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摄影：丁以婕
吴卓平
杭州的春天，是从“陌上花开”开始的。
千年前，一个叫钱镠的人写下这句话时，或许已在心中勾勒过一幅太平图景。彼时的中原，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最暗无天日的时段。而在东南一隅，这个从贩私盐起家的男人，却要在一片看似不可能的土地上，建造一个关于秩序的梦。
循着《太平年》的热播，今年踏春不妨去西湖边的山水间走一走，去看看那“陌上花开”的梦，究竟开成了什么模样。
将台之上，开国雄心
后梁龙德元年（921年）十一月一日，冬至将至。
70岁的钱镠登上杭州城南的将台山。这一日，他以王的身份，行皇的礼仪，在崖壁上凿下一行题记——
“梁龙德元年岁次辛巳十一月壬午朔一日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镠建置。”
二十九个字，工整森然，凿刻精良。
这便是吴越国的起点。
一个在乱世中摸爬滚打半生的人，终于有能力为一方百姓划定边界、确立秩序。站在这里向南望去，钱塘江的潮水日夜奔涌，那是他即将用一生去驯服的猛兽；向北望去，西湖的烟波尚在襁褓中，那是他将要留给后人的明珠。
然而，这处被后世称为“吴越郊坛”的遗址，究竟在哪里、长什么样、是不是真的“郊坛”，一千多年来，却是一笔聚讼纷纭的旧账。
直到2002年。
那一年，浙江省进行第三次历史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人员在玉皇山南麓、八卦田旁的白云庵边上，沿着一条石阶向上，在半山腰发现了一片开阔的台地。遗址面积达2850平方米，依山势分为三层平台，每层之间有踏步相连。第一层平台北侧的崖壁上，赫然刻着一方摩崖题刻。
正是钱镠那二十九个字。
2008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对其进行正式考古发掘，结论写进了报告：“早期遗迹，可上溯至宋乃至五代。钱王摩崖题记的刻文和登云台位置的确定，宣示吴越郊坛就在此处。”
原来，这座藏在山林间的遗址，就是《咸淳临安志》“西湖图”中标注的“登云台”和“钱王郊台”。吴越国时它叫登云台，宋时改额天真院，明代一度易名天真禅寺、上天真寺，清代复称天真禅寺。民国年间还有善士捐造古登云台石阶，在路旁石壁上留下题刻。抗日战争期间，寺院建筑被毁殆尽。但三层平台还在，历代遗迹散布其间——灵化洞、甘露井、朱天庙洞，以及十余处摩崖题刻，层层叠叠，像一部摊开在山间的史书。
然而，遗址找到了，争论却没有结束。
争议的核心在于：这究竟算不算一座“郊坛”？
按照中国古代礼制，郊坛是天子祭天的场所，形制应为圆形，建于都城南郊平地，所谓“兆于南郊就阳位”。而钱镠这座祭台，依山而建，位于山腰而非山顶。
学者和专家对此有深入的考证：钱镠是“王”而非“皇”，按礼制本无资格祭天。但他“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住所称宫殿，府署称朝廷，夫人册封为妃子，属官皆称臣，还建立了宗庙制度。在国力日渐强盛的后梁龙德元年（921年），他选择在都城南郊设立祭台，举行郊祭，本质上是为了完善其独立王国的体制，向世人昭示统治的合法性。
因此，这处祭台既要体现“天子”的威仪，又不能公然僭越。于是便有了这样一种巧妙的折中：选址在南郊，却不建在山顶；名为“登云台”，以掩饰郊坛之实。魏祝挺说，题记中的“十一月一日”，正是冬至即将到来之日，符合古代帝王南郊祭天“冬至日举行”的古制。这处题记，也因此成为印证史籍记载的铁证。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距离郊坛不远的将台山山顶，还有一处钱镠的摩崖题刻——排衙石。
那是钱镠被封吴越国王、正式建国那一年，开山凿平基址时，土中涌现的二十余块巨石，分成两行，拱卫如仪。钱镠视之为建国祥瑞，亲笔题诗刻于石上，其中有“东南一剑定长鲸”“匡扶立正声”等句，词风豪迈，书法刚劲。这是钱镠存世极少的摩崖题刻之一，弥足珍贵。
从郊坛到排衙石，从祭天到赋诗，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个七十岁老人的身影：戎马一生，终于可以在自己开辟的国土上，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为子孙后代立下规矩。
然而，如果只有这些，吴越国的故事或许只是一个割据政权的寻常叙事。真正让这段历史穿越千年的，是钱镠定下的另一条国策：信佛顺天。
