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纲在定海（根据老照片由AI生成)
口述者陈纲与王旭烽
2014年6月，陈纲（右）在台北马场町纪念公园凭吊烈士。
口述 陈纲 整理 王旭烽
2025年入夏，海峡两岸被一部名叫《沉默的荣耀》的电视连续剧震撼。很快，我在《浙江日报》上读到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杭州作家王旭烽为主人公朱枫烈士撰写的长文《潜伏者归来》。
我反复阅读此文，深深被革命前辈的事迹和精神感动，并托人给王旭烽捎去短信。
说来我和王旭烽神交已久。2003年她出版了“当代茶圣”吴觉农的传记《茶者圣》。吴觉农是现代茶叶事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他也是我的姑父。
我叫陈纲，今年94岁了。新中国成立前，我在杭州高级中学读书时就投身学生运动，是杭州地下党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我有着与朱枫前辈类似的经历。我俩都是地下党员，同一时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舟山群岛活动过：她因叛徒出卖，不得不离开台湾岛，落地定海；而我按组织指示从上海专程来定海对国民党海军军官进行策反。有所不同的是，朱枫当时藏身于舟山医院的病房，而我落脚之地则是海军定海巡防处军官宿舍的军事禁区；她不幸被捕，1950年壮烈牺牲在台北马场町；我未能成功，但是平安脱身；她中年殉国，我九旬健在。
2014年，我曾亲临朱枫烈士就义处——台北马场町凭吊缅怀。
当年我去策反一事，身边的地下党同志都知道。大家都说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这件往事一直闷在肚子里，没有时机表达。76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有了诉说的机会。
重庆号起义事件震撼了我，我想起了姨表兄丁其璋
我去定海策反国民党守军，和国民党海军重庆号起义事件分不开。
1949年2月25日，重庆号巡洋舰在邓兆祥舰长领导下，于长江吴淞口起义。舰长邓兆祥率领舰上574名官兵起义后，从上海吴淞口出发，便径直驶向解放区山东烟台港，并于2月26日晨到达烟台。
1946年到1948年，我在杭州高级中学读书的三年，正是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迭起。尤其是1947年5月，包括杭州在内的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爆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当年10月，杭高建立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青年社。
1948年5月4日，我经浙大学生陈永时介绍宣誓入党。5月9日，中共杭州工委下属中学区委批准成立杭高支部，我被任命为支委。
我继续在高三年级读书，直到1949年2月初接到组织任务，立即离杭赴沪，从事地下学联工作。
到上海后，我住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宿舍楼内。楼群中有一个斋角楼，住着一位杭高时的老学长刘笃忠。在杭州高级中学时，他就是新民主青年社成员。刘学长的宿舍里，刚好有一位同学撤退去了苏北解放区，空出了一张铺位，那学生还留下不少学生食堂餐券，解决了我的食宿问题。
重庆号起义事件震撼了我，我想起了我的姨表兄丁其璋，他的母亲与我的母亲乃同胞亲姐妹。
丁其璋当时是国民党定海海军司令部司令，与邓兆祥一样，同是青岛海军学校出身。当时国民党海军中，青岛系常会遭到排挤。我觉得，丁其璋有被争取起义的可能。
我把这情况立刻向我的上级钟沛璋同志汇报并主动请缨。当时他化名小王，担任华东局学委系统联络员。钟沛璋同志听后非常动容，说立刻向上级汇报。
不久，钟沛璋约我在交大附近的公园见面，他说：“现在对方的情况不明，你可以凭着至亲的身份去他处了解一下情况。如果丁其璋起义的态度很迫切，各方面的条件也具备，你立即回来，我们再派人去；要是你还在定海，战局突变，大陆迅速解放，你可随丁其璋去台湾，以后我们会联络你的；若是对方的态度不明朗，各方面条件也不具备，你可回到上海联系我。”
钟沛璋交代完这些，还给了我两块银圆做路费。
父亲非常吃惊：兵荒马乱之际，你偏要到军事要塞去，到底为啥
