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金饭碗”

2026-02-09

2005年《杭州佬》节目海选合影。

口述 阿梁 整理 安峰

没想到我第一次去电视台拍《杭州佬》,碰上的全是“草根”

十五奎巷是杭州城里鼓楼边一条不算小的小巷。我读小学前,跟父母庉(音dùn‌,杭州话,居住)在十五奎巷122号。一个三进院子的大墙门,总共七八户人家,有白铁师傅、茶厂职工,院子里有口井,种一棵梨树。我吃过梨树结的梨儿,味道不错。

不管是小辰光(杭州话,时候),还是大起来,都没有人告诉过我,十五奎巷,为啥叫十五奎巷?直到有一天,我从超市里下班回来,看到电视里有个古代人在一条巷子里练武,练啊练,这条巷子里练出了十个武状元,人称“十武魁”,从此这条巷称为“十武魁巷”。时光长了,大家把这条巷,错叫成“十五奎巷”。

原来,我小辰光庉的巷子,有嘎发靥(杭州话,好玩)的故事。故事是用杭州话演的,演员说杭州话,旁白用杭州话。屏幕下方,打出了滚动字幕:“《杭州佬》节目招演员。”

不瞒你说,从小到大,我就没有一卯(杭州话,一次)登台的经验。没有当演员的命,为啥会去报名?用杭州方言自己演自己,我没啥好慌的。大不了没得演,伤不了我半根汗毛。

印象中的演员,都是科班出身。没想到我第一次去电视台拍《杭州佬》,碰上的全是“草根”——那位戴眼镜的演员,听说是医院里厢烧锅炉的;那个瘦精精的演员,是宾馆里厢的花匠;那个胖乎乎、肚皮圆滚滚的大块头,是京剧团里打鼓的。

我嘛,是超市里厢一个普普通通的理货员。

这本戏演的不就是我,还有我们爹娘的生活么

那一集《杭州佬》叫《热煞哒》(杭州话,热死了),拍的地方在孩儿巷98号老墙门。天井里放上一圈藤椅子、骨牌凳,一帮老邻舍围坐一道,谈空天,乘风凉。

编导事先在我的房间里,“埋伏”了一只“四喇叭”录音机。等我拎出来的辰光,隔壁邻舍全都乌珠(杭州话,眼珠)放光。

故事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四喇叭”是稀奇货。拎出“四喇叭”不仅是为了“显洋”,还是为了拨(杭州话,给)大家“消消暑”。“四喇叭”不是冰块,不是电风扇,但喇叭里飘出“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歌剧《白毛女》的经典选段,大家摇头晃脑地听,马上浑身瀴(yīng)嗖嗖,汗毛立起来,热烘烘的感觉就慢慢消掉了。

邻居“大块头”提出,他买了一只西瓜,请哪个吊到井里去冰一冰?井水里冰过的西瓜,切开来吃,瓜里的热气,早就散得干干净净。我从小在井边长大。这本戏演的不就是我,还有我们爹娘的生活么?我演起来,好比如鱼得水。

拍好《热煞哒》,我一只脚踏进了当时浙江电视台钱江频道的《杭州佬》剧组,这是一个用杭州本土方言表演的情景喜剧节目。

我插的不是冬瓜,是客人的脑袋啊

“阿梁上电视啦!”

这消息好比一股龙卷风,卷过了我工作的超市。“哎哟喂,我们超市出了一个小明星!”有的同事还特地跑来,拍拍我的肩膀,跟我讨论《杭州佬》的剧情,“你昨天的戏,真当发魇。”

同事说的戏,是我们爬到城隍山上拍的。编导给我一把剃头刀(我演一个理发师的儿子),看我僵抖抖的样子,导演说:“嫑怕,摆摆样子就可以。”

戏里面的爸爸教我剃头,让我从刨冬瓜皮开始练习。刨冬瓜我刨得交关(杭州话,相当)认真,但是每次听到有人叫我,要临时走开,我就把手里的剃刀,顺手插在冬瓜上面。

演到我终于满师出道,熬出了山,一天正独立操作,为客人剃头。听到有人叫我,我顺手把剃头刀往“冬瓜”上,嚓——!哎呀,倭哒倭哒(杭州话,糟了)!我插的不是冬瓜,是客人的脑袋!

同事聊得津津有味,我听得“心花儿扇动肋膀骨”(杭州话,心花怒放之意),直到店长过来提醒,“阿梁,去看看货架上的花生,是不是要补货了?”

