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涂建敏
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系统提出八条举措，涵盖规范发文审核、实施清单管理、优化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严控教师借调、精简数据填报、完善课后服务、健全监测机制及强化部门协同等方面，全面回应了教师负担过重的现实问题。
这次出台的新政，直面当前教师负担中的“真问题”，如通过“白名单”明确禁止巡河护林、上街执勤等与教学无关任务；严格限定教师借调时间一般不超过六个月；每学期进校园活动不超过六次，每年教育综合督导不超过一项。这些量化规定不仅画出“红线”，更指明落实路径，有力彰显了让教师回归教书育人主业的政策导向。
事实上，为教师减负的呼声与治理已持续多年。自2019年中办、国办印发相关意见，至2022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严禁向学校摊派“涨粉”“推销”等非教学任务，政策层层推进，足见问题之重、治理之艰。
必须认识到，为教师减负，本质是对“尊师重教”理念的回归与重申。过多行政化、事务性工作，不仅挤占教师教学时间，更深层次上构成对其专业身份的不尊重。长此以往，不仅影响教学质量，还可能滋生形式主义，损害家校关系，削弱“双减”成效，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然而，“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不妨回溯，大量额外教师负担从何而来？表象在基层，根源往往在上级。各类检查评比、创建督导、数据填报已令教师分身乏术，而一些地方部门还将社会事务推向校园，使垃圾分类、社保宣传、户籍统计、疫苗接种等非教学任务成为教师的“分内事”。尽管多地出台减负清单，现实中却常出现“清单明明白白，增负扎扎实实”，甚至“越减越肥”的尴尬。究其原因，学校在行政压力前缺乏抵御能力，部分地区教育行政部门落实不力，以文件落实文件、以形式应对形式，都让减负政策打了折扣。
因此，推动通知部署持续从纸面走向现实，不仅需要群众叫好，更要“落地有声”。必须建立健全问责机制，加大刚性约束，对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同时，可设立教师减负监测点，引入第三方评估，畅通教师诉求渠道，形成有效的反馈与监督体系。归根结底，让教师安心从教、潜心育人，减负成效的最终评判标准只有一个：广大教师是否真正感到负担减轻、是否真正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