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晓波
《西湖游览志余》，杭州人田汝成作于明朝嘉靖年间，文字来源于两宋笔记，如《四朝见闻录》《癸辛杂识》《挥麈录》《白獭髓》等。涉及地方历史、风土人情。更难得的，采撷下了不少方言俚语。作者对本乡本土的挚爱情切，跃然纸上。
南宋的杭州话印痕
仲春上旬，福建漕司进第一纲腊茶，名北苑试新。皆方寸小銙（kua），进御止百銙，护以黄罗软盝，藉以青箬，裹以黄罗夹复，巨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镀金锁，又以细竹篾丝织笈贮之。
——卷三 《偏安佚事》
这说的是农历二月，福建转运司送来第一摘早茶。因茶汁呈乳色，与溶腊（蜡）相似，称腊茶，特供德寿宫太上皇赵构，时称“北苑试新”。凤凰山皇城（南苑）的帝后妃子，也只能指望赵构转赐。腊茶弥足珍贵，制成腰带扣一样的“銙”状，盛进“软盝”，外有“青箬”“黄罗”“朱漆小匣”“细竹篾丝织笈（箱）”四层包装。
这段文字，重点在“软盝”。《康熙字典》说，“盝”古同“簏”，指竹箱或小匣。既称“古同”，可见，一个“簏”字，要早于“盝”。我在《杭州话》一书中曾提到《晋书》的《刘乔列传》，说仆射刘柳与右丞刘乔的对怼，用了“书簏”一词。意思是：你这书簏儿，读了很多书，有何鸟用。“簏儿”，现在简写为“六二”，讹传几个版本。最离谱的是，说人死后做“头七”，只做六天。这种说法，对于方言文化的历史，不妥，今再作更正。
正月朔日……自此少年游冶，翩翩征逐，随意所之，演习歌吹。或投琼买快，鬭（dòu）九翻牌，博成赌间，舞棍踢球，唱说平话，无论昼夜，谓之放魂。至十八日收灯，然后学子攻书，工人返肆，农商各执其业，谓之收魂。
——卷二十《熙朝乐事》
当年从正月初一开始，允许少年“放魂”，首先可以“游冶”，指留宿青楼，追逐声色。“放魂”到了这个程度，就要“收魂”，日子是正月十八。这“放魂”“收魂”的杭州话，延续到今，就不限于过年了。我的父亲，就喜欢说这两词。大凡我对某事高兴过大了，他往往会说，好收魂了。某年某月某日，父亲搞来一条小狗，我忘形了三天，他转送他人。给我一句话就是：你的魂好收了。那意思是说，心思好放在书上了。
盖杭人以茄为落苏，而应试者以落苏为下第也。
——卷二十二《委巷丛谈》
肃王名镠，讳石榴为金樱，目茄子为落苏。今时民间金樱之讳无存，而落苏之称犹有知者。
——卷二十四《委巷丛谈》
卷二十二说，杭州人将茄子称为“落苏”，读书人很犯忌，因为“落苏”就是“下第”落榜。为什么要将茄子称为“落苏”？卷二十四说，是吴越王钱镠的忌讳。当时，石榴改称金樱的说法，现在没了。但茄子称“落苏”，还是有。
为什么钱镠如此忌讳？北宋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卷十》上说：钱镠有一个爱子，脚瘸了，钱镠心疼不已。一人生病，大家吃药，所有吴越人从此以后，不准说“瘸”。“瘸”与“茄”音相近，也祸及了茄子。
我的外婆家在艮山门外，我的姨妈也是把茄子叫作“落苏”的。城内人称茄子为“落苏”就比较少。大概战乱时候，老杭州人流落城外的较多。此外，杭州话没有“瘸子”一说，只说“跷脚”“跷拐儿”，不知是否这一原因的沿袭。
吴歌惟苏州为佳，杭人近有作者，往往得诗人之体，如云：……约郎约到月上时，看看等到月蹉西。不知奴处山低月出早，还是郎处山高月出迟。
——卷二十五《委巷丛谈》
