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与刚出生的林加者
林加者刚到巴黎时与母亲艾德蒙
二等兵林加者
张达义在自家工厂工作
张达义与父亲
张达义父母
吴时敏等十兄弟合影
口述 朱晓军 整理 叶小果
“你爱法国吗？”法军营长问他的士兵。
“爱。”20岁的二等兵林加者答道。
“你爱中国吗？”
“爱。”
“假如法国与中国交战，你的枪口对准谁？”
“我投降。”他说着举起双手。
“为什么投降？”营长大为惊诧。
“法国是生我的母亲，中国是养我的母亲。我不能向母亲开枪，只有举手投降。”
营长看了看他，也许理解了，没有吱声。
……
2023年春天，拥有一半中国血统，一半欧洲血统的林加者坐在我面前，微笑着讲述着50多年前的往事。
我不由想到2001年巴黎街头出现话剧《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广告时，时任法国华侨华人会第一副主席的林加者拍案而起，联合41家侨团起诉剧院和作者。他说：“我们民族的尊严绝不允许被侮辱！”
法国巴黎警察局户籍卡记载，林加者法国名字叫林扬·杰让，出生于1946年4月8日，生母：戈凡·艾德蒙；生父：让奴。
让奴的中文名是林永迪。他的家乡在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丽岙街道河头村。
温州是一片激情燃烧的土地，产生了很多奇迹。我过去写过《中国农民城》，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民难以进城，温州农民集资建座城市的故事。
2023年3月，温州作家王手邀我去温州瓯海区采风。在著名侨乡丽岙，我看到处处洋溢着欧洲风情，路边的咖啡吧、国际快递、银行像漫山遍野的迎春花。我被丽岙近百年侨史的故事所打动。温州“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多地少，由此催生出温州人走出去、向外发展的内在动力。
史料记载，1927年，有九位丽岙农民漂洋过海，七人去了法国，两人去了荷兰。那是丽岙的第一次出国潮。
为记录几代海外温州人的真实故事，我在丽岙租了一间民房，像村民似的生活——到菜场买菜，回家烧饭，晚上在村巷散步，闲暇时到村里的咖啡厅喝咖啡，和回乡的华侨聊天，跟当地人搭搭话儿，找机会到华侨家里坐坐，到他们的故居看看。
由此，我采访了林加者、刘林春、吴时敏等数十位侨领。
他赚到了钱，与一起做工的法国女孩相爱了
年近八旬的林加者，儒雅又直率，有问必答。他带我去参观两处旧宅，一处是他父亲林永迪在20世纪70年代回国后建的；另一处则是父亲1947年回国建的——林加者第一次出国和父亲第二次去法国，都是从这儿出发的。
林永迪第一次去法国是1937年。17岁的林永迪怀揣家里借的数百块银元，和一位同乡坐船到上海。他们从“黄牛”手里买了护照，在十六铺码头登上开往法国马赛的轮船。
在大洋上漂泊40多天后，林永迪乘坐的轮船终于抵达法国。他找到已经在此做了几年提篮小卖的叔公，叔公教他辨识法郎钞票，又教了几句常用法语，最后给了他一个装有领带、灯泡、花瓶和香水的小木箱。
背着小木箱，林永迪挨家挨户去敲门、推销。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林永迪从马赛漂泊到巴黎。在巴黎四区，他和同乡租了一间阁楼，买了缝纫机、打扣机和几把剪刀，制作皮包、腰带和西方人穿背带裤用的背带。
凭着温州人的聪明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赚到了钱，与在厂里做工的法国女孩戈凡·艾德蒙相爱了。接着有了杰让。
1947年春，赚到钱的林永迪领着妻子，抱着儿子杰让，登上了回中国的客轮。回到温州后，他按照林家的家谱，把儿子改名为林加长。
侨办领导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在法国仍然保持我们中国人的本色”
1949年的一天，法国领事馆发出撤侨通知，要求在华的法国公民离境归国。
又是在上海十六铺码头，母亲紧紧抱着3岁的林加长亲了又亲，把他交给丈夫，再抱起2岁的妹妹，拎着箱子，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轮船。
7岁那年，林加长上学了，放学后割猪草，放牛，喂鸡喂鸭。读到小学三年级上半学期，他就辍学回家务农，在生产队挣工分。那年他刚满10岁。
1962年，41岁的林永迪再次去了法国，把赚的钱汇回来，家里的日子有所改善。
1964年1月27日，中法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成为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西方大国。不久，林加长收到巴黎警局通过香港转寄到温州的法国护照，看着护照上自己的照片，他感觉自己离爸爸妈妈越来越近了。
