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姥姥抱着1岁的我。
2020年，姥姥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特意合影留念。
口述 李清 整理 艾苓
姥姥感觉天都塌了，她写字给我父母看：“孩子先交给我，我来带”
在很多场合，我这样介绍自己：“我叫李清，清楚的清。我姥姥希望我能听清楚、说清楚。”
我的父母都是聋人。我妈妈是小时候发高烧致聋，我爸爸是小时候得了中耳炎。他们都是聋校毕业的，后来在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北京市三露厂上班，是同事。
1989年，我出生了。出生时，医生做过检测，说我的听力没有问题。但11个月大时，我发烧很严重，父母抱我去了小医院。医生给我打了庆大霉素退烧。
3岁那年春节，父母带我去姥姥家。姥姥叫我，我没回头，她着急了。到同仁医院做检查，我的听力损失在100分贝左右，鉴定为全聋。
医生追问用药史，问出来庆大霉素，那是致聋药物。姥姥后来说，那一刻，她感觉天都塌了。她写字给我父母看：“孩子先交给我，我来带。”
聋人家庭的孩子都是跟父母学手语。3岁前，我手语打得特别溜，但一个字都不会说。姥姥送我去幼儿园，小朋友欺负我，还向老师告状。有一次，他们推倒我，我摔晕了，他们却说是我自己摔的。
姥姥来接我，我跟姥姥嘟囔。谁都听不懂我的话，姥姥懂，她替我跟老师解释。
老师说：“咱北京有个康复中心，专门教这样的孩子学说话，您可以去看看。”
姥姥家在崇文门。从那天开始，姥姥骑着小三轮车，天天带着我出去打听这个康复中心。那时候资讯不发达，打听了很多天，没人知道。
姥姥想，出租车司机见多识广。该花的钱就得花。她拦了一辆“夏利”车：“师傅，我去康复中心。”
司机问：“哪个康复中心呀？”
姥姥说：“不知道，那地方专门教孩子学说话。”
司机说：“您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办呀？”
姥姥说：“您先带我找找吧，也帮我问问别的师傅。”
司机拉着我们打听了一圈，没人知道。
“只要您有爱心、有信心、有耐心，孩子就一定会说话”
第二天，姥姥骑上小三轮车，带上我往北京南边去，边骑车边打听。有人说：“听说有个康复中心，还没盖起来呢。”
姥姥继续找，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一个“康复中心”。
到了门口，我抓住栏杆哭，死活不进去。进进出出的人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我怕我进去以后也那样。
姥姥跟门卫打听，门卫说：“小营那边好像有一个。”
姥姥请门卫帮忙问问，门卫打完电话说：“是那家，您快带孩子去吧。”
那个地方叫“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1983年成立的。接待我们的是万选蓉老师，她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含混不清地说：“李清。”
万老师说：“行，这孩子可以留下来。先做体检，再给孩子配个助听器。”
姥姥问：“我外孙女能学会说话吗？”
万老师说：“只要您有爱心、有信心、有耐心，孩子就一定会说话。”
我戴上了助听器，要长时间的训练，才能识别声音，然后是难度更大的发声练习。
康复中心的老师非常负责，每天都在记录本上留言，告诉家长今天学了什么，在家需要做什么练习。
回家后，姥姥按照要求辅导我做完练习，再向老师反馈。这是其中两页：
姜老师：
您好！昨天李清回家复习作业。
1.发音训练。d、t、n、l音发得不熟练。
