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龙填埋场环境修复工程（无人机照片）。图源：新华社
玉龙填埋场环境修复工程施工人员在天幕下进行开挖和运输作业。图源：新华社
光大杭州公司每天要处理生活垃圾3000多吨。
光大杭州公司中控室。
记者 楼蕲 石慧 通讯员 刘健
在深圳罗湖区，一场规模空前的“城市伤疤修复手术”正在进行——玉龙填埋场环境修复工程，是迄今为止全国体量最大、全量开挖的垃圾搬迁治理工程。这座已经封场20年的“垃圾山”，为何要在此时将它挖开？挖出的垃圾怎么处理？这场规模空前的“疤痕消除术”，又能为城市更新治理提供哪些思路？
玉龙填埋场的治理实践，不仅是深圳的一次城市治理探索，更折射出全国城市破解垃圾治理难题的方向。
日前，生态环境部明确提出，“十五五”期间要进一步深化“无废城市”建设，建设范围扩大到200个左右城市，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地区积极开展区域“无废城市”共建。
从深圳玉龙填埋场的全量开挖、资源化利用，到各地在垃圾处理、固废利用上的创新探索， “系统思维”与“技术底气”正在直面城市发展留下的历史问题，通过精细化治理、全链条资源化利用，让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双向奔赴。
“玉龙”是座怎样的“山”？
玉龙填埋场并非自然山体，而是一座由生活垃圾堆砌而成的“人工山”，也是深圳最早的简易生活垃圾填埋场之一。
1983年投入使用、1997年停止堆填、2005年底完成封场，这座填埋场累计堆填垃圾约410万吨，体量足以填满1000个国际竞赛标准泳池。
建场之初，这里尚属城市边缘地带，而随着深圳城市发展的脚步不断延伸，周边早已高楼林立。
多年来，这座垃圾山不仅影响着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更让后续的开挖治理面临不小挑战——开挖过程中极易产生恶臭、扬尘，稍有不慎便会干扰周边群众的正常生活，对施工的精细化、环保化提出了极高要求。
这座“山”为何“非动不可”？
2024年，深圳“整体规划、连片开发”战略落地，玉龙填埋场被列为全市“一号工程”。这场总投入21.7亿元的治理行动，直击当下超大、特大城市发展的共同症结：曾经地处偏僻的垃圾填埋场，因城市扩张成为发展“绊脚石”，封场后的安全隐患也始终悬而未决，成为城市肌体上的“顽疾”。
为何玉龙填埋场要在此时开挖？
一是拆除“定时炸弹”。受建场时的经济、技术条件限制，填埋场里的垃圾仅作简易填埋处理，缺乏防渗、导排等系统性的工程措施。封场后虽做了复绿，但深层污染和安全隐患并没有根除——沼气、地下水与土壤污染风险存在，这些隐患就像一颗“深埋地下的定时炸弹”。
二是适配城市更新治理的需求。玉龙填埋场的重启治理，是环境安全与城市发展的双重需要。按照计划，挖垃圾的同时，会对土地进行修复和治理。未来，这片土地将会和旁边的棚改地块整体联动，释放出几十公顷的集中连片土地，引入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让土地资源焕发新价值。
挖出的垃圾去哪儿了？
此次从玉龙填埋场挖出的约410万吨陈腐垃圾，绝非简单转移、换个地方填埋，而是通过全链条精细化处理，实现“变废为宝”的资源化利用。
开挖现场，专门搭建的密闭筛分车间里，6条巨型传送带高速运转，组成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垃圾筛分线，单日筛分能力可达6000吨，从源头避免了二次污染。
从填埋场挖出的陈腐垃圾，经“两级滚筒+风选”核心工艺线精准筛分后，被“兵分数路”分类处置：轻质可燃物外运至焚烧厂或热电厂发电；腐殖土外运做无害化处理；无机骨料及建筑垃圾用于生产再生建材；污泥外运至焚烧厂或热电厂协同处置发电……
据测算，此次治理中，仅轻质可燃物的设计发电量就达1亿度，足够2.6万户家庭使用一整年，真正让陈腐垃圾从“环境包袱”变成了“资源财富”。
深圳玉龙填埋场的开挖，固然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城市伤疤修复术”，但它证明了即便是积重难返的历史旧账，也能通过系统思维和精细治理被连根拔起。然而，治理存量垃圾只是第一步，如何让城市不再制造新的“垃圾山”，才是实现“无废城市”长治久安的关键。
杭州如何处理生活垃圾？
将目光从正在“动手术”的深圳转向杭州。在这里，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不再被送往填埋场，而是开启一段“变废为宝”的奇妙旅程。
日前，记者走进光大能源（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杭州公司”），见证了垃圾处理如何升维为一场资源循环的科技革命。刚到现场，记者就惊奇地发现，看不到垃圾焚烧产生的白烟。锅炉烧完的烟气，通常含有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氯化氢、一氧化碳、颗粒物等污染物，处理技术难度很大，这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的烟气处理系统采用的是国际先进的‘八步烟气处理法’，即通过SNCR（选择性非催化还原脱硝）+半干法脱酸（旋转雾化器）+干法脱酸+活性炭喷射+袋式除尘器+SCR催化脱硝+湿法洗涤+烟气脱白等，排放指标比欧盟的指标还要严。”光大杭州公司生产运行部负责人曹昌令介绍。
