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江南照相馆
“身份证照片拍摄小分队”在行动
拍摄毕业照
李复旦在围垦拍摄现场 傅强 摄
读稿人语 于佳
现在的年轻人还知道大围垦吗？那是20世纪70年代，一代人的青春之歌。
身处其中，我们只知道我们在做一件大事，等回头去看，不免心潮澎湃。
这不是吹牛随便说说的，有志书为证。据《萧山围垦志》记载，从1966年起，萧山围垦万亩以上的实施了17期，总围垦面积50余万亩，这一壮举，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为“人类造地史上的奇迹”。
幸运的是，我的胶卷时代记录了“奇迹”。
围垦指挥部立即调集人马，用最短时间搭起20米高的毛竹高台
在围垦之前，我们脚下的土地是一片“潮来水汪汪，潮退白茫茫”的不毛之地。半个多世纪之前，围垦大军手挑肩扛，冒严寒、踩薄冰，齐心协力把这里变成了“钱塘明珠”。
1949年，全萧山只有耕地80.69万亩，围垦等于再造了半个萧山。围垦区的土地不仅有效地缓解了萧山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各项建设事业发展提供了土地支撑，完全可以说，没有围垦就没有萧山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萧山，我算是最早扛上照相机的一批人之一，是萧山摄影家协会的首届会员之一。
1970年初，萧山文化馆委托我全程跟随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摄制组，协助他们拍摄一组围垦的镜头。电影名叫《潮汐》，是一部科教片。导演从连文，吉林长春人，他也是一名出色的配音演员，译制片《流浪者》的“拉兹”，《好兵帅克》的“帅克”，都是他做的配音。
那几年，科教电影很流行，《桂林山水》《淡水养鱼》都是有名的。到我们萧山来拍电影，这是一件大好事。
拍《潮汐》时，从导演要拍一个围垦的大场面，需要从高处俯拍。茫茫滩涂一马平川，没有高楼，摄制组要求有一个20米高的高台。围垦指挥部立即调集人马，用最短的时间搭起一个毛竹高台。上面只可以容纳一台电影摄影机和三四个人站立。导演从连文、摄影师傅强和另一位摄影助理上去后，还可以上一个人，我主动请缨，被批准了。
从那里望下去，是无边无际的人群，肩挑背扛，用“人定胜天”的信念，向大海争夺土地。那是数十万人的集体奋战，是难以想象的艰苦，也是难以想象的力量。
在滩涂地竖着一列一人高的木板，每个木板上写着一个大字，“向潮水夺地，向海涂要粮”。这口号看似“狂妄”，却是当时萧山人民的决心和写照。
开拍以前，傅强忙里偷闲教我如何拍摄大场面拼接长片。
我当年用的“海鸥”120胶片相机，没有广角镜头，单张画幅多为 6cm×6cm或6cm×4.5cm，全靠“手动分段+物理拼接”实现大场面拍摄。
先观察大场景，在脑海里把画面横向分成5段，每段边缘预留5%—10%的重叠区域，当年也没有数码辅助线，全靠场景里的“自然参照物”。比如第1张右侧有人挑着扁担，要出现在第2张的左侧，以方便后期对齐。
在拍照时，手动调整相机的光圈、快门和焦距，全程保持不变，这样能避免不同胶片的画面亮度、清晰度不一致。从左到右，每拍一张，都要保证相机高度、拍摄距离完全不变，这样才能避免画面上下错位。
那时没有电脑，一切都靠暗室内外配合的手工操作。总算，完成得还算顺利。
对于萧山围垦这段光荣的岁月，我总想多拍拍，我想展现更多普通人的面孔——“铁姑娘”眼中的坚毅、“青年突击队”额角的汗水、“赤脚医生”手上的医药箱……这些特写，都在我的镜头里。
学会手艺后，有杭州人跨过钱塘江来找我
李复旦这个名字，常常让人以为我与复旦大学有什么渊源，其实不是。我是1945年出生的，父亲为我取名“复旦”，是因为那一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中华大地重放光华。
我和摄影有缘。