中国政府也给他颁发了一本护照，由于温州话中“长”与“者”谐音，他的名字被写成“林加者”。于是他也就从“林加长”变成了“林加者”。
1964年10月24日，林加者穿了一身簇新的衣服，怀着即将与父母见面的激动心情离开了河头村。到达温州市里后，市侨办在华侨饭店请他吃饭，为他送行。侨办领导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虽然没有生在新中国，但长在红旗下。不论走到哪里都要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希望你在法国仍然保持我们中国人的本色。”
这句话，他一辈子没忘。
拎着小布袋，他乘坐长途汽车到了金华，乘火车到广州，再到香港登上飞往巴黎的航班。机票是妈妈提前买好的。
林加者前往法国时，和父亲林永迪第一次出国时年纪一样，都是18岁。
大年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达义”，寓意“我们达到了社会主义”
和林加者一样，张达义也生于巴黎，也有一个中国生父，一个欧洲生母。对他的采访是在线上进行的，他还给我发来21页手写的自传。
张达义，原名张大年，1945年10月9日出生在巴黎十区的圣路易医院。他的阿爸张月富是温州丽岙镇下呈村人，二战爆发时，张月富乘船回国，苏伊士运河不通，船返回了巴黎。后来，阿爸在法国结了婚。大年刚满周岁，妹妹刚刚满月，年仅19岁的母亲就过世了。阿爸要工作赚钱，只好把女儿托付给岳母，把大年送给了巴尼奥雷市的一对法国夫妻收养。养父母视他如己出。
1954年9月，阿爸带他回国时，法国养母流着泪给大年穿上过节时才能穿的小西服和小皮鞋。
回国到达下呈村，地面泥泞，来接他的哥哥弯下腰，把他背进了家门。灯下有个女人，阿爸让他叫妈妈。他才知道，这个妈妈是阿爸的原配。
他渐渐熟悉了下呈村的生活，跟妈妈、哥哥越来越亲近。
妈妈给了他超越血缘的母爱，见他的西装小了，就起早贪黑纺纱织布，请裁缝给他做西服。妈妈知道他爱吃水果，每次买菜会特意买点水果给他吃。他感冒了，发高烧，妈妈一夜没睡，坐在床边照顾他。
初中毕业时，大年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达义”，寓意“我们达到了社会主义”。
1963年，张达义有了正式工作，还娶了老婆叫秀珍。
“上帝啊，我的中国儿子大年回来了！”
在林加者到法国15年后的1979年5月，张达义也离开了温州。当时他已有两子一女，阿爸于一年前去世。阿爸对他寄予两大期望：一是传宗接代，二是养老送终，他都做到了。
张达义先到荷兰与已经移民的哥哥团聚，再乘火车抵达巴黎，见到表哥和同乡们，向他们打听养父母的地址。
几经周折，他叩开了一扇门。一位金发泛白，腰背佝偻的法国老太太出现在眼前。
“上帝啊，我的中国儿子大年回来了！”法国养母扑过来，紧紧地抱住高高大大的儿子。他也抱住养母，两人泪雨滂沱。
张达义走的时候，养母掏出500法郎悄悄塞给他。他没想到，靠微薄养老金生存的养母给他这么多钱。
刚到巴黎的张达义，在工厂做工，一周七天从早忙到晚。他边干活边听广播，练口型，练发音。像他的温州同乡们一样，“宁可睡地板，也要做老板”，等到积累了一些资金和经验后，他就开始独自办厂。后来生意越做越好了。
不管多忙，张达义每个星期都去看望养母。1986年，养母去世了。接到电话，他满脸是泪。下葬时，他把腕上的手表摘下来，放在养母的脸旁。他说，愿这块手表在天堂陪伴着你，愿它的每一秒跳动都在表达：大年想你！
“我们本来就是穷人家的孩子，什么苦都能吃”
采访吴时敏时，我才知道，丽岙有结拜十兄弟和十姐妹的习俗，男孩女孩十来岁时结拜兄弟姐妹。结拜后，要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相互帮衬，携手并进。吴时敏是在读小学二年级时结拜的，在十兄弟中，年纪最小，排行老十。
吴时敏是丽岙镇后东村人。1986年，他22岁，刚成家。虽然年纪不大，但生意已做了十来年。当时，盟兄弟程国华的爸爸回来了，要把老婆孩子带到法国去。
临行前，十兄弟团聚，拍纪念照。到1996年，十兄弟都出国了。吴时敏是1990年3月去的，是十兄弟中第三个出国的。
性情豪爽的吴时敏，我们在丽岙见过两次。他说，盟兄弟出国，其他兄弟要送红包以示祝贺。他和妻子一起出发时，也是盟兄弟帮忙凑的盘缠。
他抵达巴黎后，国华和父亲一起去迎接。在国华家住下，他开始找工作，在帽子作坊做锁边，没干几天就熟练了，做得又快又好。
得知另外一位盟兄弟张朝斌开了一家制衣厂，他打去电话求职。他们也是邻居，打小就在一起。张朝斌很是仗义，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我们本来就是穷人家的孩子，什么苦都能吃。”吴时敏这样对我说。他每周干七天，为了赶活儿，时常连轴转，实在撑不住，趴在缝纫机上小憩一下，或倒在衣服堆上稍眯一会儿，起来继续干。
