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朱素雅 整理 于佳
1993年9月，我来到位于富阳郊区的浙江省盲人学校报到，担任一年级班主任。当时，学校还叫浙江省盲童学校，从1989年开始招生。
来之前，校长说，你来了，给你分房子。等我来了，学校分给我一间宿舍。
我难受。不是没分到房子，而是为我的学生。世上怎么有这样的孩子，因为眼盲，他们的眼睛有的凹进去，有的凸出来……
刚来盲校的两个星期，我难受得吃不下饭。
浙江省盲校是寄宿制，我除了上课，要照料班里13名学生的生活。给13个孩子洗澡，他们像一串粽子排成一排，一个接着一个洗。还要带他们去校外的理发店理发，早上还要给孩子们梳头，给女生扎辫子。最难的是他们生病了，无论白天还是晚上，要带去看医生，打针、吃药、陪护。
我当时才24岁。我心里说，这个工作吃不消做。
但谁能想到，我在省盲校一做就是30多年。
“他一定是非常喜欢你这位新老师”
1992年，我从严州师范学校毕业，在富阳的一所小学教书。听说浙江省盲童学校招聘美工老师，虽然知道盲校肯定和普通学校不一样，我还是报考了。
开学前，学校送我去上海市盲童学校做职前培训。一周后正式报到上岗。
盲校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职高、普高）教育一贯制的教育体系。对盲童来说，知识当然要学，但更要学会生存和生活，最好能有一技之长。
我给刚入校的一年级孩子当班主任，从走路、下楼梯，找到教室、找到自己的座位，到独自用餐、洗澡、洗衣服，甚至怎么剥开一颗糖，这些孩子都要努力去学，全靠触觉和听觉。
吃香蕉不会剥皮，流鼻涕时就往衣服上蹭，吃饭弄得桌上、脸蛋上到处都是，我一边要照顾好他们，一边还要给自己打气。
这些孩子一开始和我不亲，直到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有个学生除了全盲，还有严重的孤独症谱系障碍，控制不住的时候他会打人，用头撞墙。没办法，他的妈妈只能在校陪读。那天下课，他突然走过来，很亲昵地靠着我，我第一次感到被学生这么信任。
我一边和他聊天，问他喜欢食堂的哪道菜，想不想家里的爷爷奶奶，一边表扬他，哼唱他喜欢的儿歌。
过了很久，他妈妈走过来，含着眼泪跟我说，“朱老师！你站了一个多钟头了，腰痛不痛？这孩子多沉啊！”
过后，他妈妈悄悄告诉我，这孩子除了睡觉，很少会安静这么久，“他一定是非常非常喜欢你这位新老师！”
“这些孩子不容易，你也不容易”
省盲校有一个民乐队，蛮有名气。
一次，我带着盲童民乐队去富阳电影院门口义演，碰见来看电影的几位老乡。老乡回家告诉我爸妈，“你们家小囡带着一帮‘小瞎子’在拉二胡讨饭。”
我家住在富春江对岸，那时候打电话不方便，第二天一早，我爸妈就坐第一班轮船到富阳城里来看我。
我妈见到我就说，“四个儿女里，你读书最多，主意最大，现在听人说你带着盲孩子在要钱。”
我和爸妈解释，“你们误会了。这些学生是义演，不是要钱，我们出门演出是回馈社会，学校包了大巴车接送的。如果不信，就去找我们校长。”
我爸妈在盲校里待了半天，看到盲学生热情地喊我“朱老师”，他们很诧异，悄悄问我，“这些孩子怎么知道你就是他们的朱老师？”
“他们认得我的声音，知道朱老师爱他们。我们是好朋友！”我答道。
我妈说，“这些孩子不容易，你也不容易！”
从这以后，我妈时不时让人捎带东西来，有时是亲戚家小孩的旧衣服，她洗干净攒起来；有时是邻居家小孩的鞋子，她洗干净晒好；有时是好多袋糖果。
1994年，我结婚了。我哥姐劝我，找机会调出盲校，“等你以后怀孕了，每天面对这些残障学生，万一生个小孩也是残障怎么办？”
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但我还是回答，“盲校有这么多老师，你们的担心没科学依据。而且我喜欢盲校，这些孩子更需要我。”
我终于知道我的盲孩子们是多么的不容易
2002年2月，校长推荐我参加“全国盲童学前教育”首批培训。当时咱们国家视障儿童的学前教育，只有零星几所学校在做。
我对校长说，“我一届届地把学生从小学带上去，刚积累了点经验，为什么又要我去搞盲童学前教育？”