“蹉西”一说，直到如今，某些老杭州人，在失意感叹的时候，还会这么说。有时说得极为简短、隐晦，让人不知所以。譬如：啊呀，蹉西嘚，蹉西嘚……说得动情的人，还会捶胸顿足。是什么意思解释一下。
外方人嘲杭人，则曰杭州风，盖杭俗浮诞，轻誉而苟毁，道听途说无复裁量。如某所有异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丑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身质其疑，皎若目睹，譬之风焉，起无头而过无影，不可踪迹。故谚云：杭州风，会撮空，好和歹，立一宗。又云：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
——卷二十五《委巷丛谈》
这是外地人评价杭州人，应该说失之偏颇。轻誉苟毁、道听途说，轻易下结论，百人和之，并不是杭州人独有。至于说，杭州人“花簇簇，里头空”，当时是否有这状况？很有可能，因为南宋的杭州人比外地富裕，穿戴招摇。
本文重点探讨“杭州风”，这与后人好说的“杭儿风”，大为不同。由此推及，杭州话中的“儿”化，应该不是完全出于南宋。受后来北人南迁的影响，如元如清，都有可能。
《辍耕录》言：杭州人好为隐语，以欺外方，如物不坚致曰憨大……朴实曰艮头。
《辍耕录》，黄岩人陶宗仪所作。“憨大”与“艮头”，杭州话中依然有。但是，“憨大”与“戆大”，“艮头”和“藤头”，常常混淆。“憨大”和“戆大”，虽然相仿，但前者傻得宝气可爱，后者的傻有点不近事理。“艮头”和“藤头”，前者指性子直，也就是书中说的“朴实”，杭州人也好单说一个“艮”。“藤头”，多指脾气差，一触即发的人。
南宋的杭州话语音
至元丙子，北兵入杭，庙朝为墟。有金姓者，世为伶官，流离无所归。一日，道遇左丞范文虎，向为宋殿帅将，熟其为人，怜之，谓金曰：某日公宴，汝来献伎，不愁贫贱也。如其言往，为优戏云：某寺有钟，寺奴不敢击者数日。主僧问故，乃言：钟楼有大神，怖不敢登耳。主僧亟往视之，神即跪伏投拜。主僧曰：汝何神也……主僧曰：即是钟神，如何投拜？众皆大笑。范文虎不怿（yi，喜欢的意思），其人亦不顾，卒以不遇。识者莫不多之。
——卷六《版荡凄凉》
“至元丙子”，即1276年，南宋德祐二年，临安城外元军兵临。三岁小皇帝赵㬎的奶奶谢老太后，不主张与元军对抗，希望与元军谈判，议和不议降。文天祥等人到了皋亭山元军大营，却被拘留了。十天以后，南宋最后四个大臣，代表朝廷，捧出降表，元兵进城。
《版荡凄凉》，写的就是临安城沦陷以后，“金伶官”直面南宋降帅的故事。“伶官”，就是戏班子的乐工领掌人。当时，无论朝廷，还是瓦舍，优伶是两种人。优即优人，唱歌、舞蹈、语言类。伶即乐工，弹奏乐器。金伶官，在亡国之时，很有勇气“为优”了一次，当面取笑了南宋降帅范文虎，称范是“钟神”。
“钟神”是什么？书中没有解释。为什么金伶官说了“钟神”，众人会大笑不已，范文虎却大为“不怿”？因为“钟神”就是“众生”的谐音。我如此说的依据是什么？是《唐韵》上“神”的反切法，读音“食邻切”。与“生”的读音相近。
那么，“众生”是什么？指某人是“众人下的种”。说白了，就是青楼姐儿生养的。与《西湖游览志余》成书相隔近二十年的《金瓶梅》，在第十九回中，西门庆告诉潘金莲，昨日派人给了蒋竹山（西门庆小妾李瓶儿的续夫）一顿教训。潘金莲说：“你这个众生，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业。”所以，无论南宋，还是明代，这样的语言不加注释，众人还是懂的（“识者莫不多之”），大笑不已。直到如今，在杭州话中，这词还是有人懂。