后来，张朝斌的制衣厂关了，吴时敏和妻子就在家里做代工。1998年，他从别人手里买了一家服装厂。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
在巴黎的温州人的服装批发生意火爆起来。吴时敏把服装厂卖了，想做服装批发。弟弟说罗马的服装批发市场生意很好，兄弟俩一拍即合，成立了服装进出口贸易公司。
吴时敏的大儿子读大三时，父子间有过一次正式的谈话。他问大儿子毕业后做什么，大儿子毕竟是从温州出去的，也想做生意。于是，2008年，吴时敏在巴黎买下一家服装批发店，交给毕业的大儿子去经营。
几年前，吴时敏从罗马公司退了出来，把自己的股份给了弟弟。他说，“钱是赚不完的，我该回家好好陪陪老婆孩子了。”那年，他51岁。
婚后，他们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3万法郎
我特别想采访侨领的妻子，女人往往比较感性，男人记下的往往是结果，女人记住的往往是过程和细节。
林加者和妻子应爱玲，是他到法国第四年订的婚。初到巴黎，林加者在父亲的皮件厂做工。后来，他在法国服了兵役，法语突飞猛进，身体强健许多，长高了十多厘米。
我采访林加者时，应爱玲陪在身边。她10岁前生活在温州，到了法国继续上学。相比林加者的儒雅，她的性格更活跃。
“订婚半年后，我们就同居了。”应爱玲记得，1969年5月，他们踏着红地毯步入巴黎市政厅结婚仪式大厅。新婚的他们，第二天一早，像往常那样一起去上班。
由于“玲”与“林”谐音，林加者对她说：“你叫应爱林（玲），应该爱林加者。”应爱玲对此回忆，“那个时候他喜欢我，超过我喜欢他，可能我有点笨，哈哈。”
婚后，他们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3万法郎！接着，他们转行做围巾批发生意。从二手店买了一辆厢式货车，把丝巾、围巾、领带装了上去。应爱玲在家看店，照顾孩子，林加者开着大货车走了。
林加者说，“我跑了五年，每年跑十多万公里，就这样把生意一点点做起来了。”他真的不乏法国人的浪漫，开车在外卖货时，每到一处就给妻子寄张明信片。
几年后，他们又在巴黎的庙街盘下一家批发店。有钱后，他还经常给妻子送花，送她各种各样的礼物。看到他们俩在一块儿，我觉得真般配。
刘林春每天收听中国广播，相信中国会发展起来
我采访到的另一位女性，是刘林春的妻子。男人和女人确实不一样，刘林春讲不上来的时候，就问妻子，她的记忆力非常好。
刘林春也是吴时敏的盟兄弟，排行老四，1964年生人。当吴时敏到了法国，开始有钱赚了，他们夫妇才出发。
是妻子先到的巴黎。等刘林春到达时，妻子已经赚了两个月的工资，提前租好了房子。刘林春跟着妻子做衣服。有她在身边指导，缝过几件后，他就熟练了。
有一次，刘林春和妻子去看埃菲尔铁塔，电梯上到一层平台时，妻子就不再上了。一层平台收费2法郎，到顶层要5法郎，她舍不得。
到法国的第四年，他们开始给制衣厂做代工，还清了债，攒下了钱，缝制技术越来越娴熟。但是居留证迟迟没有办下来。
刘林春每天收听中国广播，了解国内形势和发展趋势，相信中国会发展起来。他总对自己说，要回国创业，要做生意。
1995年11月26日，他们离开巴黎。回到了温州的家，见到了分别5年的孩子，团圆的感觉真好。
刘林春回来后，当上了后东村的村支书，还创办了摩托车配件厂。第三年，他又办起了服装厂，为在欧洲做服装贸易的丽岙华侨供货。后来他在广东建起了一家服装厂，在意大利、美国、阿联酋的迪拜创办了4家服装贸易公司。他的服装厂鼎盛时期年产1000万条牛仔裤，在意大利的贸易公司一年销售400万条牛仔裤。
2017年妹妹、表弟表妹回中国，他们没想到，中国竟然发展得这么好
我根据这些温州人的故事创作出中国第一部反映侨领的长篇报告文学——《巴黎有片榕树林——海外温州人的家国情怀》。今年4月出版上市，同时签了法文版，这是对中法建交60周年的一个献礼。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像笔下在法国打工的温州人似的，早晨四五点起床，下午三点散步，晚上十点睡觉，每天干十几个小时，减掉了9公斤体重。我在写那些故事的时候很感动，眼泪常常不由自主地掉下来。
2017年，张达义带着妹妹和表弟表妹回中国，拜谒阿爸的坟墓。妹妹、表弟表妹没想到中国竟然发展得这么好了，交通这么便捷。他们都为自己身上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而自豪。
林加者和应爱玲退休后，为江西井冈山一所小学捐资20万元，还赠送了全校学生校服和书包。
吴时敏也从巴黎回来了。他说：“我的根在中国，我的爸爸妈妈都80多岁了，我很内疚，这些年没时间陪陪他们，也没好好地照顾他们。”
在这群侨领身上，我充分感受到温州人的胆大，不安分，敢为天下先；头脑灵活，有经商意识；抱团、仗义，深受中国文化孝悌忠信传统的影响；以及对根——家乡和国家深深的爱。他们在海外抱团发展，犹如家乡的榕树气根相连，枝叶扩展，蔚然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