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通伯”和同事走访群众
口述 徐涛 整理 王晓红
大家好，我是说新闻的“阿通伯”徐涛，今年62岁。
辰光过得真快啊。1994年，我30岁，第一次以“阿通伯”的身份亮相《阿通伯说新闻》。这一说，就是整整18年。
一晃眼，我终于“熬”成了“伯伯”。有老听众记挂我，问起“阿通伯人去哪里了？”我也跟大家汇报一声，人虽然退休了，但我的“声音”没退休，动动手指点开微信，时不时还能听到的。
父亲认为，家中必须有一台收音机
我与“声音”的结缘还要从小说起。
家里三兄妹，我是老小，老底子条件差，能吃饱饭就不错了。不过父亲认为，家中必须有一台收音机，就花了大价钱买了一台凯歌牌收音机，在当年也算稀罕物。
这台收音机就成了我的“启蒙老师”。
收音机每天都播着样板戏，我们几个伢儿边听边模仿，姐姐唱阿庆嫂，我扮唱刁德一，哥哥唱花脸，三兄妹唱得惟妙惟肖。
每天早上6点半，父亲醒来，打开收音机听早新闻。这时，被子里的我也跟着醒了，跟着听新闻。晚新闻是8点半开始，结束后收音机里传来《国际歌》，一整天的广播内容宣告结束，也提醒我该睡觉了。
过了几年，电台内容延伸开去，有了文学鉴赏、小说联播等节目，我的普通话、讲故事的能力都是跟着收音机学的，模仿里面各种主持人的声音、腔调。
小时候我长得又黑又瘦小，学校有文艺演出，老师相不中我。但从小学到高中，班里出黑板报都是我承包的。画画是用线条色彩描绘画面和故事，后来我用声音来描绘“看不见”的画面和故事，本质上是相通的。
高中时，我跟着父亲回到衢州老家读书。我的语文成绩出类拔萃，理科却一塌糊涂。毕业晚会那天，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站在学校大礼堂的舞台上，来了一曲校园民谣《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震惊四座，观众席里的同学们一阵欢呼尖叫。
1981年7月，我毕业回到杭州。母亲辗转找人，为我求得了一份印刷厂工人的差事——在那个年代，这份工作是无数人眼中的 “铁饭碗”。
整个浙江省只有两个男生通过了专业课复试，一个就是我
我上班的印刷厂是区教委管辖的校办工厂，效益不错。但每天和油墨、机器打交道，我总觉得不会一辈子待在这地方。
周末，我跑去平海路的工人文化宫学画画。有一天，有个同学说，徐涛，你声音不错啊，北京广播学院在浙江招生，你可以去试试。
说者无心，但我听进去了，打听到招生点就设在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内。我趁中午休息，偷摸着出厂，骑上自行车直冲电台。考试内容是朗读一篇语文课文，面试官有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的主任张颂，还有播音艺术家董金秋老师。
过了10天，通知我去复试。复试完，董老师专门把我叫住，“你声音条件不错，好好准备。”又过了10天，董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复试通过了，让我好好准备文化课参加高考。这下我整个人懵了。
当年参加高考，需要厂里出同意证明，但厂领导不肯，还和区教委一起给我“画饼”——只要安心留在厂里，会好好培养我。就这样，我错过了一次机会。事后我才知道，那年整个浙江省只有两个男生通过了专业课复试，一个是金华的电台播音员，还有一个就是杭州的徐涛。
经过这件事，我的自信心上来了，心中那团“要走播音道路”的火苗越烧越旺。这期间，我考上了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团，业余时间跟着沈国栋、刘忠虎等前辈学习语言艺术，我的语言能力突飞猛进。
我不再念新闻，而是临场发挥开始了“说新闻”
1992年，“西湖之声”电台筹建，很多科班出身的播音员都去报考了。对比他们，其实我还是有点心虚的，总觉得自己没专业背景，矮人一头。结果我靠着扎实的语言基本功过关斩将考了进去，最后落脚在杭州人民广播电台。
这一次，机会不再“擦肩而过”。1992年6月，我告别干了10年的印刷厂，成为一名电台播音员。
刚进台里，我还没机会上《早新闻》。那时《早新闻》是电台收听率最高、最有影响力的节目之一。最初是两个男主播轮流主持，后来其中一个主播提出，两人倒班节奏太紧张了，让徐涛一起上吧，三个人轮换可以喘口气。
这个建议引起了台里的争议，有人觉得我资历浅，没资格上。最终还是因为人手紧张，台里同意让我试试。
