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銮图》 南宋 上海博物馆 藏
包伟民
也许是因为临安城（杭州）曾经作为南宋王朝行都之故，近代史家很早就将它纳入研究视野。从20世纪30年代起，关于临安城的研究已拓展到政治、地理、文化、经济生活等多个领域。至今近一个世纪，专文专书数量众多，蔚为大观。
如果我们转换视角，从都城的定位来观察南宋临安，这个城市在“不经意间”从一个地方州城一跃而成为行都，一个半世纪后，其发展历程又被一场军事征服所打断，退回原位。它的地理区位、经济资源、文化风格等要素将如何制约临安行都地位的构成？反过来，行政地位的巨变又将在哪些方面影响这个城市在公元13、14世纪乃至更长时段的发展？或者，这也是一个有意义的观察点。
易言之，南宋临安提供了一个观察传统时期行政地位与城市发展之间关系的难得例证。研究南宋行都临安，既不能局限于行都一地，也不能固守南宋一代，而应该拓展视野，既顾及“畿甸”，也看到前后时代的变化。唯有在多方位的比较之中，才能更加凸显这个城市的特点，看到历史的真相。
辗转“定都”于杭
建炎元年（1127）五月初一 ，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为远离金人兵锋，他一路南逃。十月廿七日，赵构来到扬州。建炎三年（1129）初，金军再次南下，赵构渡过长江逃到镇江，之后到达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并停留了一段时间。二月十三日，赵构初次来到杭州。五月初八，赵构在一些大臣的催促之下又回到江宁府，宣称要抵抗金人，同时下诏改江宁为建康。七月十五日，又下诏升杭州为临安府，此举说明建康与临安都成为了他的行都候选地，但他当时仍未决定究竟建行都于何处。由于金军再次南下，十月初八，赵构回到临安府，向浙东地区逃遁，在越州（今浙江绍兴）暂留。十一月十六日，金军以完颜宗弼（兀术）为主将，攻陷真州（今江苏仪征），两天后进犯建康府。十二月初二，赵构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接着上船避敌。十二月十五日，金军占领临安城，完颜宗弼派遣四千轻骑，过钱塘江追杀赵构，于三十日追到明州城下，最终占领明州。其间，赵构流亡海上，十分狼狈。
建炎四年（1130）二月初三，金军从明州北撤。赵构得知消息后， 于四月十二日回到越州。翌年（1131），改元绍兴。十月廿六日，赵构升越州为绍兴府。他在绍兴待了一年多，直至绍兴二年（1132）正月十四日，才重新回到临安府。绍兴七年（1137）二月初八，赵构又从临安府前往建康。
早在赵构登基之初，君臣就围绕建行都问题进行过讨论。李纲曾建议另建三都，即西都长安、南都襄阳、东都建康，以备巡幸，使金人“无所窥伺”。赵鼎提出经由荆襄，巡幸蜀中；张浚建议以鄂州、长沙为行都等，但都因为担心难以控制东南财赋重地等多方面原因，未被赵构采纳。后来争论的焦点逐渐集中在东南地区的绍兴、建康以及临安三地。
为什么最后选定临安？应该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首要问题是财赋。绍兴僻处海隅，州城狭小，其所在浙东地区的物产无法满足行都的财赋供应，距离驻扎在江淮一带的宋军也较远，不利于遥控指挥。绍兴二年（1132）四月初一，回到临安的赵构将由绍兴府治改成的行宫赐还地方，复为府治，表示不再考虑将绍兴作为行都的候选地。
其二是区位。临安有运河交通之便，腹地也比绍兴（越州）更广。建康的经济地理、政治地理与军事地理等条件都更优于临安，但就防御金兵来说，却不如临安更安全。他放弃在地理上有镇东南之势的建康，选择地势狭窄、僻在海隅的临安的主要原因，无非是前者太过靠近长江，而后者离金兵更远，且有“重江之险”。
绍兴八年（1138）正月十一，赵构从建康出发，于二月廿二日回到临安府，再未徙居他处。
“行在”“京师” 颇费苦心
《宋史·高宗本纪》绍兴八年条末条载：“是岁，始定都于杭。”实际上，当时赵构只是颁发了一份“复还临安”诏书：
