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战火纷飞的西迁岁月

在杭高校重谱“青春之歌”

2024-09-27

肖如平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

1946年6月11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抵杭,筹备复校。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十二点十分(车误点廿分)到杭站,即有杨其泳偕车夫长生来,接至校中。晤季讷、邦华、鲁珍诸人,谈半小时。吃面一碗后,阅压积信件多种。三点偕馥初至工学院及文理院—走,鲁珍同往。见大礼堂、大办公室及单人宿舍与工学院之北大楼、图书馆、工院礼堂、化工、电机诸室大致修竣,但工院方面水电未装,且仁斋已毁而信斋未修好,因白蚁已将房屋蛀坏也。西一、西二均住家眷,养鸡、洗衣,杂乱不堪。子弹库尚未悉数移出,而本校空地荆棘满地,不像一大学也。

走过战火纷飞的年代,不仅浙江大学面临“重谱青春之歌”的困境,国立杭州艺专、之江大学等在杭高校都走过一番曲折之路。

从西迁到返杭,当时当日,在杭高校曾面临怎样的抉择?广大师生是如何克服困难?这是一段值得去回溯、去纪念的历史。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艰难西迁 弦歌不断

全面抗战前夕,中国有108所高等学校,主要集聚在北平、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地。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先后有91所高校遭到日军轰炸和破坏。为了保存国家文脉,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华北和东南沿海高校西迁至大后方。

浙江大学西迁被誉为“文军长征”——从1937年到1940年,浙大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历时两年多,穿越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等省,行程2600公里,之后,浙大在贵州办学7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国立杭州艺专的西迁也颇为曲折。国立杭州艺专的前身是蔡元培等人筹建的国立艺术院。1937年11月底,杭州艺专师生开始西迁,经过长沙、贵阳、昆明,最后落脚四川璧山县。1938年1月,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合并成立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抗战时期,国立艺专是国内教授美术的唯一专业院校,潘天寿、林风眠、丰子恺等中国艺坛名家大师均汇聚于此。

之江大学的西迁过程更加曲折,最初计划迁至安徽,之后迁到上海。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被日军控制,之江大学被迫迁往福建邵武、贵阳,最后迁至重庆。

战时杭州高校的西迁,时间长,路程远,过程艰辛,损失严重,有些师生甚至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另一方面,在外敌严重侵扰之下仍然弦歌不断,广大师生以苦为乐,艰苦奋斗,谱写了我国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

战后复员 高校回迁

抗战期间,浙大师生一直期盼能早日回到杭州。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举国欢庆。8月11日凌晨,竺可桢立即着手安排接收杭州校区各项事宜。他一面嘱托龙泉分校主任路季讷就近安排负责接收校产的工作人员;一面将浙大近期在杭工作计划电告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

相比西迁,浙江大学的复校顺利多了,且非常迅速:复校采取了一个非常灵活的办法,即当年一年级新生直接在杭州报到开学,龙泉分校先行回杭,贵州本部随后回迁。1945年11月8日,浙江大学在杭州举行新生开学典礼,竺可桢校长发表讲话,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参加并致辞:“从后方移回前方开学的大学,当以浙大为第一所,因此这次开学典礼意义更是重大。”到1946 年1月,龙泉分校二年级以上学生全部在杭州复课。

与此同时,贵州校区积极准备复员杭州。根据教育部迁校会议的安排,以水路返校,浙江大学被排在第47位。考虑到这样太慢,浙江大学决定改变计划,将贵州校区所有人员集中在遵义,由遵义沿公路经贵阳到长沙,再转汉口,然后乘船沿长江西下。1946年5月,经过周密筹备,浙大师生员工踏上了回迁旅程。至1946年10月,浙大贵州校区全部完成了回迁。

抗战的胜利,让人们对战后国家建设抱有极大的热忱与期望,复员不仅仅是国家从战时状态恢复到平时状态,更重要的是开启战后重建的起点。

1946年,国立艺专整体迁设杭州,接收原国立杭州艺专校舍校产。1946年暑假,国立艺专师生300多人,从重庆磐溪分三路,北路经西安、南路经贵阳、中路沿长江,陆续返回杭州。1946年10月10日,国立艺专在西子湖畔正式复学上课。同年9月,之江大学在杭州校区也举行了复校典礼。

克服困难 重新出发

高校返回杭州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房屋问题。据统计,浙江大学校舍毁损严重,损失面积占比超过一半。国立杭州艺专校园位于杭州西子湖畔孤山南麓,校舍包括罗苑、照胆台、三贤祠、苏白二公祠、朱文公祠、启贤祠、莲池庵、陆宣公祠等建筑,战争使校园“景物荒凉,校舍残破”。之江大学“地面被壕沟、狐狸洞和飞机炸弹所破坏。花园、操场和草坪杂草丛生……大部分家具和设备都不见了,包括马尔济先生收藏的价值很高的植物标本。最糟糕的是丢了一些书,这是远东最好的图书馆之一。”

然而,有远大抱负的教育家从不放弃希望,用知识的力量鼓舞学生。竺可桢校长不仅身先士卒,带领浙大艰苦跋涉,也抓紧一切时间搞科研做学问。1947年8月30日,他以《科学与世界和平》为题,发表演讲:“有人说物理科学是基本科学,基本科学解决了,其余的科学可随之进步。这是不错,但是人生最值得研究的还是人。若人类本身不改进,还是贪多无厌地争权夺利,物质的条件无论如何优越,仍然不会有和平。”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重读这段演讲,依然给人启示与思考。这一程在杭高校的复员之路,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坚持“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爱国主义情怀,是永不褪色的青春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