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我的家

口述 于晓光 整理 末末 线索提供 罗久华 吴惠卿

2024-12-16

于晓光和外孙捧着母亲的相片。

我的父母亲离开我很多年了,我自己也已经是做外婆的人。但父母那波澜不惊的人生故事总能带给我无限回忆,滋养我一生。

我想讲讲这些故事,就像有部电影里说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被遗忘才是。他们的故事值得被记住。

父母亲做梦也想不到,能在两位大英雄旁安家乐业

我的名字叫于晓光,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于保民是我的父亲,吴凤阁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结合有点戏剧性。

父亲是南京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和复旦大学园艺专业毕业生,母亲是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生。他们在南京相识。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来到了杭州,看到美丽的西湖就决定留下来。那时的葛岭路还是一条很窄的石板路,路上跑着黄包车,断桥边走着长衫马褂的游人和香客,山脚下都是低矮的瓦片房。

学建筑的父亲在葛岭半山腰上建起了木板房,看西湖,视野很好。母亲在山脚下的西湖小学当了老师。

20世纪40年代末,父亲跟着爷爷去了台湾,在高雄中学做老师。但为了我的母亲,他在海峡两边来回奔走。

1949年初,父亲回到杭州。他对母亲说,台湾也很漂亮,还有很多不曾见过的热带水果,邀请母亲一起去宝岛看看。母亲说等这学期的课上完,放假一起走。没等到暑假,杭州解放了。

一座城市百废待兴,亟待整体规划。父亲建在葛岭上的木板房被拆除了。所幸,父亲喜欢音乐,曾向一位弹风琴的先生拜师。得知父亲无处为家,他推荐了松木场东南方向的思婴堂旧址。

在旧社会,那是埋葬夭折小孩的墓地,人们避之不及。但父亲不介意,发挥土木专长,重新开垦、建房。

说来也巧,边上正好有个金祝牌楼,是为纪念保卫杭州牺牲的南宋抗金英雄金胜与祝威修建的。父母亲做梦也想不到,能在两位大英雄旁安家乐业,何其幸运!

母亲一喊“小花”,那只奶山羊就走过来了

有了第一次建房经验,第二次建房,父亲更加得心应手了。

他把别人废弃的,或自然界存在的可用材料捡回来。建起的房屋,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充满艺术感,和周围有点“不搭”。虽然材料大都是捡来的,但父亲对房屋工程很在意。他推着装满石块的翻斗车,一车一车填入地基。

后来,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亲也经常强调:做人跟建房一样,地基牢固是首要的,绝不能疏忽。

几个月后,父母住进了新房。父亲还用他在复旦学习的园艺技术,开垦果园和菜地,种了不下十种果树,葡萄、梨、橘子、枣子等,屋前屋后到处都是,光葡萄品种就有5种以上。

父母亲都很喜欢动物,他们开垦了附近的十余亩荒地,养了很多动物,有马、牛、羊、猫、狗、鸡、鸭、鹅……

有一次,父亲骑着自己养的马一路往上海方向走。在穿铁轨时,突然远处有鸣笛声响起,马一下受惊了,待在铁轨上一动不动。父亲这时也蒙住了,整个人僵在马背上。就在他几乎绝望时,火车在他面前戛然而止,父亲捡回了一条命。

父母亲养的牛、羊都有名字。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只叫小花的羊,母亲一喊“小花”,那只奶山羊就走过来了,乖巧地站在院子门口。母亲拿着锅子放在它乳头下,它一动不动把头靠在母亲肩上,等挤完了奶,才慢慢走开。

家里还养了多只猫,体型比一般的田园猫大。它们趴在院门口晒太阳,像一群小老虎,威风凛凛。一到冬天,几只猫都睡在我床上,脚边两只,肩膀和头上趴两只,胳肢窝两只。我都不用盖被子,被它们围得热乎乎的。这些猫从来不洗澡,但很干净,没有跳蚤。每天,我就在它们的呼噜声中沉沉睡去。

当时我家院子是用土墙围成,左边是一条小河,右边是水稻田。每当下雨,父亲就把大的洗澡盆子放在地上。雨大时,田里水满了,就往河里流。河里的鱼呢,逆水向水稻田里游。六只猫就在院子的流水沟旁守着,争相抓鱼,吃饱了后再把抓上来的鱼放在盆里。

