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六陵二号陵园。
2012年5月在武义徐渭礼墓发掘现场。
宋六陵一号陵园复原模型。
口述 李晖达 整理 方忆
春天到了。我带着小米去上班。小米，一条黄色的小土狗，是宋六陵考古工地的“明星”。
我们一前一后走在通往茶田的樱花树下，落英飘落。小米摇着尾巴，不时回头张望一下。
在浙江绍兴富盛镇的宝山南麓，如果不是几棵纤细又高挑的松树，这片占地约2.3平方公里的区域与普通茶园别无二致。这里是中国江南地区现存面积最大的皇家陵园遗址——宋六陵，埋葬了宋代的七位皇帝和七位皇后。
我在浙江从事田野考古19年，其中有12年都在宋六陵。
我第一次参加田野考古，体会到了什么叫同甘共苦
我是福建泉州人，1997年考上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分班时选了考古专业。
1999年秋，我们考古班的10名本科生和2名研究生，从南京坐船至汉口，再沿长江上行，抵达湖北巴东。
三峡考古现场在西陵峡东侧，当时考古工作已到后期阶段。我们参与进来，是作为田野考古的一项重要实习。
到达当晚，村民接我们上山，安顿在一座带院落的民房里。
我第一次参加田野考古，也是第一次过野外集体生活。几个月里，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同甘共苦。
民房的旱厕和猪圈连在一起。用水是房东大爷从山上引来泉水，一滴一滴接到大澡盆里。每天吃的、喝的、煮饭，都靠澡盆里的水。整个村都搬迁了，晚上黑灯瞎火的，我们也不敢乱跑。
九、十月是枯水季。带队老师定了条规矩，男同学把水省下来给女同学用。男生只能每隔十天半月，利用外出买菜、采购的机会，在镇上住一晚，顺便洗澡、理发。
经过三峡考古艰苦的磨练，后来我从事野外考古，就没有什么不能适应了。
本科毕业后，我到韩国全南大学留学，继续攻读考古专业。其间，我参与了韩国导师领队的几次考古发掘。
当时韩国是“亚洲四小龙”，各方面条件都比我们国内好。考古人员住的活动板房，配了电话、电脑、打印机，还有卫生间、空调，甚至地暖。
但韩国的人工费很贵。考古现场挖探方、除草、取件、测量，都要考古人员亲力亲为。我们两人一组，挖一个5米×5米的探方。雇来的民工只是搭把手，倒个土，并不直接参与挖掘。
基建施工和考古发掘常常同步进行
2005年夏天，我毕业回国，当年11月来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
我到所里参加的第一个项目是跟着同事徐军、黄昊德、祝莉英，在奉化的一处林场发掘汉墓。我的研究方向是汉、六朝，所里看了我的履历后，直接派我来这里了。
那片山地是公墓区，有一栋老式楼房，看门大爷白天在刻墓碑，一楼放的全是他刻的碑。二楼隔出四个房间，分给我们住。
一到冬天，露着梁架的人字坡屋顶特别冷。我们用彩条布缠了一层又一层，硬生生隔出了天花板，好让房子暖和一点。还好，棉被和褥子够用。
野外发掘期间，考古人员只能就近住，工作忙的时候，两三个月才回一趟家。
这个项目完成后，2006年，我跟着所里的胡继根老师，到湖州杨家埠的一个工业园区参与抢救性挖掘，一待就是好几年。那一带是先秦至南朝古墓比较集中的地方，我们挖掘了4处土墩遗址，发掘了一批保存比较好的汉代墓葬。
基建施工和考古发掘常常同步进行。施工单位拆到哪，我们挖到哪。住的地方要换好几个，因为他们一拆，房子就断水断电。
这些年，浙江出台了有利于文物保护的“考古前置”法规，也就是“先考古，后（土地）出让”，情况改观了很多。
帝王的尸骨被永远留在了绍兴宝山这片土地
我正式和宋六陵打交道，是2012年11月20日。
我跟着同事郑嘉励老师来到绍兴，第一次见到宋六陵。眼前是绿意盎然的茶田，平旷连绵的山谷，但我的内心难以平复。
这片土地曾经是南宋的皇家禁地，先后安葬了七位皇帝、七位皇后，分别是北宋哲宗的孟皇后，宋徽宗及其郑皇后、韦皇后，南宋高宗及其邢皇后、吴皇后，宋孝宗及其谢皇后，宋光宗，宋宁宗及其杨皇后，宋理宗，宋度宗。
按照年代顺序排列，依次为宋徽宗永祐陵、高宗永思陵、孝宗永阜陵、光宗永崇陵、宁宗永茂陵、理宗永穆陵和度宗永绍陵。不知何故，后世隐去了宋徽宗的永祐陵，将这里称作“宋六陵”。
