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杨尔曾《海内奇观》之“北关夜市”图
《西湖志》，卷三，清雍正十三年两浙盐驿道刻本，“北关夜市”图
拱宸桥 钟鸣 摄
任轩
京杭大运河杭州城北段，史上曾称下塘河，今又名杭州塘。在此“一脉”中，有两个点——丁丙主持重建拱宸桥的时间、“北关夜市”的范围，特别值得关注。
大运河两岸的人文魅力与日俱增，城市风景越来越吸引人，且大运河申遗成功已逾十一载，仍时有观点将拱宸桥下河道的开凿史附会于隋炀帝。
换言之，此乃是将公元610年隋炀帝“敕穿江南河”的杭州段运河，直接等同于当前拱宸桥下的河段。实则不然——隋炀帝时期贯通的江南运河杭州段乃是上塘河。
也有观点将拱宸桥下河道的始凿时间系于南宋，依据为淳祐七年（1247）吏部尚书、临安府尹赵德渊主持开浚下塘河的记载，但事实恐怕也并非如此简单和清晰。
隋炀帝时期
贯通的是上塘河
细考赵德渊《请开河奏》可知，其主导的河工性质为疏浚而非开凿，《咸淳临安志》所载奏文明确提及：“临安府客旅船只经由下塘系有两路：一自东迁至北新桥，今已断流，米船不通；一自德清沿溪入奉口，至北新桥，间有积水去处，亦皆断续。”
此段文字传达出三重关键信息：下塘河在当时已形成东、西两条航线；两条航线在疏浚前均已存在河道（苏轼在黄州时写的“还将梦魂去，一夜到江涨”诗句，从以诗言史角度佐证了下塘河水路交通之快捷及其作为杭城与长江流域互通水道之既有性）；在此次疏浚之前，杭州城北就已形成上塘河、下塘河（东西二线）并行的运河水系格局。
由此可断，拱宸桥下的河道在南宋时期实为下塘河东线。《请开河奏》同时又云：“一自北新桥至狗葬，开阔三丈，深四尺；一自狗葬至奉口，开阔一丈。”
可见，赵德渊此番疏浚的是下塘河西线。南宋时期，下塘河西线的疏浚历史，在赵德渊之前，还有两次，时间分别为淳熙七年（1180）、淳熙十四年（1187）。南宋文献对两线河道的称谓，亦有明确记录：下塘河东线又称官河塘，下塘河西线又称西塘河。《梦粱录》卷十一《池塘》载：“官河塘，在北新桥之北，接广运河大塘。又有一塘曰西塘，袤一十八里，抵安溪，通四州驿路，淳祐并加筑治，至今无倾圮之患矣。”此外，西塘河尚有“奉口河”“宦塘河”等别称。
整个南宋王朝，杭州段运河常常被枯水之忧笼罩。《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五载：“中兴驻跸，河事尤所加意。”
当上塘河的水源不断减少，导致运河交通不畅的时候，人们便将目光放到了能够联系东苕溪和太湖水源的地方。原本以引东苕溪水入运河为目的的南宋下塘河疏浚工程，因东西二线均汇入德清县，逐渐演变为德清境内河网密布的第二大水源体系（即仅次于苕溪水系）。
将刚疏浚的河道命名为“新河”，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不仅《梦粱录》将疏浚后的下塘河东线称为“新开运河”，明清时期也有文献将元末张士诚所部疏浚的武林头至江涨桥的河段称为“新开运河”或“新开河”。古新河，也是如此。
这本是时人习惯使然，但从河道本身的历史而言，若不加以分辨，很容易就被认为这段河道是从被冠以“新”时才开始的。
元至正十九年（1359），张士诚所部自塘栖南约2.5千米的武林头（五林港）至江涨桥，对下塘河东线进行疏浚、加深并拓宽，历时三个月而成。
江南运河杭州段本道因此由上塘河西迁至下塘河东线，渐渐地，下塘河的名称便也成为下塘河东线的专称。例如清代王凤生《浙西水利备考·杭嘉湖三府水道总说》记载：“城外支河及下塘河，出江涨桥，与西溪及余杭塘河水合流，汇注为杭州运河；越德清界，经石门、桐乡、秀水三县境，为嘉郡运河；出长虹桥，至王江泾，达江苏吴江之平望。”再如清末民初丁立中《先考松生府君年谱》第三载：“（拱宸）桥在会城北十五里，跨下塘河。”
下塘河东线，如今是京杭大运河的主道，又称杭州塘。
现在杭州城北仍有河道叫“下塘河”，起止点为上塘河至电厂热水河，流经半山街道、康桥街道。该河的确因古下塘河而名，然而，其原名却是“下河塘”，因早先村民在村西北挖塘引下塘河水灌溉农田而名，村亦以塘得名。后来不知怎么回事，“下河塘”变成了“下塘河”。
