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南巡图 本版图片由徐骏提供
孙文成满文奏折
杭州织造匾
杭州织造府行宫图
康熙南巡龙舟
徐 骏
“当年杭州织造孙文成种的几株菩提树，现在还在吗？”不久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卢老师发来消息问。他在康熙、雍正朝的奏折中，发现杭州织造孙文成多次提及奉旨在杭种植的这几株菩提树，而且内容详细到令人诧异，故有此问。
提树奏折
康熙五十年（1711）五月初十孙文成的奏折：“谨奏，为钦遵谕旨事。今年正月二十七日，管理苏州缎匹织造大理寺卿李煦，差家人赍来菩提子二十粒……敬谨呈览。”
康熙朱批：“知道了。”
可见当时康熙给江南三织造（苏州、江宁、杭州）分送了菩提树种子，让他们种植，以上是杭州织造孙文成对此事的汇报。
三个月后（康熙五十年八月初二），孙文成又奏：“……通共长出菩提树六株。谨此奏闻。”
三年后（康熙五十三年四月十七），孙文成奏：“……今年菩提树之花，于三月初开放，四月初所开之花凋谢时，连花带蒂一起落下，是以仿制菩提树所开之花，敬谨呈览。”
该年七月十六日再奏：“……再今年三月间，三株菩提树已开花，其中二株菩提树，于七月初一株树之二枝，又一株树之三枝，今复簇拥生出花苞。本月十五日起所开之花凋谢时，其蒂一起落下，再所余下花苞十余朵，尚未开花。谨此奏闻。”
再过一年的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初一，孙文成又奏：“谨奏，为钦遵谕旨种植菩提种子事……”
同日还附奏：“今年行宫之大门外东边所种菩提树一株，长高一丈六尺，粗二寸二分，西边所种菩提树一株，长高一丈六尺五寸……”
十二年后，雍正五年（1727）正月初一，孙文成上奏雍正帝：“……只有一棵结子，但开花结实之时，无风则子坚固多收，如遇风多之年，便随结随落，所以不能多结矣。”
雍正批复：“此是朕知道的。此乃圣祖所遗之物，当竭力用心培养。”
十多年间，杭州几株菩提树的种植、发芽、抽枝、开花、结子居然要远隔几千里的两朝君臣如此“认真”地关注，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从奏折中可知，当年这几株菩提树种植于行宫内外，杭州在清康乾时期有城内、城外两座行宫，城外行宫在西湖孤山，城内行宫就是当时的杭州织造府。
根据孙文成奏折推断，这批菩提树应种于城内织造府行宫。因为当时城外孤山行宫内并无“奏事衙门”之类的事务性建筑，其格局纯粹是休闲游览性质的“澄观斋”“涵清居”“西湖山房”“揽胜斋”以及御花园等。
康乾二帝南巡时的杭州城内行宫，位于涌金门内太平坊，即现上城区惠民路中段北侧的浙江省商业集团大院这块区域。如今此地单位与住宅小区的楼房林立，早已面目全非，三百年前那几株菩提树也全无踪影。
浙商集团院子里有块名为“惠民路56号沿革记”的铜牌，记载此地南宋时为宋理宗即位前的“潜邸”，其登基后改为“龙翔宫”。元代龙翔宫被改作寿宁寺，明代此地又变成了织造府。
据明《西湖游览志》记载，杭州最早的织染局，于明洪武二年（1369）初建于斯如坊朱家桥（凤山门内），负责制作御用袍服，由太监掌管。后因该处卑湿且僻狭不便，永乐年间又在涌金门内（宋）五显祠、（元）御史台之地建北织造局，之后废凤山门旧局，只留北局，因其气派的朱漆大门，所以又称“红门局”。
据《织染局碑记》载，明弘治年间，“红门局”的范围东至西河街（大致现定安路），西至运司河街（大致现劳动路），南至藩司墙（大致现惠民路），北至台后桥河（大致现西湖大道）一带。然而，“红门局”与后来的杭州织造府还是有所区别的。
明代杭州织染局（红门局）迁至涌金门内后，又在其东南面，即布政司东侧建织造府，为织造官吏驻扎的管理机构，分为东府与西府，其级别在织染局之上，一个是官署，一个是经营管理生产的管局工场。
清顺治四年（1647），督理杭苏织造、工部右侍郎陈有明重修了杭州东、西织造府，东府为官吏驻扎之地，西府则专设机张，其办事厅堂上悬“天章首焕”之匾。朝廷还废除了太监织造官，改由内务府官员管理织造。
江南三织造
清代江宁（南京）、苏州、杭州三地均设织造衙门，称“江南三织造”，由内务府选派官员分别主持，直属皇家。每个织造府设织造部堂（五品）一人，司库（六品）一人，库吏（七品）二人，“笔帖式”官吏（八品）二人，其他书吏、文办十余人。
除了负责织造绸缎布匹外，“三织造”还兼管关税事务，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江宁织造兼管西新关，杭州织造兼管北新关，因此各织造府的许多经费开支来自关税收入。