读初二时的一天，放学路上，有人在卖小玩意，我凑过去看，是一种药水。卖东西的人说，药水叫“晒蓝印”，只要把这种药水涂到白纸上晾干，然后放一张照相底片在上面，用两块玻璃夹紧，放到太阳底下曝晒，再拿下来在水里清洗，就会显出一张蓝色的照片。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买了一瓶，拣一个晴日，如法炮制。那时候能有什么照相呢，就一张小学毕业照底片。第一节下课晒出去，第二节上课一门心思惦记着它，连这一节上的什么课也不知道。下课直奔晒场，拿出来用一碗清水漂洗，果然得到一张漂亮的蓝色照片！
这是我第一次做了与摄影有关的事。
我中学时成绩不错，哥哥成绩更好，他在杭州城里读高中。1959年，我考入萧山中学。原本，我填报的是一所中专学校，当时，读中专不要钱。但老师认为太可惜，就自作主张修改了我的志愿。
可是，读高中要收学费。母亲要供我们兄弟二人读书，不堪重负。我们兄弟俩也理解家里的困难，读完高一后，先后辍学。
1960年夏天，邻居淑贤大姐帮忙介绍，我去靖江照相馆当学徒。照相馆的老板叫施德裕，和淑贤大姐都是萧山坎山人。
我的师傅施德裕，他是在上海国泰照相馆学到本事的。上海国泰照相馆成立于1944年，位于南京东路559弄余兴里，专营婚纱礼服摄影。1956年初，在国家“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号召下，一批外地老字号陆续迁移到北京，上海国泰照相馆整体从上海搬迁至北京西单北大街。20世纪70年代，国泰照相馆成为国内规模最大、项目最多、功能最全的照相馆之一。
淑贤大姐师出名门，是国泰照相馆的着色技师，不但会着水彩，还会上油色，着好的人像照片就像是油画，雍容华贵，经久不褪色。
我在靖江照相馆当学徒的几年，向淑贤大姐学了这一招。上油色是在摄影作品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介于照片和油画之间。它用颜色表现立体感、质感、空间感，一张照片拍出来可能平淡无奇，一旦上了颜色马上感觉就不一样了。
上油色，先要用棉花蘸着两三种颜料把照片的背景涂均匀，然后再给人物的脸、衣服上油色。给人物上油色，最难的还是脸部，比如嘴唇要用透明水彩涂上一层底色，上色的时候油彩不能把嘴型画走样了；再比如给眼睛上色，眼球周边是棕色的，瞳孔是黑色的，眼白的地方要加些蓝色，还有大眼角要有点红色才显得逼真。
我学会了手艺后，到南阳照相馆工作，给人物相片上油色得到好评，还有杭州人跨过钱塘江来找我。
“江南照相馆”与众不同，声名远扬
1983年，我创办了自己的照相馆，起名为江南照相馆。那时候开照相馆，不只是一个生意，也是一个记忆容器，大家来拍照都是很郑重的，有纪念意义的。
我先买来两间几近废弃的破旧仓房，房子就在新辟公路旁边的桥头。我预感到这个交通要道以后会发达起来。用后来的话说，就是预见到“地段优势”，事实证明，我还是有些眼光的。
虽是平房，却有一个低矮的阁楼，好像上海的亭子间，可以住人。我们就按底层开店、阁楼住人的安排进行修缮。工程很简单，把残破的墙面修好，屋顶上理个漏，添上几块瓦片，里里外外都用石灰粉刷一新，在屋里的墙面下端，涂上八九十厘米高的苹果绿油漆，这在当年很流行。脚下本是泥地，用水泥黄沙浇成地坪，等水泥干了以后，在摄影室的地上涂上暗红油漆，让人产生“红地毯”的联想，显得考究；面向公路的一面则做了一个陈列样照的橱窗，上面装大玻璃，下端贴上墙砖，也显得很潮流了。
我开照相馆，重点放在摄影室的建设上。那时候拍照全靠“布景”。我在摄影室的后壁靠墙处设置了两个滑道，可以让两幅布景左右滑动自如变换。
我的朋友、萧山绍剧团美工师吕仲华帮我制作布景道具，他把舞台美工巧妙运用到了摄影室里，除了平面的风景画，还做了几套立体的道具。在我的照相馆，有西湖、有圆洞门，能看到湖中荷花盛开，风景画还能自主移位，在相片中形成一种景观纵深感；他还画了高楼林立的城市街景和豪华装修的家居。
更吸引顾客的是照相馆的立体道具。照相馆里，有一条漂亮的大红鲤鱼，小孩子可以骑上去；有一台小轿车，人躲在车子后面，把头伸到窗外来；还有当时很稀罕的摩托车，按一比一比例做成，年轻小伙都喜欢骑上去拍一张过把瘾。那一代的孩子，几乎都要坐上正在“跳跃”的大鲤鱼上拍一张，寄托着父母对“鲤鱼跳龙门”的希望；摩托车和小轿车更是那一代人梦寐以求的美好理想。
吕仲华还特意从鲁迅先生的手迹集里为我找出“江南照相馆”五个字，让我仿写在屋外店招上，为小店增加一点文化气息。
有人来照相馆拍照，我从来不对他说“笑一笑”，而是在他不知不觉中把最传神的一瞬间拍下来。只要把他拍得自然放松，不要僵硬做作，他就会说你拍得好。