不一会,就有半盆子各种鱼,都是活的,鱼身上还有猫咬的血印,绝对野生。第二天,父亲把这些鱼在太阳下晒干,给猫当预备粮食。

因为养了狗和鹅,我们家日不关门、夜不闭户。父亲养的鹅个头特别大,鹅冠高昂,毛色油亮,背上甚至可以骑个小孩。

父亲热情慷慨,同学都喜欢来我家

母亲先是在西湖小学,后去了保俶塔小学教书。

多个大学曾要父亲去任教,但因为家庭成分的问题,便不了了之。父亲就一心一意当农民。每年水果成熟季,我这个小毛孩就等在果树下,从地上捡起熟透了的果子,剥皮吃。

吃着吃着,就在树下睡着了。天黑了,“光啊、光啊……”大人喊着我的名字,四处找我。最后在树下发现我,拉我回屋。

几十年过去了,老房子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一侧三角房上插着用铁皮制作的烟筒,连着屋内的柴炉灶。那时候日子清苦,很多人家的孩子一到饭点,锅里的饭菜全靠抢。我家只有我一个小孩,饭菜吃不光。

同学来我家玩,父亲让他们把书从书包里拿出来,把自己种的水果、蔬菜装进书包让他们带回去,还给大家喝羊奶。看我有点不乐意,父亲说,别人家兄弟姐妹多,他们吃不到这些水果,我们有多的,要分给大家。因为父亲的热情慷慨,同学们都喜欢来我家。

当果树快要成熟时,就会被人惦记,后半夜有人悄悄来偷果子。我一个女孩子咋办啊?父母亲都累得睡着了,根本听不到偷采果子的声音。我就用自己的办法对付——把装满洗脚水的盆子朝黑暗中泼出去。

第二天,父亲知道后对我说,让他们拿一点吧,他们可能一年也吃不了一次水果。听了父亲的话,我也心生怜悯,不再用水泼他们了。

我们家的房间里摆放了一张旧沙发,边上有一架旧风琴、一台留声机。从我懂事起,父亲就派我“干活”,给他摇留声机。每当音乐声响起,他听着黑胶唱片里传来的世界名曲,闭目养神。我还小啊,摇着摇着手累了,看父亲闭着眼睛,以为他睡着了,就趁机跑开不摇了。音乐声一停,父亲就睁开眼睛,对我吼起来。我就哇哇大哭喊累死了,父亲拿我这个女娃娃也没办法。

那架风琴也是父亲的心爱之物,他常常从地里干活回来,马上坐到琴边,沾满泥巴的手在身上蹭几下,手指甲里还嵌着泥,就弹起了巴赫、柴可夫斯基的曲子。母亲则在旁边唠叨,说父亲不讲卫生,这样要把风琴搞坏了。

20世纪70年代末,父亲用所有的钱买了一台珠江牌钢琴(这架钢琴至今仍保留着),换掉了那台旧风琴。只要有空,他就如痴如醉地弹奏他喜欢的钢琴曲——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

挺立的金祝牌楼一旁,就是我家的瓦房和果园

1960年5月,西湖区成立城乡接合的西湖人民公社。我们家所在的区域被命名为红旗大队,我们成为红旗大队一小队的社员。

红旗大队南面靠近今天的省府路,东面靠近桃花河,剩下的全是大片农田。站在农田上,可以看见整座宝石山和保俶塔。再往西北,就是挺立的金祝牌楼,一旁就是我家的瓦房和果园。

根据季节不同,大队在田里种小麦、油菜和水稻,几十亩土地划成网格状。我家羊圈门口是一条泥路,一到下雨天,就成了糨糊路。泥路的南端是一口露天粪坑,一阵风吹过,空气中便弥漫着“雪花膏的香味”。

在大队里,父亲的任务是爬上电线杆架大喇叭,爬到屋顶写标语,挂红旗。广播从早到晚都响着,偶尔还会播放郭兰英唱的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

母亲利用在学校上自然科学课的经验,养了20多只羊。羊奶吸收好,营养价值高,我就是从小喝羊奶长大的,身体一直很好。当时一瓶羊奶是1角2分钱,母亲靠卖羊奶为这个家创造经济来源。

为了让羊产更多的奶,母亲割草喂羊,要喂到晚上10点半。第二天,她赶在早上5点前把羊奶挤好,一瓶一瓶灌好,送到30多个订户手里,订户大都是附近的居民。为此,母亲每天凌晨2点半起床,一天只能睡4个小时。

那段苦乐参半的日子,我心中却有一个终身遗憾。那时周围说普通话的人很少,我父母亲是北方人,我用普通话喊“爸爸妈妈”。有邻居小孩听见了,骂我“千飒飒”(杭州话,骂人之意)。从此,我有了心理阴影,感觉用普通话叫“爸爸妈妈”是一种过错。