“三织造”中杭州织造负责的皇家御用袍服要求最为严格，因为封建社会的冠服制度，向来是“分等级，定尊卑”的外部标志，更何况对于帝王来说，穿戴特定的服式，是履行最高统治权力的体现，只有帝后才能穿绣有龙凤图案的纺织品，而且质量要求极为严苛。
清代前期杭州织造上缴的丝织品质量不错，一直保持其“用丝皆重，工料坚致”的特点。杭州织造除了提供皇室穿用的龙袍、龙褂等袍服外，还提供轻薄的绫、罗、纺、绉、绸等面料，交内务府衣库领取制作。其织物以轻薄柔软著称，类似于《红楼梦》中贾母所说的“软烟罗”，且以有暗花者为多。
此外，皇宫举行各种庆典活动时，宫廷里悬挂的各种五颜六色的彩色丝绸，以及皇帝出行仪仗队所用的黄罗伞、銮仪卫轿帏、轿上坐褥靠垫等等，大多也是杭州织造提供的。“江南三织造”的生产规模大体相当，但实际织造缎匹产量却是杭州织造居首位。杭州织造在清初鼎盛期，共有770张织机，工匠总数达2330人。
孙文成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六月任杭州织造的，一直做到雍正五年（1727），干了二十多年，是清初杭州织造官中唯一跨康、雍两朝，且任期较长的一位。杭州织造孙文成、江宁织造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其出身前者为正黄旗包衣，后两人为正白旗包衣，都属皇帝亲领的“上三旗”中直接服务于皇室的亲信家奴。
曹寅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孙文成上任杭州织造时，康熙曾特地传谕曹寅：“三处织造，视同一体，须要和气，若有一人行事不端，两个人说他，改过便罢，若不悛改，就会参他，不可学敖福合妄为。”敖福合是孙文成的前任，康熙未明说敖福合怎么“妄为”，只强调“三织造”要相互团结与监督，此说与赋予这三位亲信的一项“特殊任务”有关。
除了为皇室采办织造事宜外，当时“江南三织造”其实还承担监视和笼络江南文人士族、密探江南官场状况、收集汇报江南各类信息等任务。
织造官级别虽不高，顶多是个四品（一般为五品），但因直属内务府奉敕执行职务，且拥有关防印信，便具有钦差的资格，连巡抚、布政使等二、三品大员都要对其礼让三分。
迎接圣驾
孙文成一上任就将承担一项重大任务，即迎接康熙第六次南巡。康熙前几次南巡均分别驻跸于江南三个织造府，为什么皇帝不住地方最高衙门督抚官署而住织造府呢？表面上是尽量不干扰地方政府、不扰民，其实是住进私人关系更为密切的亲信家奴府里，更自在，服务更到位，作为奴才的织造官们则引以为荣。
康熙除了第一次南巡未到杭州，后几次南巡来杭都驻跸杭州织造府，且城内与城外孤山行宫轮换居住。据清《西湖志纂》载，康熙四十五年，为迎圣驾，刚上任的杭州织造孙文成便将织造府（东府）“敬谨增葺”。
为了更方便地连通城内与城外行宫，孙文成还“北向开浚城河，已达涌金水门”，该河道“启（涌金）水门引水入城，开河广五尺，深八尺，至三桥折而南，又转东，恭备圣驾南巡御舟出入”。这样康熙就能从织造府门口上船，穿城而出直达西湖孤山行宫。这条专门为皇帝所开的河道现已消失，其走向大致是自现西湖大道西端，至定安路右转，再至惠民路左转而止。
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月初二日，康熙帝最后一次南巡来杭。此间有件事，间接显现了孙文成这个织造官的能耐。
当时杭州净慈寺住持向康熙禀告，因两年前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大半个净慈寺，连“南屏晚钟”的钟楼都未能幸免，此后一直无力修复。之前康熙南巡曾两次驾临净慈寺，其中有次还是陪皇太后一同观览，所以对此事比较重视，当即谕令杭州织造孙文成：“南屏晚钟烧了，岂不少了一景吗？可在地方上化些，把寺造了，钟也铸上了。”
重建净慈寺要花多少钱？看一下28年后的一封奏折，即雍正十三年（1935），杭州织造隆升奉旨再次修葺净慈寺的报价高达七万六千多两银子！崇尚节俭的雍正当即驳回，最后减至两万九千多两才勉强通过。而当年孙文成重建几成废墟的净慈寺，花费恐怕更多，也只有织造官能“化”得到这么多钱。
据《净慈寺志》记载，孙文成奉旨“化钱”修复寺院后，见此处山形地势有“龙飞凤舞之奇”，又“自捐恩俸，恭建行宫于寺之左侧，以备幸临”。可见当时他还自掏腰包在净慈寺旁建了座“备用行宫”，并依清代行宫惯例，请免了净慈寺行宫与净慈寺基地的赋税钱粮。只是康熙此后再无南巡，该“备用行宫”一直没派上用场，到雍正年间再次修葺寺院后逐步并入了净慈寺僧舍。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因为钱“化”得太猛，留下了巨大亏空，康熙朝风光无比的“江南三织造”，到了雍正手里，就以此为由对他们算了总账。雍正先对查出有三十八万两巨额亏空的苏州织造李煦进行革职、抄家，并将其及家人流放到打牲乌拉（今吉林北部）。对同样有巨额亏空的江宁织造曹頫也革职、抄家、枷号和追赔。
