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鞔鼓桥
民国时期杭州地图的蒙古桥
三元坊巷
曹晓波
要说南宋临安（杭州）的太学生，就似现在的大学生，并不确切。当时县有县学，州府有州学、府学，但太学只有一所。明时一本写临安人文逸事的《西湖游览志余》，共二十六卷，却有十七卷之多写到了“太学生”，可见作者田汝成对这个群体的重视和寄予的情感。
太学的范围和“蒙古桥”
南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绍兴十三年正月”条目说：辛丑（十三日），高宗赵构下诏，“以钱塘县西岳飞宅，为国子监、太学”。国子监是教育管理机构，所以，岳飞府邸的大部分地块，主要是太学。这范围后来远远超出了岳飞的宅地，大致是如今的武林路往东到延安路，庆春路往北到灯芯巷一线。这还没将附近的武学、宗学包括在内。
《西湖游览志余》（以下称《志余》）卷二十二说，太学最初建造时，规定一日三餐，以校外清湖河（即后来的浣纱河）的桥上大鼓击打为号。一个盲人说：凭这鼓声，太学将永远没有火灾，但也永远不会出一个宰相。此后七十年，盲人的预言还真应验（“未闻有爰立者”）。南宋庆元五年（1199）刊印的《宋状元录》说，从绍兴十三年到庆元五年，太学生考中进士近二千人，无一人进入宰执班子。也就是说，连一个等同副宰相的，都没有。当然，这盲人的段子，也有可能是后人基于《宋状元录》的史料编排的。
到了宁宗的嘉泰年间（1201-1204），太学的上舍生陈自强脱颖而出，经殿试夺魁，进入朝廷。不久，擢升为御史中丞，成了权臣韩侂胄的门生，众朝臣都认为陈自强从此将会进入宰执。当时的礼部祭酒（相当教育部人事主管）高文虎，想讨好韩侂胄，为陈自强的入宰创造条件。但太学有鸣鼓“不出相”这说法，极不利陈自强，高文虎提出暂停鼓声。理由是这面大鼓坏了，需要重新鞔（音man）一张皮，但好牛皮买不到，即日起停止击打。
先不说陈自强后来是否真的进了宰执班子，单说太学一日三餐不再鸣鼓，校门口的桥也改名成了“鞔鼓桥”。查《咸淳临安志》附图“京城图”，鞔鼓桥是井亭桥以北的第二座桥，此桥在如今的仁和路口。南宋太学一日三餐的开饭鼓设在这座桥上，难道太学的校区到达了此地？并不然。从《志余》中后来的文字来看，这打鼓的覆盖范围应该是太学、武学、宗学的所在。还有，三校的学生居住，也分散在这一片。
看清宣统二年（1910）的浙江省城图，“鞔鼓桥”一名仍然存在。到了民国初期的杭州地图，鞔鼓桥被标为了谐音的“蒙古桥”。直到五十多年前，“蒙古桥”一名仍在。时移世易，后人对“蒙古桥”也有误会，以为是曾经的八旗兵一支蒙古兵驻地，所以命名。
以前的仁和路以蒙古桥为界，西面是商业娱乐区。往东，到岳王路北折为止，五百余米，大多是民宅。1951年以后，北折处建起了市工人文化宫，仁和路西段才成了家喻户晓的热闹地。20世纪70年代，开阔的浣纱河被填，成了浣纱路，“蒙古桥”从此淡出了老杭州人的记忆。
太学的王安石语录
《志余》写太学生，是从卷二开始，直至倒数第二卷，也就是卷二十五结束。称得上是遮头藏尾，分散“经营”。此外，作者也没按高、孝、光、宁、理、度这么一个南宋皇帝的顺序来写。卷二的着手，直接就是理宗赵昀视察太学。这是1241年，“嘉熙”年号改为了“淳祐”年号，史称“改元”。按南宋的惯例，改了年号的皇帝赵昀，要去太学视学。这时的赵昀，已经在位十六年，大致有了自己的儒学认知体系，这就是理学。正因为如此，后来赵昀去世，追谥的庙号是理宗。
淳祐元年的正月十九，赵昀来到太学，一进厅堂，他看见主祀的至尊孔圣人以外，“从祀”中居然还有王安石的十五个镌刻大字：“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赵昀勃然大怒。不畏“天命”，不遵“祖法”，这对于重理学的赵昀，完全不允许。赵昀当即批示“合应削去，以正人心息邪说”。
王安石这十五个大字，即日就从太学厅堂中削去了。
