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杭帖》，是书法家王献之创作的行书作品，全文共6行51字，以书信形式表达思念及探访计划，现存于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国子监刻本《淳化阁帖》（卷九）。
《余杭帖》是“二王”书风的代表作之一，也让“余杭”之名载于书典。彼时的“余杭”，为吴兴郡下辖县邑，东苕溪滋养的平原上，聚落沿水而兴。王献之居于会稽山阴，拟取道余杭赴南京，便写下这封致友人的短札。
《水经注・浙江水》载，浙江（钱塘江）“径固陵城北，昔范蠡筑城于浙江之滨，言可以固守，谓之固陵，今之西陵也”。固陵（今萧山）为东晋浙东运河入钱塘江的关键渡口，绍兴沿浙东运河至西陵渡，再入钱塘江抵杭州，此路线似与王献之《余杭帖》中“过余杭”的行程契合。
“思恋触事弥至”开篇，落笔便将牵挂揉进笔墨，那些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叮嘱，恰是古人“见字如面”的自然而然。书写中，有盼望相见的热切，也不少礼节的周全。
作为书札，《余杭帖》最动人处，是笔墨与心绪的浑然相融。王献之以“外拓”笔法挥毫，“思恋”二字结体紧敛、墨色沉厚；“过余杭”三字笔势舒展，线条圆转如东苕溪流水，暗合途经故地的轻快。墨色由浓转淡，从开篇的沉稳礼敬，到末句“愿复尽珍重理”的轻缓叮嘱，心绪温柔。
这种藏于尺素的深情，并非王献之独有，这条途经杭州的路线与文人寄怀，亦跨越千年未曾断绝。此路线的格局直至隋唐才逐渐调整：隋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拓浚江南河，使运河航道更趋平直，唐代进一步整治水系，形成从绍兴经杭州沿江南运河直达南京的成熟水路，无需再绕行余杭支流，但杭州作为枢纽的地位始终未变。唐末五代诗僧贯休，浙江兰溪人，也曾在江渚送别之际写道，“不能更折江头柳，自有青青松柏心。”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