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翟春阳
新华社日前报道，近些年来，一些地方热衷于建设体量庞大、豪华气派的会展场馆、仿古建筑群，然而这些耗资数亿乃至数十亿打造的“面子工程”，往往陷入“建成即闲置”的窘境。报道最后呼吁建立长效评估和追责机制，严防“面子工程”一而再、再而三地透支公信力。
是什么导致了“面子工程”？表面上看是一些地方领导拍脑袋决策、盲目跟风，缺乏调查研究、科学论证；某些领导干部政绩观出现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只想快出成绩、不愿久久为功。但无数事实证明，那些大搞“面子工程”的人，讲起这些道理来，讲得比谁都好！
湖南省江永县原县委书记周立夫在电视镜头面前痛心疾首：“唯上的心态，迎合领导，你一个江永县那么偏远，市领导省领导一年能来几次啊。还是想做几个大项目出来，能够在江永标新立异，引起领导的重视，认为我能干事。”仅从这些言辞来看，似乎他只是政绩观出现“偏差”，但事实上呢？他被控收受贿赂5700余万元，安排同学、弟弟在工程中“提篮子”、做项目，从中大肆敛财。
周立夫主政江永县的5年间，大肆举债，投资千万以上的项目32个，其中多达16个由其直接指定承揽人。就此，一位组织系统的干部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实践中，县委书记要推动“形象工程”，是有能力以集体决策的形式通过的。周立夫的案例说明，“面子工程”绝非简单的科学决策问题，也非政绩观“偏差”问题，而是决策机制形同虚设、权力失去有效约束，更深一层看，是人民群众的评判权、监督权被打了折扣——不管多么劳民伤财，最终都能被他们“总结”出一朵花来。有道是“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不怕”二字，令人惊心。这句话折射出的，乃是政绩考核机制的核心问题——“让群众参与、受群众监督、请群众评判”真正落实到位了吗？
消除“面子工程”，“追责”很重要，也就是不少评论常说的，让大搞“面子工程”的人没有“面子”。然而要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不少“面子工程”往往被伪装成民生工程，打着“增强民众的获得感”“提升城市美誉度”的旗号兴建，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更不用说它们还拥有自我评价权。解决之道在哪里？中纪委一篇《关口前移治理面子工程》的文章切中要害：要把数据考核、工程考核变成民意考核、口碑考核。一个领导干部是不是好干部，要把评判权交给当地的老百姓；要把关口前移，不要等到生米已经煮成熟饭、造成巨大浪费之后，才想着去纠正、去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