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丁莉丽 崇雪利
正如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剧的价值，始终在于如何通过历史故事的激活诠释当代价值。五代十国，常被视为唐宋盛世之间的历史夹缝，长久以来一直游离于影视创作的主流视野之外。电视剧《太平年》首次将吴越国“纳土归宋”这一历史壮举系统性搬上荧屏，以“太平”为精神坐标，在历史传奇的类型框架内完成一次颇具难度的叙事实践，体现出主创方以历史智慧启迪当下的宏大追求。
南北交织：双线结构中的乱世镜像
五代十国素有“散装历史”之称，五十三年间政权更迭频仍，人物关系盘根错节。这段历史之所以鲜少被搬上荧屏，除却大众认知基础薄弱，更在于其内在的叙事难度：既无贯穿始终的核心冲突，亦缺乏统摄全局的主导人物，任何单线叙事都难免挂一漏万。电视剧《太平年》以双线并进的叙事策略去规避这一弱点，通过南北两个时空建构起互为镜像的乱世图景。
北方线从后晋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起笔，历经契丹入寇、后晋覆灭、后汉短祚、后周中兴，直至赵匡胤建宋。这条线索承担着呈现乱世之“乱”的叙事功能。剧作开篇即以“舂磨寨”作为叙事起点，其“吃人”的惨烈场景震撼观众，同时也以最直观的方式确立全剧的情感基调与价值参照，至暗镜像映照之下，观众更能理解“太平”之可贵。此后石敬瑭的屈辱、石重贵的挣扎、后汉隐帝的猜忌，皆在这一底色上层层叠加，构成北方线的叙事肌理。
南方线以吴越国为视角，从文穆王钱元瓘病重去世写起，延续至钱弘俶纳土归宋。与北方的刀光剑影相较，吴越一线呈现的是另一种叙事节奏。杭州街市繁华依旧，似是乱世中的别样存在。然而剧作并未将吴越简单处理为“净土”，而是着力呈现其承平表象之下的暗潮汹涌：新王年少，主弱臣强；权臣胡进思意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程昭悦之辈暗藏祸心。吴越之“平”与北方之“乱”，构成了形态不同却内在相通的权力场域。剧作的这种处理，避免了将南北简单对立为“善恶”或“治乱”的二元图式，转而进行更为深刻的人性之辩。
双线交汇处，是全剧叙事的关键枢纽。剧中安排钱弘俶随使团北上汴梁，一路目睹中原的疮痍景象。汴梁之行，使南北两条线索从“各表一枝”走向“互文对照”：北方的惨状映照出吴越承平的意义，吴越的秩序又反衬出北方失序的代价。钱弘俶这一人物，由此成为贯通两个叙事空间的桥梁。剧作在此完成了空间对照到主题聚焦的提升——当人物在两个世界的穿行中逐渐形成对“太平”的自觉追求时，全剧的核心命题便获得了人物行动的内在支撑。
虚实相生：历史框架内的人物重塑
历史剧的创作，始终面临真实与虚构的张力。《太平年》在这一问题上的处理，大体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于历史框架内完成对人物的艺术再造。
钱弘俶是全剧的核心人物，但史书对其早年经历的记载相当有限。这一“留白”为剧作的艺术发挥提供了有利空间。剧中的钱弘俶，从擅做鱼脍的潇洒王孙“钱九郎”，历经汴梁之行的震撼、宫廷内斗的洗礼，逐渐成长为以苍生为念的一国之主。这条成长弧线的设置，赋予了人物清晰的内在精神逻辑，其最终的抉择不是突兀的转变，而是有迹可循的演进。剧作以“汴梁之行”作为人物觉醒的叙事枢纽，虽属艺术虚构，却在叙事逻辑上具有内在的合理性。
在群像塑造上，剧作力图突破脸谱化的窠臼。赵匡胤的形象未止于“陈桥兵变”的符号化印象，而是着力呈现其在乱世中目睹种种不公后逐渐形成的济世抱负。郭荣则被塑造为在废墟中重建秩序、锐意进取却壮志未酬的英雄。剧作安排钱弘俶、赵匡胤、郭荣三人在乱世中相识，共许“太平年景饮太平酒”的誓约——这一情节固然缺乏直接的史料依据，却为三条人物线索的交汇提供了情感纽带，使“太平”理想获得了人物关系的具象承载。这种艺术虚构的合理性，在于它服务于全剧的主题表达，而非单纯为了制造戏剧冲突。
配角群像的塑造同样体现了“去脸谱化”的努力。吴越国内，胡进思是野心勃勃的权臣，然而剧作呈现的是其在复杂局势中的权衡与算计，而非简单的“奸佞”标签；中原一线，冯道历仕数朝、屹立不倒，剧作亦未将其简单归入“贰臣”之列，而是着力呈现乱世之中士人的艰难处境与生存抉择。这些人物各有其行为的内在理路，不至于沦为推动剧情的功能性符号。
女性形象亦承载了虚构边界上的自觉。孙太真于史书上仅存“贤为女师”四字，剧作以黄龙岛的民间出身重塑其来历，使她既是钱弘俶精神成长的见证者，亦是“太平”理想在民间层面的代言人。
太平之义：主题思想的多重演绎
“太平”二字作为《太平年》的题眼，在剧作的前半段，首先被呈现为一种最朴素的生存诉求。北方线中反复出现的战乱、饥荒、杀戮场景，持续强化着这一层面的表达。
随着叙事的推进，“太平”的意涵逐渐从个体的生存诉求扩展为治国的理念依归。吴越国“保境安民”的治国理念被反复提及，钱镠的遗训、《钱氏家训》中“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训诫，在剧中成为重要的叙事元素。剧作通过这些素材的征引与化用，将钱弘俶个人的抉择置于家族传统与价值传承的脉络中加以呈现，使人物的行动获得了超越个人层面的支点，同时强化了主题表达的历史纵深感。
剧作对“纳土归宋”这一核心事件的呈现，着重聚焦于人物面临抉择时的内心冲突。钱弘俶处于“一姓之私”与“万民之安”的两难困境之中：作为钱氏子孙，他对祖宗基业负有情感上的牵系；作为一方之主，他对治下百姓的福祉怀有责任。剧作着力呈现的，正是这种困境中的权衡与抉择过程。通过这种处理，“纳土归宋”在剧中不再仅仅是一个历史结果，而是一个经由人物内心挣扎而最终达成的戏剧性时刻。
值得注意的是，剧作以“太平”而非“统一”作为核心命题，这一选择本身即体现了特定的叙事立场。据编剧自述，“太平年”三字，是他在创作中苦苦求索后找到的破题之钥，是那个时代无论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心中最大的“公约数”。剧集将叙事重心从王朝更替、疆域变迁转向对生民福祉的关切，以人民史观重新诠释历史的叙事立场。由此，“纳土归宋”不再仅仅是政治博弈的结果，更是“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价值践行。
在历史正剧日渐稀缺的当下，《太平年》不以权谋机变取胜，亦不靠宫闱秘辛吸睛，而是以沉郁顿挫的笔调书写乱世，于血与火的底色上托举出“太平”的理想光芒。这种叙事选择，使全剧呈现出厚重而不滞涩，深沉而不晦暗的气质。当千年前的抉择与坚守以影像的方式重现，它所唤起的，正是深植于民族记忆中对和平与秩序的共同珍视。
（丁莉丽系浙江传媒学院电视与视听艺术学院教授，崇雪利系浙江传媒学院电视与视听艺术学院2024级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