临安优人，装一生儒，手持一鹤，别一生儒，与之邂逅，问其姓名。曰：姓钟名庸。问所持何物。曰：大鹤也。因倾盖欢然，呼酒对饮。其人大嚼虹吸，酒肉靡有孑遗，忽颠仆于地，群数人曳之不动。一人乃批其颊，大骂曰：说甚中庸大学，吃了许多酒食，一动也动不得。遂一而罢。
——卷二十一《委巷丛谈》
这说的是南宋端平年间（1234-1236），真德秀进入翰林院。当时物价贵，纸币贬值，民间有“若要百物贱，直待真直院”的说法。“真直院”，就是刚进入直学士院，参与“大政”的理学家真德秀。不过，当民生并无起色时，百姓就失望了，优人也在杭城演了一出街头戏。
说一个优人，扮作读书人，手擎一只鹤。路遇真书生。真书生问优人姓名，回答“钟庸”。问手上什么鸟。回答是“大鹤”。于是一见如故，请喝酒。优人大吃猛喝，酒肉无剩，忽然跌倒在地，数人拉不动。有人打他巴掌，大骂：“说什么中庸大学，吃了许多酒食，一动也动不得。”骂的人也是优人，是作戏，以此讽刺入朝的理学家，空谈误国。这优人最后因“姗侮（讥讽）君子”罪，被临安府京尹处以“黥”刑，脸上刺了黑字。
这可以看出，当时的“钟庸、大鹤”四个字，和《中庸》《大学》读音相近。尤其“鹤”与“学”，同音。现在的杭州话，“学生”有两个读音：一是“业身”ye／shen，一是“鹤商”he／shang。后者是早期的读音，老年杭州人好说这话，南宋《韵补》对“生”的标注，就是“师庄切”，音商。它与“学（he）”一样，都是很有历史的读音。
杭人言宁可，曰耐可，音如能可……言人聆言不省，曰耳边风……言已是如此，曰隔是……言戏扰不已曰嬲……事相邂逅，曰豆凑，盖斗凑之讹也。
——卷二十五《委巷丛谈》
这段说了四个字，第一个是“宁可”，杭州人读“能可”。八百多年过去，老杭州人居然还在说“能可”，真的不可思议。第二个，在聆听别人说话时，根本没有进入脑子，当时的杭州人称“耳边风”。显然“耳边风”一说，最早是杭州方言，如今它已进入了《现代汉语词典》，可见杭州话也能被推广，登上大雅之堂。
第三个词，多说几句。某事，已知道前后缘由（“已是如此”），杭州人说“隔是”。这种用法，现在还是有。我的长篇小说《清河坊》，人物的对话用杭州话。有读者留言：杭州人不说“这事”，说“个事”。这就说到了上述的“隔是”。要指出的是，老杭州说“个事”（“隔是”）的人，是已经明白，或者认可了某一件事。也就是上述说的“已是如此”。如果不清楚事由，杭州人往往习惯说“那事”，或者“那事体”。
第四个是“嬲”，从字形上看，不是好词，“戏扰不已”，也就是不停地戏弄，骚扰。“嬲”，普通话读niao。宋时的《集韵》，反切法标音是，“乃老切”。读音接近nia。杭州人说你不要来打扰我。说你不要将毛病传染给我。都说这个“嬲”字。韩少功的小说《马桥词典》，有“嬲”文一篇，说的就是这个词。意思和杭州话的“nia”相同。也算一趣。
第五个是“豆凑”，指两个人的“事相邂逅”。该书说，出自吴越风俗，因除夕（族中）要交纳炒豆，边吃边祈福，平时难得相见的人，不期而遇。如今，“豆凑”一说，已不存在。不过，在杭州话中，有一个独特的词，称失之交臂为“豆进豆凑”。不知道，这“豆进豆凑”，是不是“豆凑”在语言发展中的演变。
杭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声音……以精为鲫令，……以马为杂嗽（su）……以莫言为稀调。
上述，也是陶宗仪所说的“杭州人好为隐语，以欺外方（人）。”将“二字反切一字以成声音”，其实就是把一个字，用反切法说成两个字。如将“精”，精明伶俐，说成“鲫令”。如果这杭州方言，是后来普通话“机灵”的先声，也能称得杭州话对现代汉语词汇的贡献。