2.常规训练。老师问的话，都能回答。
3.学习儿歌《公园里》。“公园里，花儿开。花儿好看，我不摘。”她会背。
4.问答练习。公园里有什么？花、树、小河，她看图都知道。就是亭子，记不住。
家长
1994年10月10日
张老师：
您好！今天复习情况如下：
1.复习儿歌《秋天到》。她背诵熟练，个别字说不清。
2.提问和回答练习。
问：现在是什么季节？
答：是秋天，天气凉了。
问：秋天小朋友穿什么衣服？
答：穿毛衣，穿长裤子。
问：秋天有什么水果？
答：有柿子、橘子、梨、苹果。
另外，我每天都问她：中午吃什么饭？
她答：吃面条，有肉，还喝汤。吃什么饭她都知道。
家长
1994年10月31日
姥姥是胡同里第一个装电话的人，为了帮我做听力练习
我是在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北京话叫“胡同串子”。只要谁喊一嗓子，胡同里的孩子都跑出来玩，一玩起来就不想回家。
姥姥是胡同里第一个装电话的人，以前装机费、电话费很贵，为了帮我做听力练习，姥姥舍得。她经常去附近小卖部，花钱往回打电话，问我：叫什么名字？几岁了？现在干吗呢？有什么计划？
她还物尽其用，把蒸锅、小锅、炒勺、碟子、饭碗、水桶等放到客厅，让我背过身，她敲东西让我猜：“这是什么声音？”这个练习经常做，那个蒸锅都让姥姥给敲漏了。姥爷拿出去请人修补，勉强还可以再用。
姥姥还有个习惯，她总蹲下来跟我说话，哪怕我只有一点点进步，她都拍手叫好。要是我不好好练习，或者跑出去玩不想回来，鸡毛掸子或戒尺就会打到身上。挨打的时候我不哭，知道姥姥为我好，我会努力地练说话。
我7岁了，可以说完整的儿歌，但有些词还说不清楚。比如，一二三，我的发音是“一二单”；舅舅，我的发音是“又又”。
姥姥送我去普通学校读书，人家不收，建议我读特教学校。可特教学校没有语言环境，我妈妈小时候就是去了那儿，没学会说话，姥姥不想我也这样。
回家后，姥姥开始“疯狂”训练我。饭菜做好了，姥姥有一连串问题：今天吃的什么饭？这个菜里有什么？那个菜里有什么？一个字说不清楚，立马反复练。都说清楚了，才能吃饭。我那时候很瘦。
北京所有的公园，大的小的、远的近的、收门票和不收门票的，姥姥都带我去过。她让我听小鸟叫，告诉我是什么鸟；她教我认指示牌上的每个字，一遍遍读出来。天坛离姥姥家近，是我们常去的地方。
晚上，我跟姥姥睡一张床，睡前握住她的一只手，我会睡得很安心。
有一天我半夜醒来，发现姥姥坐着，灯没开，但我知道她在哭。夜里的姥姥和白天的姥姥不像一个人，白天的姥姥总笑呵呵的。我装作不知道，继续睡。
自始至终，姥姥都相信我是冤枉的
第二年，姥姥再送我去那所学校，人家还是不收，姥姥突然跪下去求老师。老师马上扶她起来，说：“别这样。”
就这样，我入学了。
我是班里唯一戴助听器的学生。
小孩子都好奇，有时候拿了我的助听器，你扔给他，他扔给你，就是不给我，急得我直哭。第一对助听器花了6000多元，是我爸爸借钱买的，我怕给摔坏了。
我的成绩还算争气，上学第一年，语文和数学考了双百。
刚入学时，我旁边两个同学在座位上打闹，课桌上的小水壶摇摇晃晃。眼看就要倒下去，我冲过去扶，但晚了一步。水壶破了，壶胆碎了，水淌出来，我们都傻了。
老师来了，问：“谁弄倒的？”
他们都说：“李清！”
我说：“不是我！”
老师问：“不是你，是谁？”
我去扶水壶，手刚碰到，壶就倒了。但这么简单的话我当时还不会说，我只会说：“不是我！”
老师很生气，找了双方家长。
那位家长说水壶很贵，50元买的，必须赔偿一模一样的。
姥姥说可以。
她什么都没问，把我送回家就出去了。炎热的下午，她骑三轮车跑了十几家商店，没找到那款水壶，买了同等价位的。
回来看我没在家，她以为我又跑出去玩了。她去胡同里找，见我一个人蹲在旮旯那儿，在打自己的嘴。
姥姥“哇”的一声哭开了。自始至终，她都相信我是冤枉的。看见我“惩罚”自己，她心疼了。
