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骏（文史作家）
历史既是宏大叙事，也是个体记忆。著有《八十八师与一·二八淞沪抗战》等书籍的文史作家徐骏推荐了五本很有意思、分属两位作者的民国回忆录，小到一包香烟，大到一场战争，都在两位陈先生笔下生动还原。
大历史亦藏于小细节。读过这些细节，再去看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你或许会有新的见解。
陈小蝶：实业家陈蝶仙之子
杭州北山街一带的民国“海派”建筑，原主人大部分为当时上海滩的风云人物，如虞洽卿之鸿雪庐、王晓策之王庄、史量才之秋水山庄，以及西泠桥南杜月笙之杜庄等。
我曾在《西湖北山三父子》中写过在北山街分别置有多幢别墅和产业的刘锦藻父子、陈蝶仙父子和卢鸿沧父子，他们也均为当年上海滩的“成功人士”。文中很多故事引自陈小蝶的“春申旧闻”丛书，“春申”指上海，因为战国时此地为楚国春申君的封地。
陈小蝶即陈蝶仙之子，杭州人，他与父亲一样多才多艺，集作家、书画家和实业家于一身。陈氏父子在上海开有家庭工业社，旗下有多家工厂，以生产日用品为主，其中能与日货抗衡的“无敌”牌牙粉最为著名。
陈小蝶长年生活于上海，以实业家和文艺家的身份交友广泛，经历丰富，政商界、文坛艺苑乃至三教九流均有接触。他后来改名陈定山，晚年所写的《春申旧闻》《春申旧闻续》《春申续闻》系列，便是描述上海滩自开埠到20世纪40年代达官巨贾、文人墨客以及坤伶影星光怪陆离的生活。
他对老上海日常生活也有细微描写，从郑曼陀月份牌到美丽牌香烟，从黄包车到“小小豆腐干”，从“言茂源”柜台酒到“麦瑞”西餐，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春申旧闻”丛书：沪杭两地名人旧事
丛书最好看的还是沪杭两地的名人旧事、奇闻八卦。如陈家与杭州花港小万柳堂（后为蒋庄）主人廉惠卿、吴芝瑛（秋瑾挚友）夫妇为世交，书中完整记载了廉惠卿因编印《李文忠公全集》，与李鸿章后人发生诉讼，不得不抵售了天津、上海、杭州三处小万柳堂，这桩当时轰动沪杭两地的文坛公案。
又因父亲陈蝶仙曾任《申报》副刊主编，陈小蝶对《申报》老板史量才的发家史可谓历历在目，不仅有史量才苦心征集最初一万期《申报》的曲折故事，还有“杨乃武与小白菜”中的杨乃武居然也当过《申报》早期主笔的轶事等。
他对上海滩叱咤风云的“闻人三老”及“三大亨”的评判也精辟到位。“三老”之首为身兼四十余家公司董事长的“赤脚财神”虞洽卿，陈小蝶称其“租界马路，以中国人名者仅‘虞洽卿路’一条”，揭底入木三分。而对“三大亨”之首杜月笙善断、果决，能乘势而上又大节不亏的行事风格，也一针见血。
再如，据陈小蝶所述，蔡锷将军的红颜知己小凤仙是杭州人，而且与陈蝶仙秘书的弟弟渊源很深，整个故事曲折离奇且有板有眼。
20岁时的张大千，因情感问题，一怒之下，从内江到西湖翁家山一座庙里做了小和尚。一天在楼外楼旁，张大千因付不出船钱，正与船夫打架，被来找他的二哥张善子撞见。兄弟俩在楼外楼大吃一顿后，一起到了上海，开启卖画事业。
1933年，梅兰芳来杭赈灾义演，一位票友在清河坊六聚馆请客吃面，结果慕名而来者挤爆了面馆，请客者心痛不已。六聚馆经梅兰芳一登楼而名声大噪，后来馆址改建为中国实业银行，一箭之遥的官巷口奎元馆才开始出名。
陈存仁：一位每天写日记的老中医
在《春申续闻》最后一篇写评弹名家范雪君的文章中，陈小蝶提到了一位上海名中医陈存仁。这位陈医师1949年移居香港后，也写了两本回忆老上海故事的书，即《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
陈存仁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曾拜多位名家为师，年纪很轻便在上海中医界崭露头角。1929年的“废止中医事件”中，陈存仁是赴南京请愿的五位中医药界代表之一。
作为长年在上海挂牌行医的执业医师，陈存仁与各行各界、三六九等人物都打过交道，加上他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所以叙述的老上海往事小到一包香烟，大到一场战争，都真实重现，藏大历史于小细节。
据说许多拍老上海民国剧的导演、编剧均将陈存仁这两本配有许多珍贵老照片的书当成了工具书。当年轰动一时的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其片头打出的特别顾问就是“陈存仁”。
两本“生活史”：有名人传奇，亦有民生多艰
陈存仁比陈小蝶小十来岁，也算同时代人，他们的回忆文章有不少写到了同一人物或事件。陈存仁以医患之间的亲身经历，对人物的描写更细致，甚至比较隐晦的情节都能一探究竟。
在为于右任医治伤寒症时，陈存仁竟有陪他寻访旧恩人的奇特经历。还有通过小万柳堂女主人吴芝瑛的介绍，陈存仁为隐居于深巷的吴稚晖治病，两人成为好友。
我写过清末民初的上海富商王一亭等人设立慈善组织集云轩（济生会），在杭州虎跑寺募建济祖塔院。在陈小蝶书中，王一亭还是一位能与吴昌硕齐名的书画家。陈存仁在写王一亭时，则提到了当年不可一世的苏州洞庭山席氏家族。这个家族第二代中的席锡藩，就是西湖北山街葛荫山庄的原主人，许多书中将其错记为了“洞庭葛氏”。
对上海的三友实业社，陈小蝶讲的是其老板陈万运卖小小豆腐干起家的创业过程。而陈存仁则在“一·二八”抗战后亲自为三友实业社创制了“三友补丸”，助其摆脱日本人的压迫，走出经济困境。
陈存仁的两本“生活史”中写得最生动详尽的，还是抗战时期的物价。当时上海沦陷，米价、煤价均一日数变，油条要一万元一根，火柴也要一万元一盒，电一个月最多只能用七度，连有钱人抽的香烟，也从“茄力克”降为“三五牌”，再由“三五牌”变成了“白锡包”。
两位陈先生的五本老上海旧闻，像一台留声机缓缓述说着波澜起伏的民国往事。这些故人、故事也曾回荡于杭州西湖的湖山之间，余音绕梁，余痕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