今天，如果你去爬玉皇山，从南麓的白云庵边上山，沿石阶行至半山腰，便能看到吴越郊坛遗址。第一层平台宽阔如昔，北侧崖壁上，钱镠的题刻依然嵌在那里，历经千年风雨，字迹依然清晰。题刻下方的“甘露井”，井水至今甘醇清洌。东侧的灵化洞，是石壁相夹而成的天然溶洞，洞内原有苏东坡、林和靖的题刻，今已不存；洞口有光绪二十五年（1899）甘肃道人王明玉等人募化重修的题刻。西侧是清代所建的朱天庙遗迹，香火至今未绝。
第二层平台，北面崖壁下有一张奇特的石床，与山体相连，有一隆起的石枕，类似古代靠榻。石床上方崖壁上刻着“午梦床”三字，为清同治年间“桐城书画派”代表人物吴廷康所书。没有人知道这张床凿于什么年代，哪位仙人曾在上面躺过。
第三层平台最小，但位置最高。站在这里向南望去，钱塘江如练，缓缓流过。
慈云造像，香火鼎盛
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即位不久的第三代吴越国王钱弘佐，在慈云岭上创建了镇国资延禅院，并于岭南坡的石壁间开凿石窟造像。那些依山而凿的佛像，低眉垂目，慈悲地看着脚下的杭州城。
相比于钱镠时期，此时，整个国家的气质已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武人乱政的五代，吴越选择用文治滋养土地，用佛教安抚人心。
如今，从慈云岭古道一路向南，走过老玉皇宫门口，拾级而下十余米，便能看到一个环境清幽的小院落。门前匾额上书四个大字：“吴越瑰宝”。
院内的南山坡上，便是五代时期的石窟造像，共两龛七尊，是目前西湖景区保存最为完整的石刻造像之一。主龛坐东朝西，正中雕“西方三圣”——阿弥陀佛居中，左侧观音菩萨，右侧大势至菩萨。
北面另有一龛，面南而坐的是地藏菩萨像，两侧侍立供养人。最令人惊叹的，是龛楣上方那组“六道轮回”浮雕——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九身人兽形象依次排开，栩栩如生。这是中国罕见的直观体现六道轮回思想的石窟艺术作品，也是杭州地区的孤例。
为什么要把地藏与西方三圣安排在一起？
专家们考证后发现，这背后是一套精密的逻辑：地藏菩萨誓愿济度六道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而被解救的众生往何处去？自然是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净土。观音菩萨则负责生前的救度——从生前的救难到死后的度化，一生一死，完满闭合。这种阿弥陀佛、观音、地藏并置的组合，在唐五代时期十分流行，慈云岭造像正是这一潮流的南方见证。
更深入的考古调查发现，主龛前沿有一排圆形凹槽，龛楣顶端两侧还有长方形榫眼孔，说明主龛原先包裹在木构建筑之内。结合造像碑中“石佛殿”字样，学者推断：这里曾有一座大殿，主龛为殿内主尊，地藏龛为右龛，而左龛位置因无天然崖壁，应是金铜或木塑造像，早已不存——极大概率是观音像。
从慈云岭出发，循着西湖群山的脉络，还能寻见那个时代留下的更多痕迹——
向东，将台山南坡的石龙洞造像，藏着中国现存最早的十六罗汉造像之一。
向西，九曜山半山腰有一处近年才被发现的造像群，2023年入选省级文保单位。洞内七尊造像对面，是一方风化难辨的摩崖刻经——专家判断为《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是目前仅存的五代吴越国天然崖壁刻经原物。
再往南，天龙寺遗址的三龛佛像、闸口白塔的精美浮雕……它们散落在西湖群山与市井巷陌之间，或隐于山林，或藏于院落，或立于道旁，共同拼贴出那个时代的佛国盛景。
千年塔影，落日余晖
时光再流过三十三年，到了975年。
这一年，末代国王钱弘俶在西湖边的南屏山上，建起了那座后来闻名遐迩的雷峰塔。塔成之时，北宋已立国十六年。赵匡胤的统一大业势如破竹——荆南、后蜀、南汉等割据政权相继覆灭，南唐亦在风雨飘摇之中。地处江南的吴越国，如同一叶扁舟，航行在大时代的惊涛骇浪里。
这座为奉安佛螺髻发而建的佛塔，是吴越国作为一个独立政权最后的华丽身影。
塔成次年，钱弘俶做出了那个名垂青史的决定：纳土归宋。
那一天，千余文武痛哭失声：“吾王不归矣！”可钱弘俶还是走了。他带走的是一个王族的权柄，留下的却是十几万户安居乐业的百姓、圩田千顷的沃野、运转良好的城市体系，以及那套“保境安民”的治国方略。
当宋军进入杭州城时，他们看到的不是焦土与尸骸，而是《清明上河图》般的市井烟火，开放的街区、繁荣的夜市、沿街的商铺，以及一座已经学会拥抱海洋的城市。
雷峰塔见证了这一切。