南宋帝陵的建制依照北宋祖制，以一种名为“五音姓利”的堪舆术选址。这些帝后下葬之初，南宋朝廷还希望总有一天可将他们的棺椁送回河南巩义的皇陵安葬。因此，用平地的殿堂取代了高大的封土，灵柩也埋得很浅，多以“九尺”代替葬制中的“九丈”。这固然和南方地下水位高有关，但也是为了今后迁葬的便利。
不过，南宋朝廷最终没有实现回归中原的愿望，帝王的尸骨被永远留在了绍兴宝山这片土地。当时的人们更是未曾料到，一百五十年后，宋六陵遭遇惨烈且毁灭性的盗挖。帝王们的灵魂并未得到最终安息，连身至何处也成为谜团。
在这悲怆而伤感的故事背后，是曾经庄严肃穆的国家制度。我们将以考古的方式揭示和还原这段历史的真相。
宋朝皇帝姓赵，“赵”是角音。所以宋代皇陵的选址，一律东南高、西北低
宋六陵考古调查最大的难点，是对失传已久的“五音姓利”的考查。
1951年，北大考古学家宿白教授主持河南禹县白沙镇三座宋墓的发掘。他敏锐意识到，三座宋墓的排列和北宋《地理新书》记载的“五音姓利”有关，这可能是揭秘宋人墓葬格局的一把钥匙。
要彻底搞懂“五音姓利”，必须先理解古人的思路。我买了一套《地理新书》带到工地上，不厌其烦地翻看。又购买了一个老式罗盘，对照着书，去现场勘探方位，和地形较劲。
这套堪舆术在唐宋时期的中原地区颇为流行。“五音姓利”本用于建房，后也用于建墓，是将主人的姓氏与宫、商、角、徵、羽的五音相对应，再由五音对应金、木、水、火、土五行，从而确定墓地的选址、墓葬的方位和朝向。这里涉及的，不仅是后世习称的“风水”观念，还有天文和地理测量的科学内容，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不能简单看作迷信思想。
宋朝皇帝姓赵，“赵”是角音。所以宋代皇陵的选址，取“角音大利向”原则，一律东南高、西北低。
根据这套理论，再结合史料和考古现场的情况，就能证明，南宋皇陵在营造时并未采用江南地区的墓葬理论，而是继承了北宋的皇陵制度。
这一点对于找到每一处“攒宫”（指古代帝、后的暂殡之所）的具体方位至关重要。至少能理解，这个陵园为什么在这个方向，不同陵园的位置是否合理。我们花了两三年工夫搞清楚这些。
如果这是墓室前的献殿，主墓室不就近在眼前了？
考古工作终究要回归田野发掘。前6年的调查和勘探，为宋六陵的考古发掘做好了充足准备。2018年，我们获得第一个发掘执照，开始了连续不间断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
2018年的夏天，当我们汗透衣衫时，地层里第一次刮出了宋六陵建筑的一个方形磉墩。我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郑老师，他回复道：这就抓住宋六陵建筑的牛鼻子了！
一点都没错。
尽管宋六陵早在2013年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在2018年之前，“宋六陵”仅仅只让人想到墓。而在此之后，我们开始用大遗址的概念去对待“宋六陵”，把它当成未来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此后几天，我们顺藤摸瓜，连续发现了排列有序的其他9处磉墩遗迹，明确了这是一座三开两进的殿堂建筑的基址。
有了前几年的文献准备，我们意识到，如果这是墓室前的献殿（祭祀时用来摆放供品的地方），那么主墓室不就近在眼前了？——毫不犹豫地扩方，小心谨慎地发掘，在秋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终于明确发现了一处皇陵的墓穴。
南宋帝（后）陵的“石藏子”（中国古代墓葬形制之一，这种陵墓不注重外在形式的大小，而讲究墓葬的密封和坚固）真实地摆在我们面前了。
按照既定的工作计划，我们并没有发掘墓穴，而是顺势而为，将整座陵园的结构全面揭示出来。陵园面积不算大，3600平方米，但是结构很完整。这是我们第一次真实地了解一座南宋帝（后）陵的陵园形态，与前人通过文献研究得到的结果，颇不相同。
我们将它命名为“一号陵园”。
宋代的皇陵都是在皇帝去世后才开始规划营造，与汉唐皇陵的施工周期完全不同。从宋代皇帝驾崩之日算起，要在6个月内建造一座皇陵，这好比今天的大型建设项目，要经过实地勘查选址、立项招标、项目实施等一系列过程，最终的验收结果还必须是优秀，谈何容易。
为了让发掘出来的遗迹更形象、更有展示价值，我们及时请来北京大学建筑考古专业的研究团队，对陵园遗址展开不间断的建筑复原工作。
