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彭小华和父母合影。
口述者彭小华
口述 彭小华 整理 叶小果
两周前，父亲被下了病危通知书
“爸爸，我回来了……”
我俯身唤着父亲，一只手抚摸他的额头，另一只手握住他的手。他的鼻孔插着胃管，下身插着尿管，胳膊肘被绑在床边，那是怕他无意中去拔管子。
父亲的手，消瘦，苍白，原本无力地垂着，此时仿佛突然有了力气，和我紧紧相握。
那是2020年11月9日，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下午4点半，终于到了探视时间。我穿着防护服，戴着帽子、口罩，第一个走了进去。
90岁的父亲，大部分意识已不清楚，但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知道自己的女儿回来了。在父亲耳边，我平静地告诉他，这一趟回国的经过。我告诉他，外孙女好好的，也告诉他，自己这次不走啦，会一直陪着他。
两周前，父亲被下了病危通知书。在等待回家的日子里，我设想过对父亲的告别，在心里构思了一篇追思父亲的文章。
终于能够见到他，对我来说，就是惊喜，就是赚了。
父亲的身体原本很健康，随着记忆力急剧衰退，他逐渐不会识字、写字，情况越来越差，去华西医院住院。他有脑梗，也有脑出血，因为年老体衰，不能手术。
出院时，父亲不能走路了，是被背回去的。当天，他就在家摔了一跤，出现高烧症状，随后再次住院。我提醒家人，能不做的检查就不做。但去了医院，医生还是采取了延续生命的插管、抢救，还有多项检查。
护工告诉我，那些检查对父亲的打击很大。他脸都吓白了，做了核磁共振后，还要做一个增强的脑部核磁共振，他不肯配合，是打了镇静剂才完成的。
见到父亲的第二天，在我和哥哥的要求下，父亲从ICU转入普通病房，便于亲友们探视。
父亲明白，女儿已经不在了
我的父亲彭静中，1930年农历正月十一日生于四川峨眉。他四岁发蒙，一路读到成都的新式学堂，始终学业优异。
六七岁时，由我的爷爷奶奶做主，父亲和我母亲张秀莲定亲。
1948年，还是高一学生的父亲回家成亲。新婚之夜，他和我母亲才第一次见面。婚后次年，父亲辍学，回家乡当了小学教员。1950年，我的大姐崇莉还在襁褓中，父亲奔赴东北，参加了抗美援朝志愿军。
还没来得及参战，战争就结束了。父亲所在的部队从陆军转为海军，驻扎在青岛。安顿下来后，他写信回家报平安，让母亲带着姐姐去相馆拍照片寄给他。
母亲寄去了自己一个人拍的照片。照片上的母亲黑衣黑帽，神情严肃、悲伤，信里对姐姐只字不提。父亲明白，女儿已经不在了。
1957年，父亲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次年，母亲几经辗转，从家乡到上海探亲。又过了一年，母亲在老家生下我二姐海婴。但二姐也夭折了。在那前后，父亲还失去了他的父母、岳父等亲人。
大学毕业，父亲被分配到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离家乡近了，但父母依然分居两地，只有寒暑假才能见面。1963年，父母迎来了我的哥哥。父亲对母亲说：“再生个幺女吧，等你老了好给你穿针。”1967年，母亲生下了我。
1979年正月，父亲和母亲结束长期分居，我真正开始和父亲一起生活。他是一位慈父，从未责罚过我和哥哥。当我考试不及格，他的反应是，“老师怎么这样，给我幺女这点分？”
父母的晚年堪称幸福，哥哥和我对他们尽心尽力照顾。父亲曾计划，继续研究学问，把他想写的书完成。不料老天爷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看着病床上昏迷的父亲，我知道他的大部分生命已经离开。没必要再让父亲受罪了。但哥哥不同意。他是一个孝子。看到父亲还有呼吸，也顾虑别人会怎么说。
我们讨论了四次，谁也没有说服谁。
火车开来的千钧一发之际，我就地趴下了
在我出生之前，父亲让母亲迁居到夹江鱼市嘴，那里依山傍水，交通便捷，有夹峨公路和成昆铁路通过，比较富庶。
听母亲讲，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跟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