我在超市做理货员,这份工作顾名思义,就是要对货架上的货物多加“理睬”。货卖得断了档,你还不去补货,那就要“瞌目充”(杭州话,打瞌睡)醒醒了。

当时我已经意识到,我又要拍戏,又要理货,想要“脚踩两头船”,两头都顾牢,想想容易做做难啊。

这只“饭碗头”难得,我要牙齿咬紧,千万捧牢啊

《杭州佬》节目的编导是两个才女,她们有电影导演王家卫一样的本事:无台本拍摄。今朝要拍啥内容,先在心里列个框架,到了现场,再一五一十告诉大家。大致意思有了,台词全靠自由发挥。

演员们看上去自由自在,但是肚皮里厢没词儿,嘴巴里头就说不出;嘴巴里头说得出,身体像块硬邦邦的年糕,也演不好。演员演得好不好,能不能长期被节目组留用,观众会有反馈,才女导演也会把关。

拍了一两年的戏,我以为我阿梁在《杭州佬》的位置已经坐稳。没想到有一个月,节目组没来叫我;一个半月过去了,通知还是没来;快两个月了,我坐不牢了。

忽然,消息来了,让我赶紧去小河直街拍《杭州佬》。原来演员进进出出,已经换了一批。我告诉自己,这只饭碗头难得,我要牙齿咬紧,千万捧牢啊!

到了小河直街,我心凉了半截:因为拍戏的是一座老房子,青砖瓦房、水磨石地板。我心里打鼓,要是拍民国时期的年代戏,我恐怕要“破麻袋露相”呐。

因为我读的是园林技校,平时闲书看得少,电影嘛只喜欢看周星驰。文质彬彬的年代戏,我恐怕拿不下来。

看到我没了魂灵儿,演“吴妈”的演员跟我说:“阿梁,你已经演了蛮好的。船到桥头自会直,你嫑慌!”后来跟我成为荧屏CP(搭档)的演员“阿晴”说,“今朝不拍民国戏呀,只拍老房子里老杭州的夏天生活。”

我一下子松了一口气。才女编导笑眯眯地说:今朝这一集节目叫《乘风凉》。阿梁,你演一个比较精巴(杭州话,精明),但是良心不坏的小青年,邻居们坐在露天里吃饭,他就捧个饭碗,东家搛一筷菜,西家搛一筷菜,人家厌憎他,他还嬉皮笑脸。

拍这场戏时,我心情蛮复杂,因为我确实不是个大方的人。

读初中的时候,我爸爸得了一种“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毛病,医院连发几次病危通知书。我妈妈当时在都锦生丝织厂工作,又要上班,又要管病人,就把我托付给了一位亲戚。

亲戚待我不差,真的不差,但毕竟不是住在自己家,我多少还是有寄人篱下的感觉。身上的衣裳,我也是拣别人剩下的穿,因为给爸爸治病,我们的家底已经掏空了。

我爸爸后来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治好了,捡回一条命。但那段经历,让我养成了节俭乃至小气、精巴、蚀骨(杭州话,吝啬)的毛病,能省一分是一分,能省一毛是一毛。

我记得蛮灵清,戏里面有个细节,我的饭碗里有一只咸鸭蛋,我对邻居们说:“你们看,我吃的是荤菜,全荤菜。”这是一句玩笑话,但对于吃过苦的我来说,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戏拍完了,摄像大哥卸下机子,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演得不错,分寸感蛮好。那位眼睛大大的才女编导,过来说了一段让我哭笑不得的话。

“阿梁,记得你第一次到孩儿巷98号拍戏吗?我们回去路上还在说,那个98号的年轻住户蛮会演的嘛。后来发现,你根本不是什么住户,原来是来报名的群众演员!”

“金银铜铁”所有方言节目的饭碗全部收光了

《杭州佬》演的都是杭州市民的生活喜剧。有句话说:“发现缺点,才是喜剧的根源。”我是个浑身缺点的人,但不是个坏人;我虽然书读得少,但戏演得松弛,算是有点天赋吧。

反正,《杭州佬》的饭碗,我总算是端稳了。

后来我发现,这居然是只“金饭碗”。除了每次演戏的劳务费,还有不少《杭州佬》的粉丝,慕名前来请我当婚礼司仪。2008年奥运年,民间有一股结婚生子的浪潮,找我当婚礼司仪的订单一张接一张。婚礼大多在双休日,所以那一年的双休日,我不是在婚礼的现场,就是在去婚礼的路上。

那些年,也不是我一个人忙,凡是演过《杭州佬》有点名气的演员,都一个个穿上礼服,话筒驮驮(杭州话,拿),当起了司仪。

“金饭碗”来得快,去得也快。2008年10月27日,《杭州佬》播出最后一期。

还好,一只“银饭碗”来了。杭州方言喜剧节目《青春门5号》里,有一个叫“戚观岩”(谐音“妻管严”)的角色,让我来演。

“银饭碗”捧了一两年,也收摊了。等到“金银铜铁”所有方言节目的饭碗全部收光,我也成了无业人员。演《杭州佬》的时候,我接二连三请假,超市店长找我谈话了:“你是杭州人,又是小伙子,你安安心心做,我升你做领班,演戏就别演了。”

好比晴天霹雳,我真当头晕心慌

我挣钞票一向蛮巴结的,有段时间我打三份工,超市是一份,肯德基是一份,人才市场门口卖报纸又是一份。但这三份工作加起来,吸引力都不如不挣钞票的《杭州佬》,让我放弃演戏,那怎么可能?