没想到我上播第一天，就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早新闻》内容分为时政新闻和社会新闻。播时政新闻时我还有点拘谨和收敛，到了社会新闻，一下子到了我的“舒适区”。我不再是念新闻，而是临场发挥开始了“说新闻”，我没有传统播音员的宽音大嗓，我说的新闻夹杂了“嗯”“啊”各种语气词，怎么舒服怎么来。几条新闻下来，搭档跟我竖了大拇指，播音室外的“监听”连连感叹：“这样听起来蛮有味道的。”
下了节目，新闻部主任冲过来说，“徐涛，你说得太好了。”
一转眼到了春节特别档，大年初一安排我和一个女同事搭档。从早上6点半的早新闻，一直播到中午11点，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说新闻、唱歌、讲笑话、调侃……和听众各种互动，把气氛整得很热闹。听了节目的台长激动地从家里赶到台里，要给我们发奖金。
经过这么几件事，我凭着“有味道的声音”在台里站稳了脚跟。
没多久，台里迎来了大改革。一是新闻节目的改革，台长提出，新闻不能只有早晚两个时间段，要时时刻刻紧跟着这座城市的节奏，听众一打开电台，随时能听到半小时内刚发生的新鲜事。由此，新闻播报增加了频次，每个整点、半点都有；第二，台里要打造几个特色节目，类似于“英语角”“午夜故事”等，增加收听率。
“我老婆听了你讲的故事，一晚上不敢上厕所”
听说上海东方台有个讲“鬼故事”的节目，很受欢迎。同事拉上我去上海学习。我们到了上海，宾馆里住进，打开收音机，找好频道。节目很晚，要晚上11点半开始。我跟同事说，我先睡了，等时间到，你叫我起来。
到了点，我醒过来，听了5分钟，说了句“晓得了”，倒头继续睡。
回到台里，我设计出杭州首档午夜直播节目《今夜十点钟》。为了做节目，我搜罗了当时市面上所有能买到的故事书，买得最多的就是《故事会》，我还把从小听过的民间故事收集起来。
节目每天晚上10点直播，下午2点我开始做准备。第一件事就是整理手里的素材编故事，编完故事后，到磁带库里找音效。等音效找得差不多了，吃过晚饭，我就开始背稿。晚上10点不到我就进直播间了，上一个节目的同事还没离开，我这边已经把六台放音效的CD机都打开了。
时间一到，我一只手控制调音台，一只手选择音效、控制音量大小，嘴巴也忙不迭地打开了——“观众朋友，又到了今夜十点钟了……”节目首播的第二天，副台长找到我，“你昨晚在干吗？我老婆听了你讲的故事，一晚上不敢上厕所。”
节目时长半小时，有时讲1个故事，有时讲2到3个故事，365天不休息。故事里的惊险情节、妖魔鬼怪，我用声音模仿得活灵活现，收获了一大批听众。
这些粉丝有多少狂热呢？当时几乎天天能收到听众来信，很多是住寝室的学生，他们在信里说：晚上10点到了，躲在被窝里，把被子裹得严严实实，小心翼翼打开电台，既期待又害怕，听到精彩处紧张得要屏住呼吸……
有次我在忙节目，台长找到我说，“徐涛，有一群女大学生冲到台里，指名要见你。”那会我还怕难为情，死活不肯出去。最后听说女学生把桌上一张我的照片抢了回去。还有一次，我开车去笕桥机场接人，被机场执勤的拦住，“为什么不开大灯？”“这个破车大灯坏了……”我刚在解释，执勤的突然说，“你的声音怎么这么像《今夜十点钟》那个主持人？”
“我就是啊！”
对方激动地说，“原来你就是徐涛啊！我天天听你节目。”
原来昨天机场遭贼，贼开了一辆没开大灯的面包车。今天他们来严防死守捉贼，没想到贼没等到，等到了我。
我靠着“有故事的声音”开始小有名气，当时杭州市广电局评选首届十佳栏目，《今夜十点钟》榜上有名。
“是你的声音陪我父亲走完了最后一程”
独立做节目，全方位锻炼了我的能力。
1994年，在领导支持下，台里推出了首个杭州方言节目《阿通伯说新闻》，我做主持人和制片人。每天早上打开电台，一位“杭州弄堂里的大伯”用接地气的杭州话讲述鲜活的市井新闻。节目一推出受到热烈欢迎，“阿通伯”成了杭州人最熟悉的声音之一。
其实，当年的“阿通伯”——我，才30岁出头。这倒不是刻意，只能说我的声音，少年老成。
当时火到什么程度？接广告接到手软，把当年市面上大大小小的广告接了个遍。从此也没人喊我徐涛了，听众叫我“阿通伯”，同事都叫我“阿通”。
多年后，杭州市广电局举办庆典，挖掘听众线索时，一位老人提起了自己的邻居：“老爷子每天都要听《阿通伯说新闻》，刚开始只是听，后来还专门录下来，几年下来攒的磁带堆成山了。”节目组顺着这条线索找到老爷子的家人。
庆典晚会上，一位中年男子拎着两只老式皮箱来到现场。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索尼磁带。他取出一盒，声音带着哽咽，“这些是父亲留给我的遗产，今天刚好是他去世一周年。父亲走之前，指着两只箱子说，这是我留给你们的传家宝。最后那些日子父亲已经出不了门了，全靠听《阿通伯说新闻》解闷，了解外面的世界。父亲走得很安详。”