我10个月大时，正值寒冬腊月，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在河边打猪草。她解下围腰，把我放在地上，让我攀着背篼，还让哥哥看着我。她割着猪草，无意中一抬头，哎，孩子不见了！扭头一看，我在河水里面挣扎。
眼看波浪就要把我卷往河心，母亲跳起来，奋不顾身冲到河里，把我抓上岸。脱下自己的衣服，把我卷起来，抱着跑回家，手忙脚乱地烧水，给我洗澡、暖身体。
幸好，我只是打了几个喷嚏，别的啥事都没有。
到了两岁，杏子成熟的季节，我遭遇了一次更大的危险。哥哥带着我和一群孩子，在成昆铁路的铁轨上玩耍。有人发现几百米外火车呼啸而来，大孩子们四散奔下铁道，小小的我跑不动，一个人被留在铁轨的中央。人们眼睁睁地看着我倒在火车轮下……
母亲在百米外的菜地里目睹了这一幕。她丢下镰刀，失魂落魄地跑向铁道，发现我竟然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毫发无损，也没哭。原来，千钧一发之际，我就地趴下了。从此，我被称作“背火车的女娃子”，在远近闻名。
乡下人爱讲鬼故事。我家门前150米是成昆铁路，翻过铁路，是一个大坟岗。屋后的山上也有很多坟墓。我每天都要经过这些地方，远远地就在心里打鼓，憋着气，攒足劲头，每次飞奔而过。
我怕黑，也怕鬼，还怕母亲会死。长大后我读儿童心理学，才知道孩子没有办法一个人生存，才会担忧主要养育者的死亡。这也是我在许多年后关注临终话题的根由。
母亲觉得自己不能死，她放心不下未成年的我
1978年冬天，母亲积劳成疾，导致子宫重度脱垂，必须马上手术。
母亲让我替她写信，告诉在成都教书的父亲。她说，“问他回不回来嘛”，我照原话写下来。她又流着泪，嗔怪我不该那样写。
母亲做手术时，父亲没有回家照顾。术后，母亲元气大伤。全家在成都团聚后，她似乎没有一天不在生病、吃药。我的内心也像惊弓之鸟。
我13岁那年，母亲连续腹痛、便血，经常半夜三更去医院看急诊，后来被诊断为直肠癌。当时，得了癌症相当于判了死刑。
母亲向医生要求，要了解自己的全部病情。医生说，手术治疗中可能会做结肠造口，以后大便就流进挂在身上的塑料袋里。母亲在病房看到一位病友就是那样，做了肠道改道后，丈夫嫌弃，从不来探望。
母亲想到万一手术以后……那还不如死了算了。但又觉得自己不能死，她放心不下未成年的我——哥哥考上了师范，毕业就会有工作，而且他是男孩子，她不担心。她担心自己死后，英俊有才华又正当盛年的父亲会另娶，担心后妈虐待我，担心父亲嫌弃我。母亲把眼泪都哭干了。
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母亲究竟得了什么病。我只能从大人们张皇的神情和窃窃私语中感觉事情很严重。我的世界快要崩塌了。
术后，母亲想见我，让父亲带我去医院。所幸，肿瘤发现得早，医生医术高超，母亲担心的情况一个都没有出现。
母亲的身体逐渐好起来，我可以安心地读书了。
新婚之夜，我提出两个要求
1987年，读外语专业的我，从四川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四川省人民医院的医学图书馆，负责外文医学资料的翻译。这期间，省卫生厅把我借调去，给国际交流活动做翻译。我的医学知识突飞猛进。
在医院工作后，总有亲朋好友通过我求医问药。帮助他们的过程中，我目睹了太多死亡，也意识到了医学的局限。
其中，最刺激我的问题就是绝症患者、临终患者的知情权。医生通常只把病情告诉家属，患者往往在治疗中死去。由于不知道死之将至，也就谈不上安排后事，和亲友告别。
这样的人生结局，很“潦草”。
1989年1月，我结婚了，丈夫是普外科医生。新婚之夜，我提出两个要求：“如果移情别恋，请第一时间告诉我；如果我得了绝症，请第一时间告诉我。”
一天晚上，丈夫值夜班。我午夜梦醒，听见窗外下着雨，梧桐树叶发出沙沙声响。我想到了生命的诞生，没有人通知过我，但是我要对自己的死亡有所掌控。我暗自发誓：生不能由我，死一定得由我做主！
在继续的工作中，我和丈夫一起翻译了《当代急诊医学治疗手册》。这本书在1992年出版，有200多万字。翻译时，我第一次看到“临终关怀”的相关内容。
我和丈夫商议，办一所临终关怀医院。我们为此努力过好几年，但壁垒很高，没有足够的钱。加上我怀了女儿，考上了研究生，创办临终关怀医院的计划，不得不放弃了。