昔在光武之兴，虽定都于洛，而车驾往反，见于前史者非一，用能奋扬英威，迅行天讨，上继炎汉。朕甚慕之。朕荷祖宗之休，克绍大统，夙夜危惧，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抚绥淮甸，既已申固边圉，将率六军复还临安，内修政事，缮治甲兵，以定基业。非厌霜露之苦，而图宫室之安也。自今而后，应诸路宣司制置使等，其深戒不虞，益利士卒，常若敌至以听令，帅守监司其协心同济军务，罔或不勤，以副朕经营之意。（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三）
诏书中并未承认把临安作为京城，南宋朝廷为了表示“恢复之志”，坚持以临安府为“行在所”而非京师，并落实到各项制度之中。
龚延明教授在讨论临安府的设官置吏历史时指出：临安府官职设置，降格于开封府，仍带有州郡府治之印记。如：临安知府，正称“知”，而开封知府必带“权”字；开封府不设通判，以判官、推官为佐贰。通判、司理院本为州郡官，北宋京师开封府皆不置，临安府则设通判，置司理院而不设左右军巡院，仍保留州郡官结构不变；至于府院，开封府为司录参军，而临安府仍沿用杭州的州格， 称之为录事参军等等。
在南宋前期，几乎没有人把临安称为京师，但宋高宗之后，朝野上下习惯于现状，逐渐把临安称为京师。又如临安三志的书写，记载大事记、衙署等部分，《乾道志》卷一作“行在所”,《咸淳志》卷一至十五作“行在所录”，《淳祐志》 虽然残佚不明，大致也应如此。《咸淳志》所附临安城地图，却作“京城图”,直白地表现了两种心理的交杂。
周边地区与临安 一荣俱荣
临安作为当时行政地位最高的城市，它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复杂的双边影响，既要汲取大量的资源，调拨周围资源来支持它，同时也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
行都作为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其巨大的市场对周边地区商品供应的刺激，产生广泛的经济影响。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四记载的关于临安城四门所入商品的分类特点较为典型，为今人所熟悉：
车驾行在临安，土人谚云：“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 盖东门绝无民居，弥望皆菜圃；西门则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给坊市；严州、富阳之柴聚于江下，由南门而入；苏湖米则来自北关云。
行都对“畿甸”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可能更容易为人们所感知。明州（今浙江宁波）地区在隋唐以前仅为东海小邑。到了南宋，明州列为辅郡，前后有史、楼、袁等诸世家问鼎朝政“衣冠日隆”，俨然有了东海名郡的地位。
执南宋东南地区学术文化之牛耳的浙东学派，无论是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的永嘉事功之学，还是陈亮的永康学派，以及吕祖谦重经世致用的婺学，如果离开当时以行都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地理背景，也是难以理解的。正是在这种地理格局之下，南宋东南地区另一个凸显的政治文化现象就是在科考领域引人注目的成功。浙西自不必说，仅就浙东地区而言，越、明、台、婺、处、衢、温等诸州，南宋都是它们在科考领域最为成功的一个时期。
南宋灭亡以后，临安城及其对周边地区的多重影响力随着行都地位的终止而明显衰退。到元代，虽然仍有据说出自马可·波罗之口的 “天城”之誉，更多应该立足于它的行都旧貌与消费文化。
通过南宋临安城的历史变化，可以发现行政地位对传统城市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目前学界对于传统时期都城的发展水平，无论对于经济还是文化，大多持乐观的立场。我们应该对这样的认识主观性保持足够的自惕，以求进一步接近历史的真实。
（作者系杭州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浙大城市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