其实，王安石这十五个字的前五个，本是“天变不足畏”，而不是“天命不足畏”。也就是说，天灾异象的“天变”，并不是对人间的指向和征兆，不足畏惧。作者田汝成却将“天变”写成了“天命”，意思大不同，几乎就是对天子至尊的直接无视。难道这是田汝成无意间的笔误？当一本《志余》完全读完，可以看出，这是作者的有意所为。
北宋时，士大夫中的儒学派系争议，相当激烈。到了南宋，一度主政的抗战派赵鼎、张浚是尊尚程氏理学之人，秦桧相沿的是王安石一说，在主战与主和的大国策前，儒学两派的争议，确实消停了不少。当然，这其中也有皇帝赵构的兼收并蓄，调和为导的影响。
太学也是，从《志余》卷十五中可以看到，赵构对太学生中儒学的过激争议，还是相当地重视。为了做好工作，赵构亲自为太学生编写教材，常常要写到手腕发酸，“翰墨稍倦”，又让吴皇后“续书”。后人说吴皇后的书法有赵构的精气神，大概也有这方面原因。
《志余》的姐妹篇《西湖游览志》，在卷十五的“杭州府儒学”条目中，有“崇文阁”一段，说的就是赵构的“教材”在崇文阁存放。摘录如下：“内有宋高宗御书易、诗、书，左氏春秋、中庸、大学、学记、儒行经解，论语、孟子等篇、石刻。临安府尹赵磻老于太学建尊经阁，椟墨本阁上，奠石刻阁下。”这可以看出，赵构为太学生编写的教材，还是以引导儒学的正教为主。在南宋灭亡之前，墨本是放在“尊经阁”楼的上层，石刻放在阁楼的下方。
八百多年世事沧桑，如今这部分的石刻，仍保存在杭州劳动路的孔庙中。
不过，在《志余》的十七卷中，可看出，赵构的这一引导，在太学生身上，没有实质性的效果。对此，我们暂作搁放。先说作者田汝成的“天命不足畏”的更改，是如何借了太学生这群体来表现的。
商辂的三元坊与作者的谜底
卷二十五的题是“委巷丛谈”，一个无所不谈，极八卦的篇目。在这篇文字中，先说了北宋欧阳修、张纲在太学“连中三元”的逸事。那时的太学，内舍生升级考试（类似后来的乡试）得第一的称“监元”，上舍生升级考试得第一的称“解元”，能参加礼部省试获第一的称“省元”。要是和当年的贡士一起参加殿试，得了第一，那就是“状元”。再加上太学中最初的“馆试”得的第一，那就不只是“三元”了。所以，徽宗感叹太学生张纲，“自来止说三元，今张纲五元矣”。
文章写到此，田汝成说两宋太学，本可以了结，但他突然笔头一转，说到了“我朝”，也就是明朝。说了浙江淳安的商辂，也是乡试、会试、殿试全都第一名。当时，浙江省城杭州的大街（现中山中路），在文锦坊以北，商辂曾经的居住地，建了一座青石牌坊“三元坊”，以志地方之贺。后来，这“三元坊”就成了坊巷的名字。
作者笔头如此一转，从表面看，似乎是“连中三元”的顺笔。不过，很少有人细究，历史上的商辂，在“土木之变”的立场。当时，英宗皇帝朱祁镇在土木堡兵败被俘，瓦剌军挟持他攻打北京城，朝廷上下全乱了分寸。这时候，商辂坚决站在于谦一边，提出废除朱祁镇，另立新帝，力主抗敌的方针。后来英宗复辟，于谦被杀，商辂却被免于一死。为什么？因为商辂是朱祁镇钦点的殿试状元，朱祁镇对他有好感。到此为止，整本《志余》的说太学生，才戛然而止。
为什么田汝成说南宋太学生，到了商辂就戛然而止？他就是希望当时的读者能明白，“社稷为重君为轻”的理念。可见，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的“天变”，在卷二改为“天命”，就是作者的有意。
三元坊青石牌坊早就没了，近六百年来，地名也和羊坝头一样，叫泛了，成了地域性的名字。所以，后来人说地名，总将20世纪初杭州的金融银行业之地，归在了三元坊，是个“泛”笔。其实，明时的三元坊，沿袭南宋惯例，也是一坊辖一巷，这就是后来的三元坊巷。
三元坊巷，东接大街（现中山中路），西连比圣庙巷。民国时，“三元坊”的匾额在中山中路的巷口，20世纪末，中山中路整改，“三元坊”匾额一度消失，2006年再次出现。这是一块石匾额，丁云川先生曾在杭州日报副刊撰文提及过，如今这匾额嵌在元福里一座亭子的下方。
后来的人对三元坊一名极为看重，清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率湘军进驻杭城，不少人就此居住下来，他们设立湖南会馆，就选择在三元坊巷，让子孙恪守曾国藩教诲，沾一点书卷“元”气。清末的杭州笔墨商业公会，也设在三元坊巷中，笔墨沾“元”，更名正言顺。