“以马为杂嗽”，就很难说是“反切法”了，因为很难还原“马”的中古读音。只能说是拿了“杂嗽”两个字，代表一个“马”字。这个语音的印痕，现在的杭州话中依然有。譬如，对快的比较，说更快的，老杭州人会说：杂嗽快嘞。其中，就有马一样的速度。当然，杭州话的“嗽”su，与普通话的“嗽”sou，是稍有不同的。
“以莫言为稀调”，“莫言”“稀调”，都是两个字的词，也不存在反切法，只能看作是陶宗仪所说的“隐语”。
“稀调”这词，现在没有了。但在老杭州人口中，有一个“稀调钵头”，是常说的。这词中的“稀调”，也指默默无闻，“莫言”之人。但“稀调”加上“钵头”，单从词面看，就是莫言之人搡出一只吓人的钵头。与北方人说“蔫蔫人，蛊动心”相似，“蛊”是一种毒虫，用杭州话，此人就是“毒头”。所以轻易不开尊口的人，比滔滔不绝的人容易让人生出敬畏。说不定，他突然的行径，会让你瞠目结舌。
文化在进步，“毒头”少见了，但“斜花色”的事，还是有。譬如，老派人放年假的时候，办公室的门本已锁了，又一本正经地交叉贴上朱红大印的封条，极像老道的敕令符咒，似能防贼放火。这时候，老杭州人会指摘说：稀调钵头。也就是责备那些正经的老派人，做出的“斜花色”事情。
《白獭髓》言……有曰四平市语者，以一为忆多娇……讳低物为靸，以其足下物也。
《白獭髓》，南宋张仲文所写，“四平市语”，即使用音律上的平平仄仄，也是隐语的一种。譬如从“一”到“十”的读法，因篇幅所限，在此只说“一”。“一为忆多娇”，也就是以“忆”和“娇”反切法读音，替代“一”，读音yao。如今的老杭州话，也有这么读的。录老笑话一则：有病人就诊，医生叫，“yao号”。病人不解。医生说，“yao 就是一”。医生问病人，“哪里不好”？病人指了腰说，“一痛”。
“讳低物为靸（xi），以其足下物也”。“靸”，《集韵》的标注是“息入切”，音xi。也就是说，杭州人对低劣物品，不是直接说不好，而是称作“靸”，只配踩在脚下。“靸”，在如今的杭州话中，有所衍生，指脾气，也指手段。但对一个人的穷困潦倒，不能称“靸”，这也体现了杭州特有的人文精神。
又有讳本语而巧为俏语者……有谋未成曰扫兴……无言默坐曰出神，言涉败兴曰杀风景，言胡说曰扯淡……则出自宋时梨园市语之遗。
这是拿俏皮话来替代本词，有杭州人的幽默。如“扫兴”“出神”“杀风景”“扯淡”等。它们的当初，虽然出自戏班子，却都做了杭州话的专用语。如今，这几个词都脱去了方言的“外衣”，成了现代汉语的词条。
这又是一个方言走进大雅之堂的佐证。
城言
城语
杭州话的
雪泥鸿爪
李郁葱
《西湖游览志余》由明代田汝成所著，全书共二十六卷，主要围绕南宋临安与西湖，记述有关史事、掌故、轶闻，较详细地介绍了南宋到明代中叶杭州城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貌，内容涵盖帝王将相的事迹、文人墨客的风雅趣事、民间的风俗物产、里巷的传说故事等。
这本书虽然是文言文，但文字通俗易懂，所以受众也比较多。曹晓波是杭州话的研究专家，杭州话虽然是吴语的一个分支，但与周边地区的语言如苏州话、绍兴话等差异明显，是中国方言史上“南北交融”的典型案例。
从《西湖游览志余》中，曹晓波读到了杭州话演变过程中的印痕，也读出了杭州话的语音是如何转变的，这既是对杭州风俗形成过程的一种观察，也是对杭州城市精神的小切口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