恰在此时，我的父亲陈石民来上海，住在虹口区浙江省丝绸贸易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职工宿舍里。
父亲1895年出生，191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1919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蚕桑。1924年回国，先后在苏、杭等地任职，1927年到浙江省立蚕桑科职业学校任教，并两度出任校长。抗战胜利后，父亲弃教经商，从事丝绸实业。
我找到父亲，趁机诉苦，说我在上海住宿周围环境太乱，静不下心来复习功课考大学，所以想到定海德堂哥和若兰姐家去住一段时间，那里比较安静。
丁其璋小名德堂，我称呼他德堂哥。
我父亲非常吃惊，马上问：现在正值兵荒马乱之际，你偏要到军事要塞去，到底为啥？
在父亲的诘问下，我只得老实说我是带着组织任务去的。父亲听了，红着眼睛对我说，他本来只想让我通过学生运动锻炼社交能力。既然事已如此，只能由我去了。
父亲又说，德堂哥本性仁厚，又是至亲关系，不会做出伤害我的事。
这样我就拿了背后写着嘱托语、印有浙江省参议员头衔的父亲名片，在张洪渠的伴送下，于杨树浦码头登上去定海的海轮。张洪渠也是杭州高级中学的地下党员，当时落脚在上海亲戚家。
那已经是1949年4月初。上海与定海之间，有定时航班的海轮往返。
我生平第一次乘坐海轮，轮船沿黄浦江出吴淞口，顺长江入东海。在甲板上见右侧夕阳西下，风平浪静，天水相接，海面灿烂一片，我兴奋地欣赏着从未见过又如此美丽的景色；想到自己身负重任，遥望辽阔无垠的远方，心情在斗志昂扬中有些迷茫。
天色渐暗，我回到轮舱底层的铺位。这时，海轮转舵南下，驶入东海深海区，海浪翻滚。我度过了一个船舱晃动、头痛欲裂，呕吐到喷出胆汁的不眠之夜。
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冷眼旁观注意周围的环境
凌晨，轮船到达定海码头。我很快找到了挂着定海海军司令部和定海海军巡防处两块牌子的大门。
我跟卫兵说：“找丁司令，我是他的亲戚。”电话传入，即刻司令的副官来到岗哨室，领我进入司令的独立院子。
德堂哥刚起床正在穿袜子，他马上安排，在他夫妻卧室隔出一层薄木板的房间，作为我的卧室兼书房。
放下旅行袋，我转身递给德堂哥父亲的名片，他仔细看了名片背面父亲写的嘱托，亲切地道：“纲，你就安心住下，专心复习吧！”
开始三天，我除到餐厅用膳、上厕所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小室里专心复习，并冷眼旁观注意周围的环境。
周末，丁其璋的小女儿丁皓青回来说，学校举办文艺晚会。我的表嫂谷若兰，吩咐副官陪我和皓青一起去看演出。
谷若兰是我母亲李芳的干女儿。我母亲留日返国后，就在新昌县城创办了女子职业学校，谷若兰是母亲任校长时的得意弟子。认了干女儿还觉不够亲，母亲便撮合她嫁给了亲外甥丁德堂，所以若兰姐和我是亲上加亲的关系。
吃完晚饭，小皓青迫不及待地牵起我的手，三步并作两步跨出大门，后面跟着保姆和副官。经过卫兵哨岗，走出军事警戒区的铁丝网，踏上由青石板铺成的大道。
但见定海城道路两旁店铺林立，灯光通明，人行道上人头攒动，十分热闹。
很快便到学校大门口，校役笑嘻嘻用手势示意，请我们进去。到了举办晚会的场所，亮堂堂的会场里，观众席前面几排木凳上坐满了人，正在热闹地谈天嗑瓜子。
根据若兰姐的吩咐，我们悄悄坐到后排，皓青和我居中，副官和保姆坐在我们一左一右。演出节目中，有一个模拟抗战期间日机轰炸重庆的画面：火光、爆炸声和人群惨叫声极为震撼，观众席上响起一片稀里哗啦的哭泣声，这场景深深印在我脑海里。
那一丝断断续续微细的声音，恰似延安电台频道讯号和播音语气
抵达定海不知不觉过去五天了，表面看似平静，其实我心里焦急难耐，思索着如何接近德堂哥与之说话。
一天深夜，在漆黑天幕笼罩下，周围悄无声息。我注意到隔壁他夫妇卧室传来一丝断断续续微细的声音，恰似延安电台的频道讯号和播音语气。
偷听延安广播是我在校内密室常干的事情。好像遇到老朋友一样，辨别再三，确证无疑，我心里不禁狂喜，久盼的机会终于来临了！
第二天恰逢德堂休息日，早饭后约九点光景，我缓步进入院中的办公室。他夫妇抬头看我，德堂哥见我有话要说，便开口：“纲，坐下说。”
我看看若兰姐，德堂哥含笑说：“若兰姐是自己人，有话一起聊聊吧！”
于是我说，父亲在我来定海前夜，专门叫我去到他住的地方拿名片，还叫我捎一句话给你们，按照时局走势，国民党必败无疑，希望你早作打算，保护全家安全。
德堂哥盯了我片刻之后说，有长江天险阻挡，这局势总还可以维持两三年吧！
我说，重庆号的出事，说明江阴要塞似乎也不十分可靠，经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之后，解放军乘胜南下，聚集江北沿江一带，筹备船只、训练水手，伺机渡江，加上江南游击队的接应，找几个突破点还不容易吗？
