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俞栋
湖湘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楚国的屈原，北宋理学大家周敦颐（湖南道州人）首开湖湘文化，南宋彪居正出任岳麓书院山长，明末清初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更是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近代著名藏书家也是“金融人”的王礼培，对王夫之崇敬有加，并引以为楷模，传承了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
王礼培（1864—1943），湖南湘乡人，字佩初，号南公，一号潜虚老人，擅诗赋（系“同光体”诗人）、工书画，中国同盟会会员，曾任湘乡学堂首任监督（校长）、河南大学教授和湖南船山学社董事长，著有《扫尘斋文集》《湘武述闻》《两思集》《前甲子诗篇》《后甲子诗篇》《小招隐馆谈艺录》《雨思集》《家传》《易闻远公传》等。
如今，我们谈起王礼培，更多的是称之为“藏书家”或“诗人”。而事实上，他还是位“金融工作者”，因为其曾一度任职于“湖南省铜元局”。仅看名字，这就是个有钱的地方。确实如此。用今天的话来讲，铜元局也就是“造币厂”，不仅铸铜元，还造银元。
王礼培出生于湘乡的世家望族。其叔祖王鑫是湘军创始人之一，和左宗棠、杨昌濬是儿女亲家。王鑫的好几个兄弟，包括王礼培的祖父王勋，乃至父亲王诗白、叔父王诗正，都是湘军将领。出生在这样一个显赫家族的王礼培自幼饱读诗书，又随祖父到长沙求学，就读于湖南思贤讲舍，并受业于王闿运、王先谦、吴大澂等众多名师，走的也是科举之路，自是写得一手好字。但笔者以为其书法贵在没有常见的那种馆阁体味道，颇具艺术价值和文人气息，着实不输今日之职业书家。
凡藏书者必抄书，抄书者也必善书，尤工楷书。因为抄书、评注多用小楷，日书千字，经年累月，自然熟能生巧。王礼培亦不例外，其楷书可以追溯到宋唐以上，用笔汲取了魏碑笔法特点，又有三国钟繇、魏晋王羲之之遗韵。结字总体以唐人为基，兼取欧阳询的严谨与颜真卿的宽博，点画精到，结体开张，从而形成了一种爽利、雄健的峭拔字态，显得高古、方正、朴雅，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一种风骨凛然、我书我意之势，与当时普遍盛行的如刻似削、状如算子、中规中矩的馆阁体截然不同，没有丝毫压抑性灵、违背自我的拘谨，跳出了时代书风的流弊。
最耐看、最具个性和成就的还是他的行书，一眼看去，有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因为其无论笔法，还是体势，抑或是气息、格调等，都与近代金石书画大师吴昌硕十分接近：线条老辣、行气通达，碑味充盈、书风朴拙。王礼培虽然非职业书画家，但如前所述，作为藏书家其藏品中名碑法帖自然是少不了的，整日把玩，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使他在艺术的见识与眼格上必定高人一筹。所以，其笔下的行书自觉或不自觉地糅合了篆、隶笔法，可谓“强抱篆隶作行草”，笔笔力透纸背、入木三分、十分扎实，绝无丝毫的浮夸与油滑，有一种难得的篆籀之气。
此气何来？据有关文献记载，王礼培的旧宅大厅内有36个黑漆书柜，全部是从广东用优质木材定制的，每个书柜均以秦代三十六郡的郡名作为编号，每个郡名均由其亲笔以篆书写就，再由木工精心雕刻而成。至于对隶书的学习，从与其有数十年交情的文禄堂店主王文进（晋卿）的信函往来中就可以找到踪迹和佐证。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文禄堂藏各家手札》稿本11册，内有王礼培手札九通，正是写于其经济困顿辗转卖书时期。我们从中既可以管窥二人交往的部分细节和经过，又能得窥王礼培藏书部分版本。这批手札中，第一通最长，王礼培谈到自己欲售之书及其作者、版本等具体内容，亦提及售价，如“晋卿先生足下：顷由湘运远来沪，拟至京，因患腹疾并气病，艰于腰足，未知足下可来沪一行否？……又宋嘉定本《汉隶字原》，大兴朱氏旧物也，亦系未经各家著录之本。……”据此推断，王礼培在篆、隶上应该是下过一番功夫的，绝非笔者臆断。正是浓郁的篆籀气、金石味，使他的行书与吴昌硕有了“暗合”之妙，亦更为可观。观其行书，体势灵动多变，随机生发，既得怀素、苏东坡、黄庭坚等前贤的启发，中宫收紧，点画舒展，遒润峻险；又能不拘陈规，跳出古法之外，有任意放纵而不加管束的特点，似在有法与无法之间；章法有黄道周、王觉斯、傅青主的影子，气韵畅达，缠绵不绝，给人以排山倒海、气势逼人之感。
不得不提的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王礼培那些墨迹，无论是楷书，还是行书；无论是寥寥数行的信札、诗稿，还是长篇累牍的文稿批注、古籍抄写，都写出了“小尺幅、大气象”的境界。（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浙江金融书法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