“姥姥别哭，姥姥别哭。”我止住眼泪，跑过去，拉着姥姥的手回家。
剪完头发，我的“桃花运”就没了
2000年，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成立了聋儿艺术团，团里都是和我一样戴助听器的小朋友。经过持久的康复训练，聋孩子不仅开口说话了，还能上台表演。
每次周末排练和到各地演出，姥姥都陪着我。我们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歌声与微笑》，在长城脚下唱起《同一首歌》。每次演出，我们先朗诵，再伴随着音乐，一边唱歌，一边打手语。聋儿艺术团还参加过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的录制，我们多次跟很多大明星同台演出。
一次次登台，让我变得开朗、自信。持续的听说训练，让我越说越清楚。到了初中，我说话别人基本能听懂。
听力也在逐渐变好，但上课还需要看老师的口型。我就刻意练习自己的听力，别人听三遍，我听更多遍。考试的时候，我的英语听力基本满分。
初中班主任周宪华老师经常表扬我。我的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还评上了崇文区和北京市的“十佳”中学生。
有几名男生追我。我跟其中一个说：“要想跟我好，必须和我一起学习。”那个男生很努力，数学成绩进了班级前10名，周老师点名表扬他，我还挺高兴的。
姥姥发现我“恋爱”，跟我说：“你还小，你的任务是学习。” 她让我剪掉了长发，留运动头。很奇怪，剪完头发，我的“桃花运”就没了。
胡同拆迁后，姥姥在我父母住的小区买了房。我仍跟着姥姥住。
爸爸有一部淘汰下来的西门子手机，我每天放在裤筒底下带去学校。我以为我的小秘密姥姥不知道，其实她都记着。等我成绩下滑，才翻旧账。
姥姥说：“这事我早知道，你说怎么办吧？”
我乖乖地掏出手机关机，再没用过。
考试结束，姥姥说：“你回你爸妈身边吧”
高中三年，是辛苦的。听障孩子更要加倍努力。
早上5:30吃早饭，我的菜里一定有肉。姥姥把一个肉夹馍、两个鸡蛋、一盒牛奶装进我书包，那是我在学校的每日加餐。
晚上7:30我到家，姥姥刚好把饭菜出锅。晚上9:00她送来切好的苹果，10:30送来牛奶，00:00是其他水果。
2009年，我参加高考统考。考试结束，姥姥说：“你回你爸妈身边吧。”
我蒙了，大声问：“为什么？”
姥姥说：“我把你拉扯大，就是为了让你孝敬爸妈。现在我老了，你长大了。”
但姥姥老了，不是更需要我陪她、孝敬她？为什么赶我走？我一个人跑出去，在马路上走了好久。
晚上回来，姥姥说：“吃饭吧，吃完睡一觉，明天回你家。”
幸好，我考上了大学，读的是广告学专业，可以住校。
没有姥姥在身边的日子，我很不适应。饮食不调，加上熬夜，大一下学期，我大病一场，检查结果是胸腔积水。
我做了手术，住院5个多月。胸腔积水患者绝大多数是老年人，有的奶奶前一天还在跟我聊天，第二天就没了。
我终于醒悟：我和姥姥早晚也得分离，她断然推开我，是让我独自成长、承担义务。
“等你有能力了，才能帮助别人”
初中时，我跟聋儿康复中心的万选蓉老师说：“我要帮助别人。”万老师回答：“等你有能力了，才能帮助别人。”
上大学后，我是班级团支部书记。2010年12月29日，我光荣入党，是我们年级第一批预备党员。
我把消息告诉姥姥，姥姥说：“你必须为人民服务！”
姥姥大名赵玉珍，1937年出生在北京，家里有两院五厢四合院。日本人打进来，强占了姥姥家的房子，一家人只能去别处租房。到读书年纪了，姥姥想上学，太姥姥说女孩子读书没用。姥姥跑到学校教室外面，踩着砖头，趴着窗户听课。她又跟太姥爷说想上学，太姥爷同意了。正式上学那会儿，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姥姥那年13岁，直接上三年级。小学毕业后，她进了北京国棉二厂，兢兢业业工作到退休。