奇怪的是，唯独杭州织造孙文成未受到处罚。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没有一点问题，而是其为官谨慎，做事滴水不漏，且一直远离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不像李煦和曹頫那样奢靡张扬，尤其在当初“九子夺嫡”时分别与皇子八、九阿哥走得太近，是李、曹二人的致命伤。
不过“江南三织造”本为一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雍正五年，就在雍正要孙文成“竭力用心培养”康熙遗种的几株菩提树之后，又对他下了几道口气十分严厉的朱批。此后没多久，雍正便以孙文成年迈体弱为由，罢免了他杭州织造的职务。
自此，康熙朝曾风光无限且“视同一体”的“江南三织造”全都黯然落幕，正如《红楼梦》中所写：“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据一些红学家推测，《红楼梦》中的贾、史、王几大家族的起落，分别对应的就是当年“江南三织造”曹、李、孙家族。
康熙和乾隆两帝南巡之后，杭州城内行宫仍为织造府。辛亥革命后，织造府随着大清朝一同消亡，原行宫建筑先被改为国民公所，成为民众召开迎送会、追悼会及演讲会的公共场所。后又成为茶坊酒肆、江湖卖艺、算命卜卦、小热昏说唱等贩夫走卒聚集的市井喧闹地，称之为“商场”。1924年此地为市商会所有，直至1949年后改为浙江省商业厅。
现在，曾作为两任皇帝行宫的原杭州织造府东府已彻底消失，其西府也仅留有地名“西府局”（西府、火药局）这一点点痕迹。
菩提本无树
三百年前种在行宫的那几株菩提树，也只留在了当年孙文成的奏折里。学者庄吉发整理了上、下两册《孙文成满文奏折》，从孙文成任杭州织造的康熙四十五年至康熙六十年，共207份奏折，并译注成汉文，从中可窥探这十五年间杭州及浙江的一些社会细貌。
这些直呈皇帝的密折中，有杭州的实时粮价、晴雨气候、文人动向、治安状况、火灾调查、海防剿匪、图书出版、寺院情况等。密折有时稍有延迟或报告不全面，还会受到康熙的斥责。有一则汇报地方上剿匪的奏折，因写得不够详细，被康熙朱批：“尔此无头尾之言，实在不懂。”由此也可解释为什么孙文成要将奉旨种植菩提树的报告，写得如此细致了。
当年康熙为什么要孙文成在行宫种植菩提树，而且还如此关注此事？因为清代有好几任皇帝都十分信佛，菩提树是佛教的圣树，据说佛祖就是在菩提树下悟道的。
康熙分给“江南三织造”菩提树种子，让他们分别在当地种植，其实就是一种皇权意识的教化手段，让地方上的亲信时刻领悟皇帝的意图，始终保持虔诚与敬畏。有了这层象征意义，树种得好不好？有没有在用心种？是皇帝所关注的一种考验。
而且从孙文成的奏折中，可以看到菩提树确实不好种，可谓想尽一切办法总算种活了八株，也罕有结子。面对康、雍两任皇帝的追问，孙文成只能将其种植、生长过程尽量详尽汇报，才不至于辜负“圣意”。其实康熙给的菩提树种子，很可能还不是“正宗”的，因为真正的菩提树在杭州恐怕连一株都种不活。
中国最早的菩提树，于梁武帝时由僧人引进种植于广州光孝寺内。但由于气温低于5℃，菩提树就会冻伤、冻死，所以无法生长在南岭以北地区，一般分布于福建、云南、广东、广西一带。上海植物园多年前曾引进这一树种，因不耐上海冬天的寒冷，一直作为温室植物栽培和展览，而杭州目前也未在室外场地及园林中见到过真正的菩提树。
在北方，古代僧人为了弘扬佛法，就因地制宜，用北方常见的椴树等树种来代替菩提树。在欧洲，当地佛教徒就将同样有心形树叶的欧椴当作菩提树，也称“心叶椴”。
北京紫禁城内英华殿前也有两株菩提树，为明万历皇帝好佛的母亲李太后所植，至今已有四五百年，依然绿叶婆娑。乾隆还曾为这两株菩提树赋诗作歌立碑，并用其子做念珠。经专家考证，这两株菩提树其实就是欧椴。
孙文成并未提及当时种植菩提树时，用了暖棚或其他保温措施，可见当年康熙派人给“江南三织造”分送种植的菩提树种子，很有可能就是英华殿欧椴的种子，孙文成才可以在杭州行宫将这几株“菩提树”种活，才能做到不负“圣意”。如今，此处繁华的街道上车水马龙，菩提树、织造府、行宫、御河等俱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无影无踪，似乎原本就未出现过，恍若禅宗六祖慧能那首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