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俞栋
如若清末民初也有社交平台的话，那么邢之襄无疑会成为那个在“朋友圈”中频频亮相的“跨界佼佼者”。
邢之襄（1880－1972），字赞廷，一作赞亭，河北省南宫县（今河北省南宫市）西唐苏人，前清秀才，近代著名实业家、银行家、藏书家、书法家和诗人。其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归国后历任山东东阿县知事，司法部秘书兼佥事、参事与总务厅第一科主任，以及安徽督办公署秘书长、天津市政府副秘书主任等职。“七七事变”后，他毅然弃官从商，致力发展实业与金融，在京、津、冀创办了多家工厂和银号、银行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北京市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校刊《桐城先生评点唐诗鼓吹》《吉金文录》等多部古籍，尤以吴汝纶评点本著称。著有《求己斋诗集》等。
邢之襄早年就学于莲池书院，是清代大书法家张裕钊的学生，可谓师出名门。张裕钊《重修南宫县学记》所创立的“南宫体”独树一帜，享誉书坛。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曾这样评述张裕钊的书法：“吾得其书，审其落墨运笔，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为提顿，以方为圆；落墨含蓄，以圆为方；故为锐笔而实留，故为涨笔而实洁，乃大悟笔法。”最后高度评价张的书法“高古浑穆”“千年以来无与比”。据记载，张裕钊在莲池书院十分重视对学生的书法教育，专门成立了研究书法的艺术社团“倚云社”，成员有十数人，每月开展书法评比，故莲池书院的学生个个写得一手好字。邢之襄身处其中，深受其益，亦不例外。
总体来看，邢之襄的书法属于典型的“文人书法”，书写时既不是为了公开（如展览、发表等），更不是为了卖钱，多以实用为主，性情自然流露，少有职业书法家的那种“创作意识”和“市场意识”。由于其深得张裕钊教诲和影响，也主要取法颜真卿，笔力劲健，锋藏力透，书风朴茂，尤擅行、楷。应该说，清末民初习颜者甚多，各有所长，各具特色。作为“圈外人”的邢之襄，他的楷书法度严谨、端庄浑穆，于唐楷的峭拔俊秀中，又融合了六朝碑版的纵横奇拙，字形大小不一，运笔厚重而不失轻松，转折处多外圆内方，尤其强化捺笔，给人以舒展、飘逸之感，打破了馆阁体“乌、光、方、黑”的惯有程式与呆滞，自成风景。
相对而言，其行书更胜一筹。不仅深得颜真卿“三稿”中《争座位》的神韵，还兼具《祭侄》《告伯父》之风骨，更信奉和遵循杜甫“书贵瘦硬方通神”的审美理念。一方面，在笔法上尽可能删繁就简，行笔过程中减少提按顿挫，字与字之间也鲜有牵丝映带和上下连笔，但不乏笔断意连之势。另一方面，所谓“真颜（真卿）不肥，真欧（阳询）不瘦”，在邢之襄的笔下，似乎可以领略“真颜”之一斑。基于对颜体的深刻理解，他将颜字结体大胆解构，变“宽博”为“瘦劲”，变“中正”为“欹侧”，进而使整体书风显得更为简约与空灵，颇具几分禅意。最奇特的是，邢之襄对汉简也有过专门的研究与临习。他笔下的竖画往往不经意地带有明显的汉简笔意。不少竖画往往夸张拉长，露锋入笔，先提笔、后按锋，以致上轻细、下粗重，收笔时又尽波磔俯仰之能事，给人一种变化奇丽的特殊意蕴。这种笔法在客观上也改变了结体的疏密关系和视觉效果，成了邢之襄行书的一大特色。
需要指出的是，邢之襄毕生致力于古籍、碑帖的收藏与刊刻（其藏书处自命名为“求己斋”），这也极大地开阔了其艺术眼界与鉴赏力。他的藏书规模与张元济、傅增湘旗鼓相当。1952年，邢之襄将所藏善本437种合计3640册（其藏书盖有“邢之襄印”“南宫邢氏珍藏善本”印章），包括宋刻本《扬子法言》、元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影宋抄本《张说之文集》、明学研斋抄本《战国策》、清康熙宋氏抄本《十种唐诗选》等珍本，全部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成为馆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参与抢救山东聊城“海源阁”散佚典籍。承续文脉，化私为公，功莫大焉。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