太学生对权相的无畏
要是说，以《志余》的卷二和卷二十五为例，说作者田汝成的“有意”，似乎仍欠不足。那么，再说说中间的十五卷。
《志余》卷二十二，说到“临安三学之横”。“三学”，指朝廷直属的太学、武学、宗学，但相关内容说的却是太学。“横”，是强横。强横到什么程度？“虽宰相台谏，亦直攻之，必使去其权。”也就是说，对朝廷的宰执班子、御史台、谏官的权贵，一旦被太学生抓住了把柄，“必使去其权”，坚决赶下台。
对此，朝廷稍有措施施行（“少见施行”），就会被太学生说成是秦始皇式的暴政（“借秦为喻，动以坑儒恶声加之”），朝廷上下也很少有人敢得罪太学生的（“君相略不敢过而问焉”）。要是官员的行径有不检点的被太学生抓住，动辄“扣阍上书，经台投卷”。“阍”指宫门，“台”指御史台，太学生走的还都是正常“法律”路线，为此，朝廷上下“畏之如虎”。度宗时的权相贾似道，能使满朝文武噤若寒蝉，但在太学生面前，唯一办法只能是提高生活待遇，息事宁人。
有一个说法：太学是“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有发头陀寺”说太学就像寺院，人一旦进入佛门为僧，极难返俗。太学生也同样，一经入学，从外舍生考到内舍生，再考到上舍生，哪怕一帆风顺，最少要五年。若要成了贡士，再殿试成为进士，更是难上加难。太学生终生读书，读成“白头翁”的，都有。这样的太学生，本就满腹牢骚，再加上京城多信息，朝廷一有不妥的事，太学生就会像是编外的“御史台”。
太学生的这一种“横”气，以理宗的景定年和淳祐年之间最为厉害（“盛于景定和淳祐之间”）。当然，这也不是太学生抓住了赵昀这一个被人扶持登基的皇帝的软肋，早在南宋初时，这习气就已经蔚然成风，宋金第一次和议签订，也就是秦桧的权势最为熏天之时，太学生张伯麟就在临安城内书写了标语：“夫差尔忘越王杀尔父乎？”
张伯麟这话，是借了春秋时吴王夫差忘了父仇，释放被俘的越王勾践回了越国。结果，勾践“卧薪尝胆”而复起，最终灭了吴国。太学生张伯麟以此讽刺高宗赵构重用秦桧，是自找灭亡。如此的抨击，哪怕是朝中功臣，脑袋难免也会搬家。但张伯麟只被判“杖脊刺配吉阳军”，也就杖打背脊，脸刺黑字，发配到了岭南。
岳飞被害，为岳飞鸣冤叫屈的人极少，太学生程宏图却明文上书，为岳飞申冤，还提出对发配岭南的岳飞亲属大赦，胆子不可谓不大。
理宗时期，右丞相丁大全和宦官董宋臣把持朝纲，名声极坏，但朝臣噤若寒蝉，只能以“叮（丁）咚（董）”指代。对此，陈宗等六位太学生，毫无惧怕，他们来到皇城的丽正门外，当着朝官卫士，“伏阙上书”，也就是长跪递交申诉，要求处置丁大全、董宋臣。后来丁、董被罢免，虽然事出他因，但太学生的“伏阙”，是一个极大的推力。
《志余》卷六，给了太学生陈文龙不小的篇幅。陈文龙在太学读书就深得贾似道惠顾，后来他殿试夺魁，迅速蹿红。一本惜字如金的《宋史》，对此评价五个字：“皆出似道力”。也就是说，得力权相贾似道。当时贾似道规定，朝臣的所有奏章，先要他看过，才能上呈度宗皇帝。陈文龙担任监察御史以后，首先破了这个惯例，凡有奏章，直接递呈度宗。贾似道在襄阳保卫战中失责瞒报，陈文龙当庭斥责。要晓得，贾似道一手遮天，无人敢当面说他一个“不”字。陈文龙这一种不畏权贵，力斥权相乱政的直面，完全是太学给予他的认知和胆气。
后人对陈文龙最有争议的是，身为参知政事的他，在元军兵临临安城下时，上奏“乞归养”。当时陈文龙才四十出头，提出回乡养老，确实让人议论。对此，清末大学者俞樾明确说，陈文龙提出“归养”是德祐二年的二月，以谢太皇太后为首的恭帝朝廷，已决定向元军递交降书。陈文龙的离开，体现的是一种“社稷为重”的理念。事实证明，回到家乡的陈文龙，“殚家财，募万兵”，拉起义军英勇抗击元兵。《志余》卷六，一直写到他兵败被执，绝食而死。
可以说，《志余》借南宋太学生这个群体所要表达的，正是田汝成的民本思想。这在当时，只能草蛇灰线，“委巷丛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