校长说，这是海伦·凯勒的母校——美国柏金斯盲校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合作的国家级课题，意义重大。“我们要帮助孩子，就要更早介入盲童的教育，小学一年级开始太迟了。”
首批培训要三年，只有北京、上海、成都、广州、青岛和浙江的6所盲校参加。校长答应我，等我把学前项目搞起来，可以再回到小学部。
到了广州市盲人学校后，每个学员发了一个全封闭眼罩。戴上眼罩，什么也看不见。那半天里就这样听课、吃饭，上下楼都靠自己摸索。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难的一顿饭。盒饭到了手里，我不知道是什么菜，吃到嘴里味觉好像丧失了，嗅觉也没有了，心里很恐惧。
我勉强吃了几口，忍不住都吐在饭盒里。
我平时是个爱干净的人，但是那天就特别难受。后面我才知道，那天盒饭里的菜是韭黄炒鸡蛋，这个菜我平时是很喜欢吃的。
那是我当了近十年的盲校教师后，第一次真正体验完全看不见的滋味。那一下子，我的责任心就上来了，我终于知道我的盲孩子们是多么的不容易，也知道未来我的重任了。
“看得见的人不一定有办法，看不见的人不一定没办法”
培训回来后，省盲校又招了一名保育员，两个老师加一个保育员，一切从零开始，浙江省视障儿童的学前教育就这样搞起来了。
我和校长说，我有一个要求。校长答，你提什么要求都行，只要你肯去做。我说，招进来的学前学生不收保育费，要和九年制义务教育一样。
试想家里有一个这样的孩子，钱肯定都花在医疗上，盲校的学生家庭条件大都不好。以前我用自己工资补贴这些孩子，比如看病就医，日常生活用品、零食，理发、洗澡，包括五六年级女孩子来例假用的卫生巾，都是我负责的。
我女儿当时在读公办幼儿园，保育费一学期要2000多元。我想，有的盲童家庭可能真的拿不出这2000元。
校长带着这个要求去省教育厅审批。领导说，是不是就一个班？这一个班，我们浙江养得起！
从那以后，浙江省盲校所有的学前孩子都不收保育费和住宿费，只收一日三餐的伙食费，一天是10元，后来调到13元。
过了几年，我听说有爱心单位来盲校助学，就去和新任校长要钱。我说，一学期给每个学前孩子1000元，伙食费也可以解决了。
新校长说，助学款不多，要所有学年段分，你就知道管你的孩子。我说，我的孩子都叫我“朱妈妈”，我管着他们，这不是每个妈妈都该做的吗？
校长答应了。家长们很感动，“我们孩子来盲校上学，一分钱都不出，还能领伙食费！”
我说，“这是学校和社会给的福利，要感恩！我也要对你们提要求，虽然孩子是在学校了，你们家长也放心了，但至少每个星期要给孩子打一个电话，每隔一个月要来看一看孩子。亲子教育始终是最好的教育。”
我带盲孩子一个一个地认识水果。家长问，他们什么都看不见，你说苹果是红色的，橘子是金黄色的，这有什么意义？
我回答，当然有意义。明眼孩子知道的，视障孩子也得知道。只有不再把这些孩子当成弱势群体，他们才会真的勇敢、坚强与自信。
我问一个盲孩子，“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蓝色？玩积木也挑蓝色的，蘑菇钉也要蓝色的。”
这个孩子回答：“因为朱老师您告诉我们，天空是蓝色的，大海是蓝色的。我最喜欢大海了！”
我带他们的时候，从不避讳“看见”这个词。打招呼时，我会说，“我看见你了。”我们会在课前一起说，“看不见，没关系！看得见的人不一定有办法，看不见的人不一定没办法，我们一起想办法！”
“朱老师！原来西瓜是长在地里的”
盲童的学前教育以游戏活动为主，包括谈话、数学、科学、社会、语言、定向行走、触摸训练、户外活动、生活整理等。我带着我们的学前教育老师，通过一次次课程的修改与实践，创建了成熟的盲童学前课程体系和教育教学康复课程。
浙江盲校的学前教育也从一个班变成两个班，从一年制跨入两年制。
从做中学，从学中做，这是我的“生活化课程”的精髓。
一次，有位小朋友的妈妈寄来了橘子，可橘子圆滚滚的，盲孩子抓不住。我就设计了一堂橘子课。
以前老校区里有果园。我会带着我们班的孩子去橘树下，闻一闻橘子的味道，再动手去摸去摘，看看谁能自己找到橘子并摘下来，然后自己剥橘子皮，并剥得干干净净，然后一瓣瓣地吃，感受橘子酸酸甜甜的味道。
这种亲身体验、全程参与的活动，孩子们可开心了。有陪读家长在旁边看着，忍不住过来帮忙。孩子会说，“老师说了，让我自己来，不要剥夺我的动手能力。”
有一次，我买了一个西瓜给孩子们吃。在大家一起分享时，我随口问了一句：西瓜是长在哪里的？