在光大杭州公司中控室，电脑屏幕和中控大屏上实时显示着垃圾焚烧处理各环节、各流程数据，工作人员正实时监测着炉膛温度和环保排放指标。该智能系统会根据垃圾成分等状况自动调节炉排速度和风量，实现垃圾燃烧调整的自动化控制。
“拿氮氧化物举个例子，昨天的日均数据是48毫克/立方米。”曹昌令指着大屏幕说，“欧盟标准是200毫克/立方米以下，我们已做到了欧盟标准的四分之一以下。其他的二氧化硫、氯化氢等排放数据，也都做到了个位数，真正实现了‘超低排放’。”
二次污染控制是垃圾焚烧技术的生命线，有氯源、碳源和金属催化剂存在时，剧毒物质二噁英类会在200℃-500℃的温度区间产生。“我们保证炉膛温度稳定在850℃以上，烟气停留时间不小于2秒，并保持充分的氧气和湍流，从根本上抑制二噁英的生成。”曹昌令说。
事实上，能完成眼下浙江省“最严环保KPI”，和光大杭州公司采用的垃圾焚烧发电设备也有很大关系。隔着玻璃，记者看到了由光大环境自主研发的倾斜多级往复式炉排正在像波浪一样运动，垃圾就在里面燃烧。不同于国外常见的德国马丁炉等炉排型式，光大环境的这种炉排具有适应热值范围广、负荷调节能力大、自动化程度高等特点，特别适合焚烧处理我国城市低热值、高水分的生活垃圾。
“娃娃机”“抓”出一年的绿电
走进光大杭州公司垃圾吊控制室，仿佛进入了科幻世界。工作人员正坐在操控椅上，双手娴熟地控制着一个巨大的机械爪。
透过玻璃墙看到，巨大的全封闭垃圾仓里，堆着数十米高的垃圾。由工作人员操控的机械爪一次能抓起约10吨重的垃圾，然后进行投料、堆垛、移料、混料等一系列步骤。“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娃娃机’，有时候一爪下去抓歪了，就要松开重新抓。” 曹昌令笑着介绍，一次的抓取量能产生绿色电力5000多度，可以保证三口之家一年的用电量。
不过，刚刚入仓的生活垃圾是不能直接燃烧的，得先自然发酵五到七天，降低其含水率，才更适合焚烧。而垃圾发酵产生的污水和焚烧后的炉渣也有它们的归属。比如，污水通过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最后全部回收利用。下游企业会对炉渣进行筛选，提取有色金属进行二次利用，还有一部分可以用作建筑辅料，制成地砖等用于市政道路建设。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正成为新的利润来源。
即使在垃圾贮仓旁，记者也没有闻到任何异味。原来，整个垃圾仓一直处于负压状态，垃圾车经全封闭运送通道至卸料大厅卸料。只进不出的空气负压作用，将垃圾臭味完全密封在整个垃圾仓里，不会向外散逸。
曹昌令介绍，光大杭州公司目前主要负责接收来自余杭区全区及西湖区、拱墅区、上城区等地的部分地方生活垃圾，每天处理生活垃圾3000多吨。投入运营至今，该公司总发电量已超过45亿度，环境效益被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了经济价值。
深杭垃圾治理实践，为城市生态发展破局赋能
辛金国（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特聘教授）
深圳玉龙填埋场的全量开挖、杭州生活垃圾的“变废成宝”，这两处生动实践，从城市垃圾治理、循环经济、城市生态文明和城市有机更新四个维度，为破解全国城市“垃圾围城”难题提供了鲜活样本，也让“无废城市”的蓝图变得触手可及。
从城市垃圾治理来看，两地摒弃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治理模式，用科学方式破解老难题。深圳直面封场多年的“垃圾山”，不回避历史遗留的环境隐患，以全量开挖、分类处置的方式实现存量垃圾清零；杭州则告别传统填埋，让生活垃圾全部实现资源化处理，严守“零填埋”的增量底线。一“清”一“控”之间，通过精细化治理、全链条资源化利用，构建起垃圾治理的完整闭环，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可复制的思路。
在循环经济层面，两地真正实现了“垃圾不是废物，而是放错地方的资源”。深圳将陈腐垃圾转化为能源和再生建材；杭州依托光大杭州公司的先进技术，让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并实现烟气无害化处理，彻底改变了垃圾“一埋了之”“一烧了之”的旧模式，让城市代谢的“末端”变成了绿色发展的“源头”，生动诠释了循环利用的价值。
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而言，这些实践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面对海量的生活垃圾增量，深杭两地没有回避“垃圾围城”这一城市病，而是用技术和责任将环境隐患转化为发展动能，契合“十五五”期间“无废城市”建设的要求，让城市在发展中守护生态，在生态保护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从城市有机更新角度来看，深圳用“疤痕修复”让昔日垃圾场变身城市发展新空间，实现了生态修复与空间优化的双赢；杭州则通过垃圾资源化处理，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升级，让城市环境更宜居。二者都证明，城市更新不仅是面貌的改变，更应是生态与发展的协同共进，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