德堂哥和若兰姐以诧异的眼神看着我。
德堂哥缓缓地说：“我虽然手下有十来艘军舰，其实处境并不好”
德堂哥突然问道：“你只是十八岁的高中生，为啥晓得介多？”
我回答，“抗战时期逃难受苦，胜利后回杭州，看的书多了，在学校里大家都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所以想得多一点，懂得多一些，父亲也说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政治意识早熟。”
德堂哥沉思了片刻，试探性地问我：“你是不是参加了他们的组织？”
我坦然地说，“现在的青年学生思想普遍要求进步，反而是三青团之流，像过街老鼠般不敢露面。所以我同爹爹一样，希望你认清形势，早作抉择！”
德堂哥再默想了一会儿，看了若兰姐一眼，缓缓地对我说：“我虽然手下有十来艘军舰，其实处境并不好。”
原来，自从重庆号出事后，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海军的控制，每艘舰艇，都由保密局派驻专门小组；海军军官的眷属一律留在基地，不得擅自离开，更不能上舰。
“你回去告诉小姨夫（我父亲），我会保护全家在适当时机安全脱身的，谢谢他的关心！”最后他问我：“你打算怎么样？”我说：“既然这样，我明天就回上海，父亲还在等你的回话呢！”
第二天一早，德堂哥派他的副官直接送我到码头，待我进船舱坐定才返回。临行前，若兰姐给我五块银圆做盘缠。
德堂哥后来退据福州，还是去了台湾，不久因病退役，逝世后葬于高雄。若兰姐及其子女，移民去了美国。
我在进行策反活动时，姑父姑母也在上海进行策反
弹指一挥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不久前，我收到老同事寄来的王旭烽最新小说《望江南》。翻开书页，看到开头几行：公元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数月，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两栋不显眼的三层楼房——九号与十号，匆匆步入两个中国男人，这让盘踞在此的那家日本侨民着实吃了一惊。
我不禁放声大笑。“上海山阴路60号大陆新村9-10号”，不正是二哥和我抗战胜利后常去的姑父吴觉农、姑母陈宣昭的家吗？
在那里，我们哥俩聆听姑父姑母教诲，并在三楼图书室翻阅了《西行漫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得以思想启蒙。
我父亲正是陈宣昭的哥哥。
当年，我父亲带我姑母去杭州投考女子蚕桑学校，在父亲的支持下，姑母不顾族人的非议与反对，成为新昌最早的女留学生。
和姑母一起留学的吴觉农，后来就成了我的姑父。
姑母的同学中还有个王竞白，她和我姑母在东京大地震中抱着一棵树活了下来，可谓生死之交。
王竞白的义父是国民政府浙江省主席陈仪。陈仪在解放前夕曾与我党组织秘密商谈，地点就在西湖断桥边的石函路1号。
王竞白的丈夫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汤恩伯。1949年我在定海策反时，姑父姑母也在上海对汤恩伯进行策反。
王竞白对他们说，汤恩伯手里沾了太多共产党人的鲜血，回不来了。但她没有想到，1950年朱枫等烈士牺牲十天之后，陈仪被汤恩伯诱捕并押送台湾，亦被枪杀在台北同一刑场。
悲伤绝望之际，王竞白带着孩子离开。
1980年5月，陈仪被追认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
一别数十年。
1985年，为打破西方封锁，国家拨款筹建杭州磁带厂，我出任杭州磁带厂党委书记兼副厂长。
当年7月，国家部委和杭州市派出七人代表团考察国外磁带公司。我于休息时顺便探亲，终于迎来和亲人相见的机会。
在纽约若兰姐家中，餐后各人饮茶聊天，两名孙辈在地毯上爬着玩耍。若兰姐悄悄地跟我说：“我们全家总算还好，德堂哥的坟已从高雄迁出，骨灰盒安葬在加州的墓地。”
我则笑道：“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回杭州看看，到时候我来接待你啰！”
两年后，若兰姐由长子丁雨青相伴到了杭州。我实现诺言，陪同他们坐西湖游船，看湖光山色。我大姐也专程从南京赶来看若兰姐。大家谈起往事还历历在目，又恍似隔世，但不约而同地为正在欣欣向荣的国家前景而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