“终有一死：医疗和临终重要事项”——我的心被触动了
读完研究生，我在一所大学做了英语老师。很不幸，我的婚姻也触礁了。那段时间，我和好友讨论怎样的死法最好。她希望死得浪漫，我希望死得安宁。
两年后，我与美国汉学家白亚仁结婚。2013年，45岁的我辞职，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临终与死亡是我的研究主题。
2014年，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书评，书的英文名《Being Mortal: Medicine and What Matters in the End》，直译就是“终有一死：医疗和临终重要事项”。
我的心被触动了。多年来，我一直都在关注这方面的议题。此时我已人到中年，父母年事已高，必将面临衰老与死亡。我希望能学习相关的先进理念。
这本书的作者是哈佛医学院印度裔教授阿图·葛文德。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阿图讲述父亲的故事。阿图的父亲也是一位医生，核磁共振发现他的脊髓里长了个瘤子。他分别请两位神经外科医生给出建议，之后他选择了延期手术。
手术为他争取了两年半的宝贵时间。在手术前后，阿图的父亲坚持临床工作、慈善活动，继续打网球，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还回到印度的故乡探望家人，关心他在故乡建造的学校，以及修桥铺路的事业。
第二次术后，病情发展需要化疗，但阿图的父亲决定放弃，因为他认识到，此时化疗对改善身体状况的意义不大。他接受了临终关怀服务：医生帮他调整药物，减轻呕吐、疼痛等症状，专业的护士上门探视，还有人提供健康护理服务：洗澡、穿衣等等。
最终，阿图的父亲在家中去世，亲人们陪伴在侧。他在生前订立了遗嘱，遗愿之一是将骨灰撒入恒河。
我决定翻译这本书，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很幸运，我联系到了拥有中文版权的出版机构。2015年，《最好的告别》中文版上市后，迅速成为畅销书，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我非常赞同阿图医生对医学本质的思考，他说：“我们的工作是保证健康和生存，但我们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助人幸福。”
早在健康、清醒时，婆婆就交代了危急时刻的医疗决策
2016年8月7日，我89岁的婆婆离世。那是我第一次陪伴亲人去世。
婆婆读书时是学霸，职业生涯里是很优秀的学者。78岁那年，她住进养老社区，但仍旧保持着社交生活，她组织读书俱乐部，还加入了诗社。
到了85岁以后，她的记忆力不行了。报纸每天放在她的床头，但没法读了。去参加老年人的游戏，她跟不上，打瞌睡。她说，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个很聪明的人。
随着老年痴呆症状加重，婆婆的意识越来越糊涂，甚至失去了行走能力，完全依靠轮椅。她住进了养老社区的健康中心。那是为失去自主能力的患者划定的区域。
早在健康、清醒时，婆婆就交代了危急时刻的医疗决策：不抢救、不进ICU、不戴呼吸机、不剖切器官、不要鼻饲等，并让子女替她签署了生前预嘱。
我公公已经去世，婆婆的三个子女在母亲的临终救治问题上，意见一致。姐弟仨都觉得，“如果我处于妈妈现在这个样子，我是不想活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让她经受呢？”
婆婆临终前，我们陪伴着，抚摸着她的手，在耳边告诉她：你是一位特别伟大的妈妈，感谢你为家人付出的一切。
我们选择理解和尊重母亲的决定。我就好好陪伴她吧
告别了婆婆，我又面临生命中的另一场告别。
2016年3月，88岁的母亲出现便血。我陪她去做肠镜检查，确诊是直肠癌复发。医生告诉我，母亲没有高血压等基础病，手术风险小，切除癌块，两周就可以出院。
