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曹晓波 照片提供 徐楚浩
每年芦花吐穗时，西溪深处，一个盛会总会如期而至，这就是秋雪庵的两浙词人祠祭典。近年来，两浙词人祠得到恢复，祭典礼仪备受关注。
追思百年前两浙词人祠的创建，有两个人不得不说，这就是陈增寿和夏敬观。
两个时代之间，他们的选择
浙江山水，本多俊贤，豪迈婉约，词人麇集。民国初期，杭州的诗词圈，又多了两种人：一种是有钱有闲的前清遗老；一种是刚摘了前清顶戴，又任民国要职的“两截”官吏。陈增寿属于前者，夏敬观是后者。
张之洞有一诗说：“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诩津桥警杜鹃。辛苦李虞文陆辈，追随寒日到虞渊。”说的是宋朝不用南方人为相，但恰恰是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这些南方人，为挽救赵宋，呕心沥血。张之洞此诗，也是民国初期一些前朝官吏的写照，他们身处新时代，却念念不忘对清室的匡扶。
陈增寿（1878-1949），湖北浠水人，属于张之洞所说的一类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增寿连中乡试、会试，官至清廷监察御史。辛亥革命以后，无奈的他才退居杭州，于苏堤第一桥的小南湖西边，建了一处庄园，人称“陈庄”（20世纪50年代成为西山公园一部分，即今花港观鱼公园西南侧）。
陈增寿的女婿周君适（1903-1989），湖北黄陂人，其母亲与瞿秋白的母亲是嫡亲姐妹，周君适回忆说：“我和陈增寿的长女订婚的次年，他不许我进‘洋学堂’，把我接到陈庄随他读书。”周君适来到陈庄，是1920年夏天，园门外正月的大红春联，日晒雨淋下已变成灰黄，苍虬大字仍在：“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这是杜甫的诗句，陈增寿借来，明显表达了对清廷的忠心，后句“西山”似乎指向西湖的西山，却也是陈增寿别有所指。
周君适到陈庄的第二天，陈增寿带他去谒拜张苍水墓，陈感叹着说：“西湖有三处忠义的墓葬，岳坟人所周知，于忠肃（于谦）知之不多，张苍水几乎湮没无闻。”面对荒凉，两人惘惘对立。
相比之下，曾经的江苏提学使夏敬观（1875-1953）就“顺之者昌”了。宣统元年（1909），倾向于“变革”的夏敬观，毅然辞官。辛亥革命成功，夏敬观率先剪掉辫子，以示和清廷的决裂。1919年，受当时的浙江省省长齐耀珊的盛邀，夏敬观出任了浙江省教育厅长。
齐耀珊（1865-1946），光绪末年正二品官衔，江海关道兼洋务总办，是前清官场的新派人物转而成为的民国要员。民国的新官、前清的遗老，只凭了私交喜好作揖交往，倒也互不歧视，一团和气。
两浙词人祠，设在秋雪庵内
陈庄的陈增寿，在苍虬阁的书房中，吟诗作词，挥毫泼墨，日子过得颇为悠闲。周君适回忆：“苍虬阁的座上客是常满的”，此阁面临小南湖，花木扶疏，阁内的正墙，挂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所谓的清末“中兴”四大名将之像。一边墙上，挂的是宋徽宗赵佶的《晴麓横云》画，元朝吴镇的《苍虬图》，还有陈增寿的几幅画作。
陈增寿有兴致的时候，也在苍虬阁邀客小聚一饮，再来一场“打诗钟”。也就是要求一炷香燃尽，敲钟鸣时后，参与者限时吟出有两个指定字的对联诗出来，对格律、格调的要求颇高。譬如，某日指定用“九、南”两字，嵌入上下联第四个字。曾国藩的长孙曾广钧，应时出了“死而可九吾无悔，魂不能南客莫招”。这用的是屈原、宋玉的辞句，既稳又含蓄。不过，有人说格调是否太衰颓了一点。据说，后来曾广钧在归南途中病死客栈，此“诗钟”居然成了“诗谶”。当然，这是题外话。
好诗者也好词，不少好“诗钟”的对联，有出自词句的。在周君适的回忆中，陈增寿的深交夏敬观，对宋词极有造诣，却极少参与“打诗钟”。其实，夏敬观对诗词的喜好偏重是其次，已认同了民主与共和的他，对自诩有“匡扶”之心的遗老们，少了一些共同的语言。
周君适回忆：1921年，夏敬观在一次聚会后，提议在幽静的西溪，修建一所“两浙词人祠”，以告慰众人敬仰之英灵。当时在西溪有两处僧庵，一处秋雪庵，一处茭芦庵，受太平军兵燹后一直荒废。那一年四月，秋雪庵刚修建完工，于是，他们决定两浙词人祠设在秋雪庵内。
当年18岁的周君适对杭州知之不多，他在回忆中少说了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湖州南浔的富商周庆云（1866-1934）。周庆云写有《重建秋雪庵碑记》，明确记载了他出资二百银元买下秋雪庵旧址，又集资七千银元，重建庵内堂殿。夏敬观等人对两浙词人祠的选址决定，应该是借用或者租用了秋雪庵的部分。