我直说,演戏我掼不掉。店长说:“既然你态度嘎坚决,那给你两条路:一条是留下来,一条是辞职。”

我说:“好,我也不让你为难,那我就辞职吧!”

方言节目没得做了,要我再回超市也没劲道。当杭州城里开始有“网约车”的时候,我就头一批注册,开起了网约车。

手里饭碗有了。但没想到,结婚6年的老婆提出了离婚。好比晴天霹雳,我真当头晕心慌。

有朋友说,是婚宴放错地方了,摆酒水的饭店经常办“豆腐饭”的。我摇摇头。

又有朋友说,是你不做《杭州佬》节目,没有了本土明星的光环。我也摇摇头。

我骨子里在意的是柴米油盐过日子,她骨子里更喜欢“诗与远方”,我们走拢,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以前演“吴妈”的演员来开导我,她说:“阿梁,你毕竟演了许多年的戏,你最不应该放下的,就是你的表演。婚已经离了,你只有做你喜欢的事情,才会尽快走出来。”

“扒儿张”中枪、跌倒,导演叫了声“好”

对啊!对啊!

演戏是我曾经的“饭碗”,现在为啥不能当我的爱好呢?

吴妈“挑”(杭州话,举荐)我进了运河学舍微剧社。但她有言在先,这是几个《杭州佬》老演员凑出来的民间团体,戏会有,但钱不一定有。

我说只要能演戏,钞票多少无所谓。

但第一次上台排练,我就听到了导演的骂声:“你呀你,死都不会死!”

导演不是在咒我,而是嫌弃我舞台经验不足,一个中枪倒地的动作,演得不真实。

运河学舍微剧社走的路子是用表演带动阅读,他们选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南方有嘉木》排演。书里有个人物叫“扒儿张”,在茶馆里嘲弄日本大佐,结果招来杀身之祸。

日本人枪声响起,“扒儿张”应声倒地。我倒下的动作硬邦邦,我的普通话也咬字不准。拍《杭州佬》我是本色出演,摄像机镜头前一次不行,可以演两次、三次,但舞台上不一样。

在台上演戏,要真听真看真感受,倒在地上死之前气若游丝,要真真切切,打动人心。我的表演课以前“欠账”,现在一点点偿还。

导演告诉我,中枪倒下要有层次感,先是猝不及防,再是难以置信,还要让层次感植入你的肌肉记忆。

晚上回家,我在床上练习,跌倒、爬起,爬起、跌倒,慢慢体会啥个叫肌肉记忆的层次感。我的脑子里像走马灯一样,一直旋转着“层次”“层次”。

第二天中午,我去杂粮煎饼摊买煎饼。师傅往煎饼上抹酱,放生菜、里脊肉、荷包蛋,包裹成卷,再一切两半,整套动作一气呵成。舞台上的层次感,不是同样道理吗?和煎饼一样,一层一个变化,又不能断线。

再进排练场,不晓得是我的理解到位了,还是我的肌肉记忆到位了,“扒儿张”中枪、跌倒,我的背脊、大腿一阵酸痛,身上一定有了乌青,这时我听到——

导演叫了声“好!”

我终于把表演再次当成了“饭碗”

《南方有嘉木》微剧正式演出当天,原著作者王旭烽老师来现场看表演,说了不少鼓励大家的话。

我最关心,我的“扒儿张”演得好不好,我问导演,问小伙伴,问这个问那个。他们说:“你一个新手,总不可能演到北京人艺的水平吧?导演不骂你,你已经算厉害了。”

年底,运河学舍发奖金,居然发了我4000块钱。我真是煞煞招招(杭州话,形容厉害)呆了一头。颁奖词读了半天,我突然发现,奖励我的原因是“查漏补缺,不遗余力;义务劳动,不计报酬;后勤服务,任劳任怨,让人十分感动”。

跟舞台上的演出,一点搭不着边。但不管怎么说,发奖金,我总归是高兴的。接过装钱的信封,我的手是抖发抖发的,声音也是抖发抖发的。

后来有一次说起这笔奖金,我说:“没有啊,哪来的4000块?”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说:“你当时都流泪了,怎么会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我想起来了,对的对的,是有这4000块。我怎么会忘得一干二净?后来我想到了,当年我不是演得好,而是后勤保障做得好才拿的奖金,所以我才忘记了。

一晃十年过去了,我在舞台上已经演了大大小小几十个角色,从“扒儿张”到“阿Q”,从新中国成立前的铁路工人到成立后的丝织厂青工,从只在台口敲敲边鼓到在德寿宫里扮演宋代船夫……从不熟悉舞台到享受舞台,我终于把表演再次当成了“饭碗”。

每次演出,对于我都是一个小小的节日。只不过格只饭碗,喂饱的不是我的胃,而是我的精气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