从那时起,一直到父母亲去世,我都没有再用普通话叫过一声“爸爸、妈妈”。

大家都亲切地叫她“羊妈妈”

1983年12月,我的女儿出生了。还没等外孙女满月,母亲却倒下了。

母亲个子不高,长得漂亮又秀气,仿佛天生就是老师的模样。那个特殊年代,母亲因为家庭成分失去了教职,离开了教师岗位。虽然再也无法回学校教课,但她有个箱子,一直保存着教科书、上课笔记和获得的奖状及荣誉证书。她还经常拿这些出来晒晒太阳,掸掸灰,一有空就翻开上课笔记,看上半天。

经常有学生、邻居给羊送草吃,他们喜欢围着母亲,问东问西,听她讲养羊的知识。母亲从养动物延伸到讲述各类自然科学知识,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喜欢她,大家都亲切地叫她“羊妈妈”。我想,这大概是母亲在这段艰难日子里的幸福时光。

母亲倒下了,送到医院,被诊断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医生认为,这是长期服药导致的结果。不可能啊,母亲虽然很辛苦,但身体一直还可以,也没有长期服药的习惯。

我重新审视了母亲的生活。她一个人养着几十只奶山羊,要割草、准备饲料、喂羊。在潮湿的羊圈里干活,不论下雨天晴,一年四季都穿着破雨鞋,每个脚趾都感染了湿气而霉烂。到了夏天,羊圈里苍蝇蚊虫满天飞,叮咬着她露出的胳膊、小腿,全身没有一块好肉。为了防止蚊虫的叮咬,母亲不得不涂抹一些农药“敌敌畏”在自己身上。

这种今天听来近乎慢性自杀的土办法,持续了近20年。医生听完我的描述,断言母亲的病就是这种农药害的。

按当时的医疗条件,这种病相当于被判了“死刑”。还在坐月子的我,每天以泪洗面。

当时已经改革开放,国家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母亲身体不行了,但不能让她带着遗憾走。我抱着刚出生的孩子,为母亲奔波。1985年7月,母亲的历史问题终于解决了。她连声说,“好的,太好了!我可以回学校看看,去看看老同事们。”

父亲带我去了玄武湖,那是父母亲年轻时初恋的地方

可惜,天不遂人愿,数日后母亲就离开了人世。

母亲临走前,我抱着她瘦弱的身躯。那身躯轻飘飘的。

我扶她坐起来,把她的头靠在肩上。我为她擦洗身体,换上干净衣裳。我的眼泪,湿透了母亲新换上的衣裳。

不久后,父亲也得到了相应的生活补助,每年被邀请参加“三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联谊会。

20世纪90年代,父亲回南京大学参加校庆。校友不乏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有同学问父亲,你现在哪里工作?父亲说,我现在的工作就是种葡萄、种果树。

没想到这句话赢得了好一阵的掌声。

校庆前一天,父亲带我去了南大旁的玄武湖,这是父母亲年轻时初恋的地方。父亲在湖边找了一个石凳子坐下,拿出母亲的照片,对着湖面沉思许久。

他告诉我,当年他和我母亲就是在湖上划着船看着书,谈论着去西湖旅游的事。

父亲的眼角,泛出淡淡的泪花。

“妈妈,你在学校养过的奶山羊,又回来了”

小时候不愿意摇留声机的我,退休后却爱上了音乐,参加了多个乐队,观看了多场音乐会。如果非要说父母亲留给我什么,我想就是正直,勇敢,无所畏惧吧。

20多年前,我曾经在湖墅南路附近碰到一个抢包贼。贼在前面跑,警察在后面追。我正好骑摩托车路过,赶紧停下,招呼警察坐上后座,最后一起捕获了小偷。

这件事被路人拍了照,还上了报纸。当时有部门要给我表彰,但我没留名字,见报后也没有吭声。

也许冥冥中有天意。母亲当老师时,为了给学生上生动的自然科学课,在学校里养了羊,生出来的小羊还送给其他几所小学。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2018年,母亲的第四代——我的外孙也在保俶塔小学读书。一天他回来告诉我们,学校里养了一只羊,就在教室窗台外。这只羊是学军小学送来的。

这件事触动了我。2019年,保俶塔实验学校成立70周年之际,我向学校捐了一只母羊,我想对在天上的母亲说——“妈妈,你曾经在学校养过的奶山羊,又回来了。”

2021年,我请艺术家将我父母亲的形象做成两座铜像,立在金祝南路1号的家门口,同时刻了一块碑,碑文写道:保民善土木精园艺,凤阁育桃李化春风,结庐金祝而居,艰辛相携三十余载……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里承载了我的童年、我的父母、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