这样一来，“江南照相馆”与众不同，声名远扬，方圆几十里，都知道南阳有个“照相佬福旦”。
我拍了一张工作照，起名为《胶卷时代一去不复返》
1984年4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颁发居民身份证若干问题请示的通知》，正式启动居民身份证制度，首批试点城市包括北京、上海等。
到1988年，全国多个城市开始试点推行第一代身份证，身份证号码为15位编码。每个成年人都要拍照，而且都要黑白照片。当地公安局动员了几乎全体照相师傅，集中起来培训实习，然后分派到每一个城镇，每一个乡村，甚至每一户人家去拍身份证照片。拍摄、冲卷、印片、漂洗、晾干、裁切、编号、装袋……全是手工操作。
为了赶时间，完成任务，照相师傅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组成小组，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夜以继日。我们萧山的照相师傅拍完萧山，就被安排去支援诸暨、海盐、龙泉等地，后来，还跨省去了安徽。
我们出去拍照，都是自带工具、铺盖。有一次去一个村子，要跨过一条很宽的溪流，只能踩水过去，既要保证摄影器材的安全，又要保证已经拍摄的胶片万无一失，村政府一行人和我们摄影师卷起裤脚，扛着拍摄用的照明灯、背着相机支架、拎着卷起的背景板、工具箱，端着冲洗照片用的水盘小心翼翼地蹚过溪流。而最宝贵的相机，我总是挂在自己的胸前。
去海盐县拍照片时，当地公安局领导送我们过去，还叮嘱乡里人说，现在天气冷了，照相师傅的生活要照顾好，菜要烧得热一点。当地人把三餐菜肴做得很丰盛，我在那里拍了一阵回去，家人都说我胖了一圈。
为了赶进度，我们也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白天拍摄，晚上赶工冲洗当天拍摄的胶卷，等待胶卷晾干再进行印制，然后再进行裁切归类。因为数量大，必须要仔细核对每一张照片以免张冠李戴。
我为自己拍了一张工作照。拍照时间是凌晨四点，我把相机固定在三脚架上，几根晾晒绳在房间的高处纵横交错，绳子上挂满了刚刚冲洗出来的胶卷，胶卷上都是清一色的一寸身份证标准照。
这是一位拍摄身份证的摄影工作者的“自画像”，也是一群奔赴在全国各个乡村角落的摄影工作者群体的画像。
我给这张相片起名为《胶卷时代一去不复返》——从这个时期开始，数码摄影萌芽，并且日渐替代了传统胶片摄影，市场上飞黄腾达的柯达、富士、乐凯胶卷几年间就销声匿迹，还有洗印照片的公元、伊尔福、上海、厦门、飞天女照相纸，年轻人见都没见过。
我常常想念胶卷时代，也许是因为那时候我也是个年轻人。
“照片上的你好可爱啊，但这个给你拍照的人是谁呢？”
我拍照拍了六十多年，难忘的瞬间很多。儿女考上大学各自成家立业后，我也关了照相馆，过上退休生活。当然，也会玩朋友圈，发照片。
有人问我，为什么把发在朋友圈中的摄影作品称作“写生”？我说这是拒绝摆拍，崇尚抓拍。我现在拍照，绝不去动现场一草一木，更不去要求“模特”做一举一动，但拍出来的照片却生动自然多了。
拍照也有技术。这么说吧，在拍照片前，我先看到的是这个事物的光影，触发了我拍照的欲望，然后才看到物体的形状，再考虑寻找最美的角度拍摄下来。
这算是我对摄影的总结，留与有缘人吧。
一个人要在地球上留下一点痕迹是不容易的。但可不可以在自己家里留下一点痕迹？我想是可以的。
就拿我来说。我不会作书画，不擅写诗文，但是拍了很多照片。现在的人都喜欢看老照片，如果是自己小时候的“老照片”，那就更喜欢了。我觉得我几十年里为家人拍的照片中，有一些是比较耐看的，甚至是有些“艺术”传神的，我打算把它们挑选出来，注明拍摄年月、地点、事件，精印成册，放在书柜里，就不怕日后无人问津。倘若有一天，其中有人成了“名人”，那这个照片就“价值连城”了。
多年以后，如果这本集子还没有消失，那么，我孙子葱葱的儿子或孙子会不会翻着翻着就问葱葱：“照片上的你好可爱啊，但这个给你拍照的人是谁呢？”如果有这样的一天，我还没有被完全忘记。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李复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