祠堂落成日，全国名流收到了通知
“两浙”之分始自唐代，而词人最为兴盛之时，正是两宋。宋时的“浙西”，还包括如今苏南的苏州、无锡、镇江、常州等地。周君适回忆，当时两浙词人的供奉，主要是唐五代以来的两浙原籍词人，以及宦游的官员词人，并以宋代为重点。
1921年9月，祠堂落成，发起人夏敬观等向全国各地名流分发通知：“克期来杭州参加祭典”。又盛请闲居的朱孝臧，作祭典日的主祭，并请他撰写一副祠堂对联。朱孝臧（1857-1931），浙江归安人（今湖州），光绪九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朱孝臧诗词文俱佳，时称“清末四大家”之一（另三人：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
朱孝臧也是一个清室的“忠臣”，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聘他为高等顾问，朱孝臧一笑拒之，宁可隐居上海，以卖书画为生。这一日，朱孝臧为了撰联，吟了不少唐诗宋词，最后认为唐代温庭筠《过陈琳墓》的“词客有灵应识我”很应景，却想不起现成的词句作为下联。
陈曾寿在一边也是捻须久久，见朱孝臧顿住，突然出口：“西湖虽好莫题诗”。陈曾寿这一句，出自北宋文与可赠送苏东坡出使杭州的《句（其一）》，原句是“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和朱孝臧的上句极为押韵。文与可与苏轼是表兄弟，因苏轼为文常带讥讽，文与可也是规劝他的意思。陈曾寿将“吟”改成“题”，流露出了遗老们对时世的反感与行事的小心。
“举行祭典那一天，朱孝臧、胡嗣瑗、陈曾寿带着我乘坐夏敬观的小汽艇泛舟西溪去词人祠。西溪是一个狭而长的溪流，时值深秋季节，芦花似雪，丹枫如染，一路上看不尽的清秋景色。两浙词人祠的正门上，贴着朱孝臧的‘词客有灵’对联。大殿神龛里密密层层的牌位，居主的牌位是白居易。”
以上是周君适的回忆，他毕竟年少，对这一天陆续前来公祭的人，大多不识得。他说：“其中有遗老，也有文人墨客，有民国官吏，也有既是民国官吏，又是满清官员的后裔，兼着两种身份的人。如民国浙江省厅长左兰荪是左宗棠之孙，陶叔惠（是）陶文毅之孙。”
这天来的六个人，近代史上都留名
周君适的回忆有差错，查左宗棠的孙子并非“兰”字辈，当时浙江的省厅官员，也无“左兰荪”。“陶叔惠（是）陶文毅之孙”也不对，陶叔惠，清时官至四川补用道，当时，正在浙江高等检察厅任检察长，是陶文毅的曾孙。
陶文毅这人值得一说，原名陶澍（1779-1839），清道光年两江总督，林则徐、左宗棠都出自他的提拔。当时左宗棠与陶澍相差33岁，还是一个“青涩”布衣，身为都督的陶澍，慧眼识珠，说你左宗棠的日后，决不次于我，并决定将女儿许给左宗棠。感动得这位后来的左大帅，跪伏在地，久久不起。陶澍死后，清廷追封为太子太保，谥号“文毅”，人称陶文毅。
不说陶叔惠当时的省高等检察厅检察长的职务，单凭他祖上的声誉，在两浙词人祠祭典中，也是杠杠的人物。除此以外，周君适能完整地写出姓名的人，有六位，个个不简单。
陈三立（1853-1937），清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官至吏部主事。陈三立的父亲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维新变法时，全国数湖南风气最盛，完全得益于陈三立对陈宝箴的襄助。陈三立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时称“维新四公子”。变法失败，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同时被革职。陈三立的诗词书画名气也大，他和陈增寿、陈衍，并称“海内三陈”。那几年陈三立小居杭州，是苍虬阁常客。
余肇康（1854-1930），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历任武昌、汉阳知府，后聘为湖南粤汉铁路总公司总理。辛亥革命后闲居上海，以著述为主。其手稿、日记，是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及铁路史的重要资料。
王乃征（1860-1936），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受排挤后远派为贵州布政司。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以行医、字画为生。