我和哥哥、父亲商量后，如实把病情告诉母亲。但她坚决地说，既不住院，也不手术。家人们都不希望母亲失去治疗机会，也不希望她遭受癌症晚期的痛苦折磨。我和哥哥还有个想法，觉得我们做儿女的还没有尽到责任。
我们安排父母回峨眉老家，全家旅游一次，同时召开家庭会议，我和哥哥重申，希望母亲多活几年。
说起来，母亲只读过一年多私塾，但她非常有主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人生智慧。她有句名言“三分匠人，七分主人”，意思是做活时，工匠出三分主意，主人出七分主意。放在治病上，要自己作判断，不能把决定权完全交给别人。
母亲最后的决定，是用抑扬顿挫的四川话说的，“花钱，受那罪干啥子？”来日无多，没必要挨那一刀。
死前的疼痛及别的痛苦，她都理解和接受。她还能自主生活，要好好享受活着的时间。最重要的是，她已经圆满完成了人生责任，世间已无牵挂之事——至于父亲，她知道我和哥哥会照顾好他。
就像《最好的告别》里所讲的，我们选择理解和尊重母亲的决定。这些年我都在研究临终，接下来如何让自己的母亲善终？我就好好陪伴她吧。
我对母亲说，以后你当女儿我当妈。她微笑着说，好。
我告诉医生，只做对症治疗，让母亲感到舒适就好
母亲在确诊后，过了一年半的正常生活。
虽然我们的习俗忌谈死亡，但母亲不仅经常谈起，并且明确交代，绝不可在她生命垂危时实施抢救，她说插管、呼吸机、鼻饲——那些都是“活受罪”。
当母亲的身体变得明显虚弱，无法采取积极治疗时，我带她住进了一家安宁疗护机构。但如厕不便，没有洗浴条件，饭菜难吃，母亲熬了十几天，坚决要求回家，“宁死也不要这样活着”。
回家后，她的身体日渐衰退。但母亲的很多愿望在我们的支持下得到了满足。她想做香肠、包粽子、炸酥肉，自己不能动手，就指挥家人一起做。
我建议母亲邀请亲友来家里为她贺寿，五六十位亲友欢聚一堂，寿宴之后，姨妈和舅舅们陪着母亲出去游玩。
到了2018年初，母亲已经虚弱得无法站立，很少进食，我劝说她住进一家医院老年科的单人病房。我告诉医生，只做对症治疗，让母亲感到舒适就好。
我和哥哥尽量每天探望她，不在同一个城市时，就每天视频。父亲一辈子对母亲不离不弃，他人生第一次完全放下了书本、研究、写作，每天去医院陪伴，还常常住在医院里。
每次我从洛杉矶飞往成都的航班在凌晨5点到达，我总是一下飞机，就直奔医院，去陪护母亲。每到病房，我一定抚摸她、拥抱她、亲吻她，打趣她，同她逗乐。
2019年4月19日晚间，在几位亲人的陪伴下，母亲在医院病房停止了呼吸。她走得平静、超脱。遵照她的遗嘱，在追思会后，我们把她的骨灰撒到家乡的河里。
“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原谅你了、我爱你”
与哥哥最后一次讨论后，我放弃了父亲的医疗决策权。
我突然有一个冲动，想写一本书，把自己关于临终和死亡的那些思考告诉更多人。
2023年3月，《学会告别》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我在书里讨论了与临终有关的一系列主题，还有婆婆、母亲和父亲的临终故事。
根据我的研究和总结，临终者有五个情感任务，分别是：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原谅你了、我爱你。
当生命即将结束时，临终者觉得一生的责任完成了，没完成的也交代好了；该道的谢，道了；该道的歉，也道了；该表达的爱，表达了；该表达的原谅，也表达了。这就是最好的告别。
如此说来，我的婆婆、我的母亲，都实现了最好的告别。而我父亲，在住进医院两年后，最终保持着植物人的状态去世了。
每个人的临终状况并不一样，但都需要去学习和准备。学习对死亡的接受，做最好的临终准备，就可实现最好的告别。而家人，要给予临终者满满的爱和温暖。
2016年，我预立了遗嘱，坦然安排了身后事。更早时候，我填写了捐献器官的文件。
通过律师，我还签立了一份医疗决策授权委托书，当自己不能自主决策时，我丈夫亚仁是我的医疗决策第一代理人，我女儿是第二代理人，我的继女是第三代理人。
哲学家尼采说过，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我很同意这句话。我还要说，死亡不是禁忌，向死而生，活在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