有孩子说：“是和橘子一样长在树上吗？”我马上问：“西瓜比橘子重这么多，如果长在树上掉下来怎么办？”
孩子们呆住了。
我听了又开心又心酸。一方面说明他们对橘子课的记忆很深刻，另一方面我觉得必须找到一块西瓜地，让孩子们去摸一摸长在地里的西瓜。
当时已经快秋天了。我开着车，在富阳到处寻找西瓜地。总算找到一个大棚，我和种西瓜的老板商量：能让盲孩子来摸摸西瓜吗？
老板立马同意了。
我和学校领导申请用车，校车把我们送到西瓜田。在田埂上，我在前面，引导着排成一排摸索着走的孩子们。他们不仅不害怕，还很开心，欢喜地去摸西瓜叶子是什么样的，西瓜藤是什么样的，一起合力去摘西瓜，争先恐后地去抱西瓜。有的孩子摸到了泥土，摸到了藤上的大西瓜，哈哈大笑起来，“朱老师！原来西瓜是长在地上的！”孩子们说。
我和老板说，“我买几个西瓜回去。”老板说：“不用付钱，这些孩子这么努力，我送你们一个西瓜！”
我们带着西瓜回到学校。我和孩子们说，这西瓜是老板送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眼盲，而是因为我们很努力。
通过触摸，孩子们知道了西瓜像一个球，圆圆的。吃西瓜时，从正中间切一刀，西瓜就变成了半个球。
大家拿着小脸盆，捧着自己摘回来的西瓜，开心地吃起来，真甜！
教育好一个残障孩子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
2005年，美国柏金斯盲校来我们学校考评，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我被聘为“盲童学前教育师资培训的Mentor（英文：导师）”，当时国内仅有5人。
在接受了美国专家和中国教育研究院老师9年的培训后，我成为国内盲童学前教育的领头雁，帮扶过许多省市兄弟盲校创办盲童学前教育，同时培养了30多名视障教育新教师。
孩子正式进入盲校学习前，我会竭尽所能给他们的父母传递力量和专业的知识技能，比如给视障孩子做科学评估、帮他们就近入学、联系残联、改造家庭无障碍设施等。
自从创办了盲童学前教育，浙江省4-6岁的视障孩子能在我们学校就读，但4岁以下的视障幼儿教育教养还是一片空白。我承担起了“浙江省0-4岁视障幼儿的教育康复及家长的辅导培训”，帮助低幼视障儿童的家长学会科学养育。比如，你的孩子会用筷子独立就餐吗？能用单手手指正确表示数字1-10吗？会拉拉链吗？能分辨物体的粗糙或光滑吗？
我邀请视障孩子的家长来学校，让他们戴上眼罩，体验孩子如何学习定向行走。家长们走得跌跌撞撞，摘下眼罩后大哭，“我再也不会说我的孩子没用了，他比我想象的还不容易。”
这些家长又把我介绍给了更多视障幼儿的家长，一传十，十传百，我不光在学校带着一个班，还在线上带着低龄段的视障孩子及家长班。一年又一年，这项义务为浙江省0-4岁视障幼儿的教育康复及家长的辅导培训工作，我一干就是20多年。
目前，我的中班有9名视障孩子。我带着孩子们去盲校的小学班级体验，去盲文图书馆感受、摸盲文的凸点。一级台阶再一级台阶，我带他们继续往上走，去陶艺教室，去琴房，去小乐队……让孩子们有继续上学的憧憬，知道“只要我努力，我长大了就能在社会上立足”。
2024年，我被评为“杭州好人”。我当年读师范时的同学发短信来祝贺，“素雅，你是一个好老师！”当我身披红色绶带站在颁奖舞台上时，那一刻首先想到的，还是我的盲孩子们。作为一个盲校教师，我始终能感受到，教育是改变残疾人命运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径，教育好一个残障孩子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
太多盲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长大后，他们有的当了老板，有的成家生下了健康的小孩，但依然都亲切地叫我“朱老师”。
盲童，是不幸的。但生命，永远是有机会的。寒来暑往，他们总会长大，我希望他们以自信的笑容与盲校告别，走向生活这个更大的舞台。我能做的，就是把掌声送给他们——
孩子，你是最棒的！你们不能看见世界，老师想让世界看见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