友展示这些“宝贝”，常说：“你看这枚——正面是国王，背面是面值，就那么几个数字。一百多年前的人造的，做工多细。那时候没有数控机床，全靠手工开模。这手艺真不错。”
我忽然想起他那本珍藏了70多年的学生手册，那上面每个字都是他努力学习的证明。眼前的硬币，也是他“活到老学到老”的证据。
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传下来的——爷爷学了一辈子，我爸学了一辈子，我也还在学。
文中照片由口述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