丁丙主持重建拱宸桥的起止时间
清末丁丙主持重建拱宸桥的时间，现今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是光绪十一年，即公元1885年。追本溯源，此说的原始出处当是民国《杭州府志》（民国十一年铅印本，以下简称《府志》）。
该书卷七《桥梁・钱塘县》“拱宸桥”条载：“按光绪十一年，郡绅丁丙等请拨款重建。”同条另述：“光绪间，桥将倾圮，方伯德公馨因里民请，言于中丞刘公，乃属丁君丙董斯役。”
据文意，“十一年”出现在概述拱宸桥历史沿革之处，系具体奏请重建之年份，为《府志》修志者笔墨，后云“光绪间”，乃是引王麟书（字松溪）《重建拱宸桥记》的用语。
但修志者为兼顾客观史实与文献确证，采用具体年份和时间段并录的双重表述是普遍做法。《府志》之“光绪间”的表述，符合事件的起始、经过、结果的历时性特征，修志者既以明确年份标注关键节点，又以时间段表述涵括全程，反而凸显“十一年”之说有明确的文献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光绪十一年”这一说法的可信度。
但我在查阅史料时，却发现《府志》所载与丁丙个人著述及丁氏家族文献存在歧异。丁丙有两处自述皆可佐证他主持重建拱宸桥的起止时间：
其一载于《乐善录》卷九《杂缀》：“新运河自北关至大麻塘，路凡九十里，桥梁约数十座。……又十年而塘益圮。余谋于米商，每石输钱，以次修之，不足复募诸同人。至十年仲夏，始与拱宸桥同时落成。”
十年仲夏，即光绪十年（1884）仲夏。这条塘路的修筑工程始自光绪元年（1875）十月，至此竣工，历时近十年。关于此说，《乐善录》卷九《杂缀》另有记载：“光绪甲申，重建拱宸桥落成，王君松溪为记曰：‘……兴工于八年孟冬，成于十年仲夏。……’”光绪甲申，即光绪十年。
其二在《三塘渔唱集》自序中：“癸未重建拱辰（宸）桥，甲申疏浚苕溪积沙。”癸未，即光绪九年（1883）。此说亦可从拱宸桥的南侧边孔桥联上得到佐证：“营修逢癸岁，是为光绪九年。”
王麟书《重建拱宸桥记》、丁丙《乐善录·杂缀》、丁立中《先考松生府君年谱》的记录，丁丙主持重建拱宸桥的落成时间是一致的：光绪十年仲夏，但开工时间略有出入。
一个事情，历史记载少，难免令人遗憾，但记载得多了，有时候也增加困惑。好在现今大家已经明白，资料相互印证，更有利于人们了解历史，排除误解。
对拱宸桥而言，它早已将自己的经历散落在时光的河流中。
与《府志》的光绪十一年丁氏主持建拱宸桥成为“流量观点”类似，“北关夜市”在拱宸桥畔形成的观点，亦有成为“普遍共识”的趋势。那么，这种现象究竟是对历史的误读，还是文化碰瓷？
“北关夜市”在哪里
南宋以降，拱宸桥地区得益于下塘河重要性的攀升，商贸日盛，人口渐集。然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北关夜市”，实不在此域。
“拱宸桥地区”和“拱宸桥街道”这两个概念并不一样，拱宸桥街道是新中国成立后划定的行政范畴，而拱宸桥地区的概念范畴则更为宽泛。明清时期，其地跨钱塘、仁和二县。近代开埠后，四至范围大致是：东起陆家坞（务）河，西至西塘河，南自大关桥，北达谢村三里洋，瓜山地区亦附属之。
“北关夜市”形成于何时？
明初杭州人高得旸《钱塘十景·北关夜市》诗云：“北城晚集市如林，上国流传直到今。青苎受风摇月影，绛纱笼火照春阴。楼前饮伴联游袂，湖上归人散醉襟。阛阓喧阗如昼日，禁钟未动夜将深。”
据明代汪宗姬《儒函数类》卷三十二载，“钱塘十景”在诗题中又作“钱塘十咏”，宋代已有之。“北关夜市”名列其中。
“钱塘十景”又作“钱塘十咏”，亦可从凌云翰作于明洪武七年（1374）的《钱塘十咏（并序）》得到佐证，且景名与高得旸的钱塘十景完全一致。在凌氏笔下，“钱塘十咏”成为赞美德政的特殊书写——以诗颂政，以景喻德，形成“十景物”对应“十官德”的象征关系，例如“北关夜市”一景，便以夜市经济的繁荣图景及其仿若元宵节般的热闹特征，喻指主官推行惠商利贾政策、百姓普遍受益的治杭成效。