此后，以“一号陵园”为标杆，我们又相继发掘了二号至五号陵园，宋六陵的格局越来越成规模了。
2022年7月至10月，我们在杭州南宋皇城根下的南宋官窑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国音承祚——宋六陵考古成果展”，首次对十年以来宋六陵的考古成果进行了梳理与回顾，让观众沿着时间的轴线，真实体验南宋皇家陵园庄严肃穆的恢宏气象，体会它蕴藏的山河一统的政治理想。
属于宋代王朝的传奇故事，终于走入了21世纪的时空。
考古现场的工作，需要的是慢条斯理的认真态度，需要的是对地下文物的一丝不苟
我们在宋六陵工地一待就是十二年，大大出乎当初的预计。
目前宋六陵的考古发掘还在继续。就算遗址公园建好了，考古队也不会撤离。因为，遗址考古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之前，我们考古工地都是租用当地民房。2020年，“浙东考古基地”在宋六陵考古工作站挂牌成立。我们算在浙东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有了“考古人自己的家”。
这个家，就是考古的根据地，它不需要多么豪华，但起码让人可以安稳生活，进而可以安心干活。
人们对考古工作者，常常有刻板印象，其实并不符合实际。田野考古就像跑马拉松，拼的是耐力和体力，还有积极主动的思考能力。
在考古现场，我们需要的是慢条斯理的认真态度，对遗迹现象的准确把握，以及对地下文物的一丝不苟。这才是一名考古工作者应有的“形象”。
“浙东考古基地”成立后，我们在前院开垦出一片地，不同季节种上不同果蔬，西瓜、玉米熟了，现摘现吃；在后院养了几只鸡，还弄了个烧柴火的大灶，可以用铁锅炖大鹅。
我常和大伙儿说，这么多年了，咱们不仅是工作关系，还有交情。每到饭点，我会喊工地上的所有人一桌子吃饭。吃饭最能联络感情。吃完了就坐那儿聊，当然也说工作上的事。下雨天没法开工，大家就凑份子，一起包饺子，我也会下厨做几个拿手菜。
基地的书橱里有很多书。晚上没什么娱乐，我常常鼓励新来的实习生、技工多看书。我也会转换下思维，看几本侦探小说。
像宋六陵这样的考古项目，一挖就是十几年。我们在这里一起工作，也是在这里一起生活。
我确信，在钱镠的时代，这里不但能看到钱塘江，还能望到钱塘江的入海口
2001年，考古所组织发掘了五代吴越国雷峰塔地宫，是当时轰动全国的大事。五代吴越国考古一直是浙江考古界的热点，对杭州更是意义重大。
北宋初期，吴越国王“纳土归宋”，避免了江南最富裕的地方遭受战争的荼毒。可以说，宋代两浙路的底子，是五代吴越国打下的。
201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接下了“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项目，我负责编撰《吴越国考古》一书。书稿收尾时，我把书中提到的几处五代吴越国遗迹都跑了一遍。
一千年前，杭州的山究竟长成什么样子？我站在历史的时空中，试着想象它们过去的模样——那些摩崖造像、题刻的高度与位置，那些佛寺、佛塔以及墓葬的布局。如今山上高大葱郁的树木，一千年前可能还没长出来。
有一次，我来到玉皇山南侧半山腰的天真院遗址，那里曾是吴越国的郊坛，是钱王祭天的地方，一处石壁上尚留有钱镠的摩崖题记。题记的高度没有我之前想象的那样高，但朝着与题记对应的方向远远望去，我确信，在钱镠的时代，这里不但能看到钱塘江，还能望到钱塘江的入海口。
如果只站在今天的角度，很难察觉上千年环境变迁带来的沧桑巨变。
考古不是寻宝。考古人的脑子里，一定要装着真实的古人、鲜活的生命，一定要记住是不同时代的这些人，创造了这些历史。如今我们回望过去，努力寻找已经湮没、曾经鲜活的历史印迹，希望了解不同时代的人，希望找出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状态、社会组织。因为我们想知道，祖祖辈辈们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的。
我们从历史中走来，又在不断地创造着新的历史。考古工作揭示的是过去、是本源，也在历史中探索真知，为未来的走向寻找着可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