主持人打开一盘磁带，熟悉的杭州话瞬间响彻演播大厅：“大事小事里弄事；亲情友情百家情，阿通伯来了！”这个中年男人看到与他年龄相仿的我——就是电波里侃侃而谈的“阿通伯”时，紧紧拉住我的手说：“谢谢你！是你的声音陪着我父亲走完了最后一程。”
我和在场所有人都红了眼眶。我的确没想到，自己的“声音”能成为听众生命中的慰藉。
说来也巧，2003年的记者节，我们电台在武林广场摆摊，八少女喷泉旁边等了很多老人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阿通伯来了”，老人家全部冲过来，把我围得里三圈外三圈。在一旁的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领导看到这阵势，受到启发，第二年《阿六头说新闻》——杭州首个以方言说新闻的电视节目就诞生了。
那些年，杭城有多少人是早上听着《阿通伯说新闻》起床，晚上看好《阿六头说新闻》才困觉的啊！
我找了家饭店，请这对闹矛盾的夫妻吃饭
一个偶然的机会，“阿通伯”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2014年4月，我参与主持杭州电视台影视频道的《幸福从天降》，这是一档属于创新的情感调解类节目，不仅考验主持人的语言功底，更多地要用自己的生活阅历去帮助求助人。当时这一类节目不少，像《和事佬》《老娘舅》……很多棘手的“家务事”都是第一次走上电视。
我们碰到过一言不合就把人轰走的当事人，碰到过哭着下跪的求助人，也碰到过挥着砖头冲出来的家属。打来的求助电话，有的涉及房子的遗产分配，有的是投诉“家暴”……接到电话后，我们去现场拍摄，碰到不可预计甚至无法掌控的局面，需要主持人随机应变。
有个大夏天，我们赶到建德调解一个“家暴”案，听完女方的哭诉，再找到男方上班的工厂。厂里不愿意我们进去拍摄，最后把当事人叫到厂门口沟通。整整一天，我身上的汗把衣服都湿透了，但问题还是没解决。
我找了家饭店，请这对夫妻吃饭，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再努力一把。我抓住他们儿子快要成家这个关键线索，开导双方，问题总算较为圆满地解决了。
《幸福从天降》做了一年，压力实在太大，我开始失眠、焦虑。在一次调解过程中，我收到了医院的检查报告——查出肝脏有肿块。回去路上，我对同事说，有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主持节目了。
当时车里一片寂静。幸运的是，最后确诊那是一个囊肿，性命无大碍。
因为这段从电台到电视台的工作经历，我靠着“有温度的声音”荣获了杭州文广集团首届十佳主持人，没有辜负“阿通伯”这个形象——一位专业、敬业、有奉献精神的媒体人。
我穿上古装，扮演在杭州当过地方官的唐代诗人白居易
退休后，我把这些年积累的经验拆解成易懂的技巧，培养了不少语言艺术和演讲的学员，年纪大的比我还大，小的还在读幼儿园。他们在各个场合都有优异的表现，我这个“幕后老师”很有成就感。
我还担任了滨江区朗诵协会会长。2021年，著名作家黄亚洲找到我，希望我来诵读他为抗击新冠疫情创作的文学作品。那段时间，黄老师常常凌晨把刚写好的诗稿发给我，还特意关照，最好天一亮就能把音频发出去。
清晨四五点，杭州的马路上空荡荡的。我开车赶去十几公里外的录音棚。一篇篇饱含深情、鼓舞士气的作品陆续播出去，好多网友热情转发，点击量一下子冲到了几十万。还有人专门来找我要这些音频资料，说听到我的声音，眼前就能浮现一幅幅感人的画面。
我真的没想到，声音也能成为一种力量。
2025年，杭州文旅演艺驻场秀《西湖东坡》发出邀请，希望我来扮演在杭州当过地方官的唐代诗人白居易。
我喜出望外，没想到圆了我“舞台梦”的，不是在电台的声音舞台，也不是在电视荧屏的镜头舞台，而是真的站到了聚光灯下，以演员的身份完整演绎一个角色。
为此，我反复研读白居易的诗作与生平，揣摩他治理西湖时的状态，了解他对山水的热爱和对百姓的关怀。
表演时，我穿上古装，在西湖边的实景舞台上，用肢体传递古人的仪态，用表情流露诗人的心境，用台词还原文人的风骨，把和杭州结缘的“大诗人白居易”呈现在各方观众面前。
那一刻，舞台的聚光灯落在我身上，掌声和赞叹声环绕在我耳旁。我想到了年轻时对艺术的执着向往，人生的“又一块拼图”——终于圆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