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亦有《北关夜市》诗作。而明代杨尔曾《海内奇观》所绘“钱塘十胜”，仅保留宋代“钱塘十景”之六（“九里云松”改为“九里虬松”，实景未变），新增“虎跑泉涌”“苏堤曲院”“西湖放生”“孤山放鹤”四处，而“北关夜市”仍列其中。
至清雍正朝，“北关夜市”仍为“钱塘八景”之一。雍正《西湖志》中《北关夜市图》及图说显示，其域与武林门毗连：“凡郭门之外皆曰关，武林门在城北，故门以外皆称北关。以清湖闸上为上关门，闸下为下关门。盖水陆辐辏之所，商贾云集，每至夕阳在山，则樯帆卸泊，百货登市，故市不于日中，而常至夜分，且在城闉之外，无金吾之禁，篝火烛照，如同白日。凡自西湖归者，多集于此，熙熙攘攘，人影杂沓，不减元宵灯市，洵熙时之景象也。”
上述图文并茂，清晰表明“北关夜市”沿武林门外至西湖之城墙分布。其兴盛之由有二：一为运河带来的物流和人流；二为西湖夜游催生的消费热潮。其范围南起武林门，北至清湖闸，大抵相当于今之湖墅南路南段。即便以吴越的北关门为界，亦仅至今日夹城巷一带。
换言之，彼时“北关夜市”的北界，未越过今湖墅南路与文一路交界线。
主流的“湖墅八景”并无“北关夜市”
“北关夜市”缘何被织入拱宸桥文脉里？
首因当在北新关。北新关旧有“北关”别称，雍正《北新关志》载“北关八咏”赫然在列，收录明清两代“北关八咏”诗共计一百零九首，却无“北关夜市”之题。由此可证，此“北关”与夜市所涉“北关”实非一地——若二者所指相同，关志断无遗漏之理。《嘉庆钱塘县志补》已明确辨析：“北关买舟，按：昔之北关即武林门，非今之北关也。”
其次或与北关镇相关。南宋冯楫《重建中兴永安桥记》载：“府北十余里，号北关镇。”拱宸桥西地带，宋代正属钱塘县北关镇辖域。
再次或源于当代人所谓“长辈代代相传”的乡愁记忆与“望文生义”的语义联想。这种寄托着本地人对家乡文化美好想象的心理诉求和情怀，虽可共情，却经不起考据的检验。
回溯历史，“北关夜市”被列入湖墅八景，清代便已有过。
清代杭州本地人王金铦（字湛庐）《湖墅杂诗》中有一首写道：“风来吹出唱筹声，八景犹传夜市名。”诗注直言：“北关夜市，湖墅八景之一；大王庙，祀宋谢公绪，即世传金龙四大王也。”与此类似，清代魏标《湖墅杂诗》卷下有诗注亦云：“《湖墅志略》北关夜市，湖墅八景之一。”
旧时武林门外广称湖墅，地域广袤。或许，“北关夜市”由于长盛不衰，成为湖墅的经济和夜生活的一面旗帜而被人认为应该列入“湖墅八景”，但主流的“湖墅八景”，仍无“北关夜市”。
“湖墅八景”在明清文献中多有记载，其中涉及夜市景象者实为“江桥暮雨”（又称“江桥渔火”）。清代高鹏年《湖墅小志》引《竹寮夜话》称：“江涨桥与华光桥，作八字式，河面极为开阔。入夜，蟹火渔灯如天上繁星，辉映岸上。”而王金铦诗注中所提大王庙，恰在江涨桥畔。据此推之，王氏所写“北关夜市”，地近江涨桥。
明代高得旸笔下之“钱塘十景”，在清末高学润笔下化身“西湖八景”，“西湖夜月”和“两峰白云”，或因与“西湖十景”中的“平湖秋月”和“双峰插云”重景而被删，“北关夜市”却仍在其列。高学润与王金铦时代相近，其诗作似乎证明“北关夜市”归入“西湖八景”更为合理。
换个角度看，若不纠结八景的具体归类，单品王氏诗作，其对夜市的描摹颇具“北关夜市”的史韵。
明末清初杭州人张丹（号秦亭）与其门人诸任发一起作《钱塘十景》诗，各作一首绝句，其中《北关夜市》诗便点出夜市与江涨桥的联系，张诗：“晚市集北门，喧阗灯火会。夜深卖酒家，屋角尚悬旆。”诸诗：“何处客舟至，主人连手招。店门临渡口，记取江涨桥。”
两首诗勾勒出独特的夜市场景：深夜，舟泊江涨桥，人向武林门（北门）而行，仍可一路体验“北关夜市”沿途灯火璀璨、酒旗招摇之景象。斯情斯景，恰似今日夜经济的空间体验——今人夜寻市井烟火，至某一节点下车，便可一家家饭店或大排档逛过去，再择一处添酒回灯重开宴。
两首诗尤为珍贵之处，在于透露出关键信息：清代“北关夜市”范围已较元代更广，北界从德胜桥向北扩展至江涨桥。即便如此，其与北新关实无关联，与拱宸桥更不相干。拱宸桥本就是活着的遗产，其文化自性，何须借他者之光彰显？其深远影响，岂需假他人之名以壮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