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 栋
每次汉字简化多是为了解决其笔画繁多、异体杂陈的问题。其实，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了汉字的简化和规范，尽管由于战乱等原因成效有限，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汉字改革做了必要的铺垫与准备。其中有一位醉心文字改革的银行家和书法家，他就是卓定谋。
卓定谋（1886－1977），字君庸，号自青榭主，福建闽县人，近代银行家、书法家、章草研究学者，著有《银行论》《家庭簿记》和《章草考》《补订〈急就章〉偏旁歌》《自青榭业书》等。
卓定谋出身诗书世家。其父卓孝复（号巴园老人）系清末进士，工诗文书画，当过杭州知府。他早年赴日本学习商科，归国后投身金融界，曾任中国实业银行经理（即行长）、全国农商银行讲习所教务长等职，卓有建树。其虽以金融为业，但毕生致力于章草研究与推广，是近代章草大家和汉字改革的代表人物。
卓定谋一生精研草书尤其是章草，承继汉晋传统，用笔蕴藉古朴，融篆隶笔意于其中，结体宽博舒展，字字独立，互不牵连，通篇墨色变化也不甚明显，中和温润，枯润适度，格调高古，对近代章草之复兴影响深远。应该说，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展现和他的章草观息息相关。在其看来，“窃以章草字字有区别，字字不牵连，定体有则，省变有源”，“由篆而隶草，由章而楷而今草，盖隶与楷之间，尚有章草之阶级存焉。”这种“由篆而隶草”观与王世镗“特从篆隶造”的观点不谋而合，都以为章草的源头出自篆、隶。卓氏此论还特别强调了隶、楷书之间存在章草，进一步说明了隶书、楷书、章草三者之间的演变关系，认为章草之后再有楷书。除章草独步书坛外，其楷书碑味十足，法度谨严，厚重遒劲，别开生面。亦习丹青，尤擅山水。上海《申报》于1928年12月一连五天刊登由海上停云书画社举办的卓定谋书画展，盛况空前。
卓定谋不仅自己研习章草，而且还有针对性地搜集了大量章草善本，身体力行地推广他所掌握的章草相关碑帖资料，并编撰《章草字典》，出版《章草草诀歌》《宋仲温急就章真迹》《宋仲温书唐张怀瓘论用笔十法墨迹》和《卓君庸章草拓片》《卓君庸章草缩印》《卓君庸章草墨本》及《自青榭丛刊》（收录宋克、索靖等历代章草名帖）等图册，供人们学习和欣赏，其中有的字帖和典籍一版再版，多达五、六版次。这也与其一贯主张“凡治一学，须注重方法，尤宜提倡公开”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难怪，梁启超在卓氏所藏《宋仲温急就章真迹》及《宋仲温书唐张怀瓘论用笔十法墨迹》题跋中赞曰：“比年朋辈中，颇有以兴复章草相淬厉者，宰平、越园、复堪皆勤勤有事焉。君庸（指卓定谋）愿力尤伟且挚，广搜善拓而不以自私，汲汲景印流布，有难读者，时复为之释文，思以沾溉艺林，光大斯学，甚盛也。”并且，梁启超本人也在卓氏的影响下，开始探索章草与魏碑相结合的习书路径。
如果就此以为卓定谋对章草的情有独钟是书家对某一书体的偏好，那就不全面了。卓氏在《章草考》的序文中曾言：“20世纪早期，曾经兴起一场带有浓重民族情绪的汉字改革运动。”而在这场运动中，卓氏和章太炎、钱玄同、于右任等都是汉字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卓氏认为“章草为汉字简化先驱”，随着时代而衰微是极为可惜的，并明确指出章草有几方面的特征符合简体字的要求：“一，笔画少者；二，易认易识者；三，运笔容易者；四，可作横写者；五，有历史的兼美术的者。”正是他在章草字形省变等方面的基础性研究，且关注到章草虽为草体，但具有易认、易写的特点，为章草作为通用字体提供了可能，进而提出“章草代替简字”和“草体楷写”的主张。这些意见为后来汉字简化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与借鉴。由此可见，他力推章草，旨在“思用章草改良字体”的意图不言而喻。
既然要将章草作为简化字推广，那么正确书写至关重要，所以卓定谋对章草用笔的研究及教学推广亦是不遗余力、竭尽所能。他通过参照历代章草资料以及不同历史阶段各种书体的写法，参照“永字八法”，总结提炼出一套具有概括性的笔法，即“用笔九法”。通俗地讲，就是将章草的写法规范化，用楷书之法写章草。其中的“左旋”“右旋”是针对章草的曲线实践总结而成。在“用笔九法”的实际推广过程中，他为了使之直观而易于掌握，一方面，将九种笔法的用笔过程一一绘制成图案，并分成四等大小，依习字者水平高低分类选择，使习字者在最短时间、最简方式下获“最长之功效”；另一方面，结合自身研究与感悟相继撰写了《用笔九法——章草》（包含《章草与中国字体之改革》和《用笔九法是用科学的方法写汉字》两篇文章）《用科学方法书写汉字之商榷》等理论性文章。同时，把高校作为推广章草的主要场所，先后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北平艺术专门学校等高校讲授章草源流及技法，推广其“用笔九法”。事实证明，这种推广是行之有效的，不仅培养了一大批擅长书写或研究章草的大学生，而且由此波及全国，“于是国内各地凡中、小学校，以及私塾或个人书法自修，莫不采用此九法”。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卓氏推崇章草是基于汉字改革这一初衷，以章草改良文字的方案最终也未能实现，但他为章草的普及无疑开辟出一条新路，特别是对民国时期章草的中兴、发展，从而形成实用与艺术双重繁荣功不可没。
应该说，卓定谋的努力也得到了当时政府层面的支持与认可。1929年11月，国立北平研究院委托他筹备“字体研究会”，1930年1月该会正式成立，且有办公场所，有人员编制，有运营经费，也有相应权力，是与钱玄同的“汉字省体委员会”并驾齐驱的一个官方文字改革机构。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卓定谋这位汉字改革运动的猛将后来逐渐被书坛所忘却，令人唏嘘。（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