童年时，我一直在姥姥的缝纫机上写作业，对面墙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下面是雷锋像，雷锋像上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字。
毕业后，我一边工作，一边读了软件工程专业的在职研究生。
三年后，我去一家外企面试，对面坐了八位面试官，我的求职意向是技术岗位。几轮问答后，有个面试官问我：“你愿不愿意考虑下做人力资源管理？它可以让你有更多机会跟人沟通。”
我说明我的听力情况，担心自己不行。她说：“没问题的，你完全可以胜任。”
我从人力资源业务伙伴助理做起，一步步成长。有段时间我负责校招，我建了微信群“李清小姐姐在这里”，群里都是高校应届毕业生，我义务为他们答疑解惑。
后来我到另一家外企工作，担任人力资源项目经理。有的高校请我去分享成长经历，有的机构组织残障人士的模拟面试，请我当评委。
一次活动结束后，有位年轻的残障朋友找到我。他想应聘设计师，投了很多简历都没成功。我看了他的简历，问他参加过什么项目。他说参加过一个名牌大学的无障碍项目设计。我让他补充到简历里，他在这个项目里担任什么角色、有哪些收获也要写上。
简历完善后，他很快收到了面试通知。
朋友说，你对人太善良了。我说，为人民服务。
传说中的阿尔茨海默病，降临到我最爱的人身上
9岁那年，看电视剧《大宅门》，里面有很多人死去，我吓哭了。
姥姥问：“你哭什么？”
我说：“您要是不在，我就没有家了。”
姥姥把我搂在怀里，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不用怕，我在呢，一直在！你还没长大，姥姥还没完成任务，不会死的！”
等我长大成人，姥姥把我“赶走”，她也开启了自己的老年生活：去附近公园遛弯，和邻居奶奶们一起唱歌，学会用手机视频聊天……
疫情期间，姥姥的社交生活中止了。再见姥姥时，她突然老了：她去厨房拿东西，进到厨房忘了要干什么；做饭时忘了开火，甚至忘了关火；嗜睡，好像总也睡不醒。
有一次我去看她，她问：“你找谁？”
我说：“我来看看您啊。”
她问：“你是谁啊？”
我说：“李清啊。”
她目光呆滞，摇了摇头。那一瞬间，我害怕了。
姥姥确诊是2020年3月，传说中的阿尔茨海默病，降临到我最爱的人身上。
我请最好的医生给姥姥诊病开药，陪她定期复检；我陪她做认知训练，认识颜色、形状、数字，就像当年姥姥教我学说话，一个音、一个字、一个词地练；我开车陪她去北京环球度假区，去大大小小的公园，就像当年姥姥骑着小三轮车带着我到处转；我请摄影师来家里拍摄，我要把我和姥姥的影像留下来。
姥姥很乖。有时，她还没睡够，我叫她起来训练，她也不恼。
姥姥很努力。尽管，她的手越来越抖，但每天都在纸上写写画画。
姥姥依然智慧。有一次提到生死，姥姥说：“我哪能不死呢？人都有一死，那是新陈代谢。”
这两年，姥姥的整体情况向好，但时常反复。我能做的，就是握住她的手，陪着她。
每次去医院做复检，都要写一个完整的句子，内容不限。她写的句子经常让我泪崩。她写过：
“我爱我的外孙女，因为她非常关心我的身体”；
“我很爱学习，我年纪虽然大，但是天天学习好”；
“还是社会主义好，关心老年人的健康”。
我的姥姥是钻石，每一面都很亮丽，就算是阿尔茨海默病，也没让她失去光彩。
有一天，姥姥说想自己去交电话费，我只好站在远处偷看。看着姥姥的背影，我特别心疼。姥姥，您不用怕，我一直在。如果您又忘了我，您就有机会重新认识我——“我叫李清，清楚的清。因为我的姥姥一直希望我，听清楚，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