然而，这座佛塔的命运，如同它所见证的王朝一样跌宕。1924年9月25日，年久失修的雷峰塔轰然倒塌，一时间，“雷峰夕照”成了历史书中的残影。直到2000年，雷峰塔重建工程启动，地宫开启的那一刻，沉寂千年的佛螺髻发、鎏金银阿育王塔等六十余件珍贵文物重见天日，震惊海内外。2002年，新塔落成，遗址被完好地保护在透明的塔身之内——游人乘电梯登上新塔，脚下便是吴越国那层夯土塔基，千年历史，一步之遥。
除此之外，钱弘俶还在西湖群山间留下了许多最后的印记。
譬如梵天寺经幢。
从南屏山向北，越过繁华的市区，来到馒头山社区的深处。在一片市井烟火包围的老居民楼间，两座高大的石经幢静静矗立。这便是梵天寺双幢，建于北宋乾德三年（965年），比雷峰塔早十年。那一年，钱弘俶重建城南宝塔寺，铸祖父钱镠、父亲钱元瓘、兄长钱弘佐三代吴越国王铜像供奉其中——这座寺院从此成为钱氏家庙。
元兵攻破杭城时，梵天寺被毁，唯有寺前这对十五米高的经幢留存下来。一千多年来，它们就站在这里，看着寺庙一次次重建又倾颓，看着周遭从荒野变成村落，从村落变成闹市。如今，经幢上“乾德三年乙丑岁……天下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建”的字样依然清晰，佛像与经文依稀可辨。
再譬如六和塔。
北宋开宝三年（970年），为镇压汹涌的江潮，钱弘俶命人在月轮山上建起九级高塔。钱镠当年以弓箭“射潮”、以石塘“捍海”，而到了孙辈，则以佛塔“镇潮”。塔成之后，江涛果然稍安，不知是上苍感应，还是人心已定。
可惜，这座初建于吴越的六和塔，北宋末毁于兵火。今天我们看到的砖构塔身，是南宋绍兴年间重建的遗存；外檐木廊，则添于清代。但无论后世如何修缮，它最初的祈愿，始终刻在江风中：愿这方水土，永离潮患，岁岁安澜。
而保俶塔，是钱弘俶应宋太祖召前往汴京时，其母舅吴延爽发愿建造的九级宝塔。塔名“保俶”，意为“保佑钱（弘）俶”。从此，保俶塔与雷峰塔隔湖相望，一南一北，一秀挺一敦厚。
保俶塔的命运亦多波折。元、明、清历代多次重修，1933年按明末原状重建，成为如今看到的八面七级实心砖塔。1997年，明代塔刹构件被更换下来，如今陈列在塔西侧，向游人诉说着过往。2019年至2020年，保俶塔完成新一轮保养维护，塔身第一层北面嵌有《重修宝石塔记》碑，记录着这座千年古塔的每一次重生。
民心为碑，千秋铭记
978年，钱弘俶北上汴京，从此再未南归。
一百年后，北宋熙宁年间，杭州知府赵抃登上玉皇山。他所见到的钱氏坟庙，早已荒芜破败。当年钱弘俶设立的“坟庙基金”，将“土地房产出租、专款用于修缮祭祀”这套制度在族人北迁后，终究难以为继。
赵抃上疏朝廷，请求在玉皇山南利用旧寺修建“表忠观”，并请钱氏后人、道士钱自然管理。为了让这座道观更有分量，他又请来名满天下的苏轼撰写碑文。苏轼并未自出机杼，而是原文照抄了赵抃的奏章，写成一篇《表忠观碑》。这篇“偷懒”之作，却因笔墨沉厚、气韵非凡，被后世推为“苏轼楷书第一”。碑文中，苏轼赞颂钱氏“纳土归宋”之功，那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道尽了吴越国七十二年的太平岁月。
明嘉靖年间，浙江巡按胡宗宪将“表忠观”从玉皇山迁至西湖边灵芝寺旧址，改名“钱王祠”。这一迁，不只是地点的转移，更是性质的彻底转变，从钱氏家庙，变成官民共祀的公共祠庙。官员、文人、百姓，皆可在此缅怀吴越钱王“保境安民”的功绩、“纳土归宋”的胸怀。
清康熙、乾隆南巡，都曾亲临钱王祠，分别留下“保障江山”与“忠顺遗庥”的题词，暗合钱王们“保境安民”“纳土归宋”的两大历史功绩。祠前牌坊林立，以“功德崇坊”之名跻身清代“西湖十八景”，与“柳浪闻莺”相辉映。
1958年，钱王祠一度被改建为动物园，成为一代杭州人的童年记忆。直到2001年，随着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推进，钱王祠得以重建，重新对外开放。如今，走进祠内，《表忠观碑》的残石静立一隅，拓片上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那是苏轼对一个家族的致敬，也是历史对一次选择的肯定。
今日的钱王祠，游人如织。每年正月初一，老杭州们仍保留着“到钱王祠讨个彩头”的习俗。
一座祠，一座塔。以不同的方式，将同一个人的故事，说了千百年。
历史最终记住的，是那份“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初心。
郊坛的“天”，造像的“佛”，塔的“舍利”，祠的“民心”……这些看似沉默的遗存，其实从未真正沉默。吴越国没有留下一个横跨南北的庞大王朝，却留下了一种可以生根的东西，让文明的血脉，从此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里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