吴士鉴（1868-1934），杭州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殿试高居榜眼，后授南书房行走、光绪侍读。民国后闲居家乡，钻研金石碑帖、古籍史书。
袁思亮（1879-1939），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民国初年国务院秘书，后居住上海，著述、收藏古籍。袁思亮所藏的宋元古籍，在江浙颇有名气。
胡嗣瑗（1869-1949），值得细说。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连中乡试、会试。殿试时本该一甲第一名，妥妥的状元。哪晓得十个阅卷大臣，为他起了分歧争议，无奈，只取在二甲第二名，官至翰林院编修。民国后，冯国璋慕名胡嗣瑗，聘任他为督军公署秘书长。
这胡嗣瑗当了民国的官，依然不忘“大清”，参与了张勋复辟，失败后隐居杭州茅家埠，建“五峰草堂”。因为离陈庄近，胡嗣瑗与陈增寿来往得最勤。陈增寿有诗赞他：“孤臣头白醉钧天，莲炬金杯照夜筵。问答玉音犹在耳，凄迷春梦已如烟。”“莲炬金杯”引用的是宋神宗赐苏轼夜宴，令内侍撤了御前的“金莲炬”，一路照亮送苏轼归院的故事。“玉音”，皇帝说话的声音。此诗似乎写的是风花雪月，实质充满了对皇恩的难忘。
那一天的两浙词人祠，香烟袅袅，名人济济，“胡嗣瑗连连赞叹着：‘胜友如云，高朋满座！’”不过，究竟来了多少“名士”？年少的周君适就说不全了，他写道：“有的遗老我不认识，也数不清。”
有一个在杭州的大“遗老”，却没有被邀请
但是，有一个在杭州的大“遗老”却没有被邀请，他就是居住在丁家山（今西湖国宾馆内）的康有为。丁家山原名一天山，1921年，康有为在此建了一座“一天园”，又称“康庄”，带了他的小妾，过着幸福日子。
康有为在变法中呼吁罢四书文、改试策论、建京师大学堂、立各省学校的政见，与陈增寿赞助张之洞废除科举、兴学校基本一致，又都是保皇党的同路人。当年的西湖以西，人烟稀少，作为近邻的康有为和陈增寿，本应走得很勤。但是，陈增寿始终认为“戊戌变法”操之过急，机事不密，导致光绪皇帝被慈禧幽禁终身，追源祸始，康有为应该负全部责任。因此，两人虽然结邻，极少来往。这一次两浙词人祠祭典，这么一个大动作的文化活动，康有为不可能不知道。
祭典后的当日晚上，陈增寿拿出一坛陈年的“女儿红”黄酒，邀请远道前来参加祭典的老友，在苍虬阁品尝佳酿，再来一场“打诗钟”助兴。座上客大致也是陈三立、朱孝臧、胡嗣瑗、王乃征、袁思亮、吴士鉴等人。
红烛高照，名香缭绕，打诗钟尚未开始，小厮突然来报，有客人求见。此人乘舟前来，不请而进，只见他“须发皆白，脸色红润，头戴瓜皮小帽，身穿又宽又长的方马褂，枣红长袍，脚蹬一双挖云双梁缎鞋，蹒跚地走了进来。‘啊，仁先！啊，散原、疆村！……啊，盛会，盛会了啵！’——来的人打了一口广东腔。”
仁先是陈增寿的字；散原是陈三立的号；疆村是朱孝臧的号。旧时，对人称号比称字更显尊重，可见，康有为与陈增寿还是较为随意。见康有为进来，众人起身，拱手让座。陈增寿又低声对周君适说：“康圣人来了。”周君适这才晓得，此人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悻悻然离去，居然没人挽留
周君适回忆：“康有为不等别人发问，便夸说自己那座一天园如何的幽胜，内中的人天庐、明瑟亭、幽饮亭、石老云荒馆是分布得如何井然有序，冬青树、树带草、桃李梅杏又如何的杂植得宜。话题转来转去，便骂起袁世凯来了，最后是：‘别人说他是天与人归，我早就说他是山穷水尽了啵！’康有为说这话，一直没有歇气，简直不允许别人有插话的余地。”
在座的人都晓得康有为与陈增寿有一点嫌隙，对他的侃侃而谈，没有人应和，更没有人主动说起为词人祠而远道赶来的事。陈三立的“打诗钟”瘾头很大，仗着是维新的元老，年岁又最长，他起身再次拱手，直接告知康有为，我们正在“打诗钟”，请他也加入做一联，如何。
“啊，我搅局了啵！”康有为似乎无话可说，哼哈了几句，又见无人搭理，便起身说了几声“告辞，告辞！”哪知此话一出，居然没人表示挽留，康有为只得悻悻然离去。
康有为一走，胡嗣瑗首先说了话：“圣人还是这样飞扬浮躁，旧性不改。”陈三立叹息一声，他说：“广厦虽然为事志大才疏，究竟人才难得。”广厦是康有为的字。
众人借了“打诗钟”的兴头，七嘴八舌提议，把“有为”二字嵌进对句的末字，做一副联来，如何。此说本是玩笑，没料到，还真有人出口了：“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
1924年，夏敬观辞职去了上海。次年，北伐军南下，孙传芳兵败，西湖边充满溃兵。陈增寿怕冷僻的陈庄出事，携家奔了上海租界。两浙词人祠的供奉，在秋雪庵虽然无所变动，但在周君适的笔下，祭典再也没有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